《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最引人关注和最引起争议的莫过于国资监管由“管企业”到“管资产”并改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条，因为这意味着之前还在热议的”淡马锡“模式将正式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参照，同时也意味着国企改革的重点将由事关“所有权”的混合所有制转移到“经营权”的改革上来。

　　那么淡马锡又是何方神圣呢?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74年的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公司，但是新加坡政府对其有100%的股权。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公司，淡马锡的宗旨在于“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公司掌控着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其营业收入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甚至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真正吸引“部分领导层”的是，淡马锡公司的建立也是跟新加坡的国企改革密不可分。独立初期的新加坡面临着创造就业机会，独立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为此，新加坡政府出面兴办了包括交通运输、造船等大量的国有企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兴办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如何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新加坡也是成立了大量的所谓”政企不分“的“法定机构”，如电力局、石油管理局等(类似我国的电力、铁道、邮电部)。但是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这样的模式同样遭遇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十分迫切又艰巨的问题。

　　国有企业要想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出路只有一条——私有化——这也是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选择。但是一向被称为“强人政治”的新加坡是不愿意私有化的，因为“强人政治”必须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对于当时已经被推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新加坡而言，计划经济是回不去了，况且作为当时极度想跟西方拉近距离的国家，新加坡必然只能选择市场经济，选择以控制股权的方式更“隐蔽”地控制经济。在高超的政治理念指导下，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由财政部(投资司)负责组建一家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联企业的资本的国家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淡马锡公司。淡马锡的成立，不仅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更为其他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时实现威权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

　　当然除了上述对于政治上的考量，淡马锡模式的国企改革无疑也是最符合当下中国实际而且也是各方利益集团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了。

　　首先，淡马锡模式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营权上面，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会直接触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天条”，也避免引起更大的争议，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其次，在新加坡的实践中，确实表明淡马锡模式“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根据《淡马锡年度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为2,660亿新元，按新元计算的1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19.20%，而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股东总回报率为16%，比起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而言，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无疑更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后，淡马锡模式虽然不能尽使主流经济学家们满意，但正如《财经》杂志所言“总体上这个方案仍然是在向市场化方向前进的”，因为从“管资产”“管人、管事”到只“管资本”，意味着今后国家不能也不会再干预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特别是对于将被划分为商业类的国企，国家将仅仅“履行出资人的义务”，也就是只关心我能不能不亏本而且能赚到钱(“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是典型表现)。

　　并且在新加坡的实践中，拥有淡马锡100%股权的财政部在公司内部能起的作用很小，其主要事务仅包括任命淡马锡董事会的主席和董事，审阅淡马锡每年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等，而董事会在内部运营管理方面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等事宜，并在投资决策等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不受财政部的制约，并且淡马锡的直属子公司以下各个层次公司的组织结构与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完全依照市场规则运营，经营机制与一般私营企业没有明显区别。这实际上意味着淡马锡模式是在没有名义上的私有化的情况下却做到了市场经济“产权明晰”的要求，因为每家“国有企业”都事实上独立了，作为掌握其股权的国家只是相当于一个大投资人而已，哪里能赚钱就投资到哪里，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是的，你没有看错，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淡马锡模式的实质，所以也就难怪这是一种让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都能接受的模式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肉食者”谋出的国企改革方案真的就是我们想要的吗?谁又将为这样的改革方案买单呢?毫无疑问，只能是普通百姓和原有的国企普通职工。

　　更加或者只注重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的国企只会通过裁员降薪减少福利等来降低其成本，失去垄断地位和保护补贴的商业类国企只能向更会赚钱的私营企业看齐，工人阶级将失去最后一块避风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经济基础也将被瓜分殆尽。同时，更加注重成本—收益的所谓公益类国企对公共产品的提价也必定势在必行，普通百姓将承受更为庞大的日常生活开支，如果严格控制定价，那么肩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使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就不会向那些利润较低的提供公共品的公益类国企投入更多的资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甚至一些投入大收益低的公共领域将无人问津。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淡马锡模式是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表面上没有触及所有权问题，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看似没有私有化而实际上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掌握控股权，甚至将部分国有股转变为优先股，丧失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所谓的国有(名义上为全民)资本将成为权贵手中可以更加自由使用的牟利工具，而所谓的国有企业不过成了企业高层管理的独立王国，只需定期缴纳一定贡赋即可(即所谓的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

　　市场经济指向下任何的国企改革方案最终都只能导向私有化(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名义)，这不仅是理论推导的结果，更是三十多年来国企改革的实质。而淡马锡模式不过是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份更为“好看”的分赃协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