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延安精神铸就“中流砥柱”

点击：  作者：李云雷    来源：横渠书院  发布时间:2015-09-05 22:52:39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从家乡流亡出来，于1940年到达延安。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1岁的贺敬之，这位《白毛女》《南泥湾》《雷锋之歌》《回延安》等经典作品的作者，接受记者采访，谈起抗战时期的经历，他仍然记忆犹新。

 

　　从台儿庄走出的少年

 

　　贺敬之的家乡在山东枣庄，他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1935年，11岁的贺敬之由亲友资助到离家20里路的一家私立的完小插班，读书。在此期间来了两位新老师，对他做了民族意识的启蒙，在此之前，他听家里人讲过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但是并不了解详情，这两位老师在课堂上选的教材和讲解的内容，都是从“九一八”事变讲起，一直讲到1935年日本鬼子继续侵占我们的关内，签订塘沽协定，搞华北五省自治，这启发了贺敬之的民族意识。现在贺敬之还记得当时老师选用的教材中有林觉民的《与妻书》，还可以背诵“意映卿卿如晤”，还有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老师还给他们阅读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在私底下给贺敬之与另外几个同学，讲红军北上抗日、西安事变。那时候贺敬之虽然年幼，但都能听到心里头去。这两位老师，后来也没有再联系，贺敬之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受他们的启蒙，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很不满，对共产党、红军则心向往之。

 

　　1938年，台儿庄战役在贺敬之的家乡打响。在此之前，贺敬之在兖州乡村师范读一年级，后来，学校迁往南方，他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带他一起走，他回到了乡村老家。

 

　　贺敬之家所在的村子离台儿庄只有八公里，他亲眼看到了日军的残暴、逃难民众的悲惨，以及当时国民党爱国军人抗战的高昂士气，他和村里的青少年一起爬到村东的山上，看到北面震天的炮火、硝烟与滚动的坦克车。台儿庄镇中心惨烈的争夺战，使不到14周岁的贺敬之受到极大震动，战前和战役中村里多次驻过开赴前线的川军和桂军，他们迎敌而上的急促步伐使他感动。早先小学老师曾说过的八路军抗日故事，以及后来学会唱的歌颂淞沪抗战“八百壮士”的歌曲“中国不会亡——你看那英雄谢团长(谢晋元)”，使他思绪交集，恍惚间似乎望见两支军队并肩前进……

 

　　台儿庄大捷之后，贺敬之与四个同学一路辗转，追寻已内迁的学校。那时另一个乡师的同学得知山东的流亡学校迁往河南，就来找他，告诉这个信息，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追学校，贺敬之征求父亲、母亲、奶奶的意见，“他们舍不得我，又觉得走还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走前一天，我父亲和我母亲一夜都没睡着，在我小棉袄里面缝上20块还是10块法币，还带了一幅地图给我，这样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他们先到了徐州，从红十字会在徐州设的难民收容所领了一布袋的花卷，这种花卷是玉米面和高粱面和在一起的，是黄黑相间的。他们冒着日本的飞机轰炸经过郑州，爬上了南去的难民火车，在火车上，他们同学中间有一个人还遭到抢劫，被推下火车，差点摔死。

 

　　经过这些曲折，他们到了武汉，寻找难民收容所没有找到，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店住下，这个小店是两层，中间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从下面可以看到上层，他们在下面住了一晚。上面一夜折腾，那是国民党的军官在嫖妓，他们对国民党的印象被大大破坏了。后来他们坐着汉水的船到湖北的西北部寻找学校，这时候学校改名叫国立湖北中学，校总部在郧阳，他们所在的分校在均县，现在已经在丹江口水底下了。在路上，他们在一个小店里，还差一点让店主送进监狱，他举报他们是从前线下来的逃兵，因为看他们穿的衣服有点近似军装，其实那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军训的时候穿的，后来才搞清楚，虚惊一场。到了均县以后，他们分在不同的班，实际上那时他们也没有正规地上课，主要是搞一些救亡宣传活动，唱歌、演戏，有时候到街头去讲演。

 

　　在均县，贺敬之看到了进步书籍，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苏联小说《铁流》等，他也开始熟悉中国作家的作品，已经知道了艾青、臧克家、田间，而且他居然也能看到介绍延安、介绍红军的书籍，当然是半公开的，有《红军长征记》等。有一本《活跃的肤施》让贺敬之印象很深，肤施就是延安的古称，其中讲到延安很活跃，有多少青年人投奔延安去了，延安是一个歌唱的城等等，也知道了黄克功案件。这个时候，贺敬之还见到了诗人臧克家，那时李宗仁第五战区有一个文化公众团，臧克家是团长，他带了几个作家到均县，就到了他们学校，在那里做过几次讲演，贺敬之挤不上去，臧克家的山东诸城方言他也听不懂，只听到他激昂慷慨的声音，手在那里一扬一扬的，而且臧克家还在他们校门贴了一个小字报，贺敬之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楚，“在异乡我听见亲切的乡音，我在这里遇见了一群年轻人”，等等。

 

　　在“保卫大武汉”失败之后，学校又迁往四川，总校在绵阳，在那里改称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在绵阳北边的梓潼。他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贺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一些弊端，比如他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用绳子捆成一串串送走，这让他对抗战的前途充满忧虑。不过，那时他虽然对国民党有不好的印象，但还是寄以希望。台儿庄大捷之后，他们在往四川走的路上，不知道从哪里流传来一个谜语，贺敬之对这个谜语很欣赏，谜语的谜面是：“是一个人也是两个人，是古人又是今人，是武人又是文人”——打一个人名。这说的就是李白——李宗仁、白崇禧。这时他们心里对李宗仁、白崇禧是颇有好感的。到了四川以后，川军领袖之一邓锡侯在民众教育馆讲演，他当时表达出的抗日热情也是受到听者肯定的。

 

　　到延安去

 

　　在一路随迁的学校中，贺敬之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他与同学们演唱救亡歌曲，他说那个时候抗战歌曲真是深入人心，不仅小孩唱，大人也唱。说到这里，贺敬之讲起进北京之后，他与夫人柯岩有一次去看望老作家张天翼，那一个晚上没说别的，就一起唱救亡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一直唱了一个晚上。他说，那时在川北，唱这些歌曲时很能引起同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中唱的是“松花江上”，而他的家就在运河边上，激起的是一样的心情，唱的是抗战的决心，是思想深处的情绪、感情的表现。那时贺敬之还参加抗日演剧，也对学校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那时贺敬之年龄较小，他在剧中便被安排饰演一个孩子，没有台词，只是哭，表现日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的骚扰与侵害。贺敬之说，演小孩子很好演，“光哭就行了”，但宣传效果很好。在梓潼，贺敬之还发起并和四个同学创办了墙报《武丁》，以李白诗歌中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的五壮士相比，彰显了为抗日救国粉身碎骨的意志和追求壮烈的情怀。

 

　　贺敬之还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过抗日的短篇小说《失地上的烽烟》，表现日军的残暴，以及村民参加游击队的故事。小说中的张大妈相信人性本善，当别人告诉她丈夫被日军杀害时，她还不相信日本鬼子会这么坏，也阻止儿子田青参加游击队。但是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了她的女儿，刺伤了她，杀害了她的邻居乡亲，村里的汉子们开始奋力抗争，拿起锄头与日军搏斗，激战中，田青带领游击队归来了，消灭了日本鬼子。张大妈终于觉悟了，田青带领村里更多的好汉参加了游击队。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少年贺敬之的爱国情怀。

 

　　贺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也从一些同学那里听说，发生了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而且杀了人。这也让他想起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答应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果他把张学良带到南京后马上送到军事法庭审判，判了终身监禁，使他感到蒋介石没有政治道德。同时学校里突然空气紧张，三青团建立了，监视拘捕同学，在高年级班里头还发生了流血事件，进步的同学被人用刀子捅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时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已经正式决定要限共，要大搞摩擦，用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学校的训育主任主持成立了三青团，他是贺敬之的老乡，他找贺敬之谈话，说你这个小孩，我想问问你，咱们国家现在分两边，一边人多，一边人少，一边吃饭有大锅、米多菜多，一边人少，只有一个小锅，你究竟要到哪边去？然后警告他说，你不要跟着那些人胡闹！

 

　　在这种情况下，贺敬之就决心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一起同去延安的李方立也是写诗的，他经常看贺敬之办的壁报，与贺敬之的读书会也有来往。这时候他在成都，跟贺敬之通信，谈到“咱们该走了，到那边去”。贺敬之说，“走啊，你们三个快来呀”。他们三个很快聚齐，和贺敬之一起在一个秘密的小旅馆里住下，仔细看胡风主编的一期《七月》杂志，那期杂志上有延安鲁艺的招生简章，贺敬之看了如获至宝，他们就决定第二天秘密离开梓潼，踏上徒步跋涉奔向延安的征途。他们一直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当时西安的形势很紧张，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来了。他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一进办事处的门，抬头一看，有毛主席的画像，而且墙上贴着标语：“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们感到一步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四个人激动得不约而同地大声唱起了《黄河》大合唱，正如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

 

　　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不时要躲防空洞。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恰好碰到《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党组织决定派他到苏联去，他从延安到西安来，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这时的冼星海已是一代青年的偶像，能亲眼见到他，他们都很兴奋，他们跟他一块跑防空洞，听他讲音乐，冼星海还教他们唱他创作的两首歌，还讲他那首广为流传的《救国军歌》是怎么写出来的。“枪口对外，齐步前进……”，这是塞克作的词。冼星海说，当时在上海，游行队伍就要出发了，就等着他，他拿到词以后，不到半小时就写出来了，写出来游行队伍就唱，从此就唱开了。

 

　　贺敬之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没有让他们直接去延安，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核实他们的关系，要等到成都来的一个党员同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证明。在这期间，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青年，跟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一个是广西的，一个是江苏的。过了一段时间，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们，不能接待他们，请他们离开。这两个青年就痛哭起来了，其中那个广西青年还激动地拿起一块破砖头，砸了自己的脑袋，流着血表示是真心要到延安，要参加革命。当时贺敬之心里很同情他们，又没有办法。当时西安的形势特别紧张，后来他们只好走了。到“文革”后，他们两个人给贺敬之来了一封信，说他们从西安离开以后就到了新四军在南方的一个办事处，参加了新四军。这就说明那个时期，有那么多的青年都要到延安去，延安对于青年人是这样有吸引力。

 

　　不久，贺敬之他们的关系也到了，他们就乘军车到延安去，进了延安的边界，再往前走就看到了宝塔山。贺敬之说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可以将他15年后所写的《回延安》改一个字来形容：“几回回梦里到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南泥湾》与《白毛女》

 

　　1941年6月22日，在苏德战争爆发的这一天，贺敬之参加入党仪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贺敬之永远铭记的一天。抗日战争对贺敬之而言极为重要，正是在抗日时期，他到了延安，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在去延安之前，贺敬之只是一个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少年，他关心国家的命运，想要打垮日本鬼子，但是并不能找到抗日救亡的道路，正是抗战时期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让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延安，贺敬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从一个爱国者成为了一个革命者，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小兵”。

 

　　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艺，与丁毅执笔创作了《白毛女》，也创作了《南泥湾》等经典歌曲的歌词。贺敬之的诗风与文风在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到达延安之前，他的诗歌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式的忧郁和憧憬，比如在去延安的路上所写的《跃进》组诗中：“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雾；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远方……”这首诗意象奇崛，外部世界的险恶与“我们四个”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们四个”仍摸索着向远方，显示了一代青年的探索，诗风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气息。而到达延安之后，贺敬之的作品则更加质朴、明朗，充满了青年的朝气以及融入民众的欣喜，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贺敬之的歌词简洁质朴，充满了欢快的氛围，积极的情绪，这首歌虽然是抗战时期为359旅开垦南泥湾而创作的，但却超越了具体时空，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在延安，贺敬之还主动请求到前线去，但没有被批准。那时，欧阳山尊在贺龙120师政治部，他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毛主席也给他回了信。欧阳山尊这时候到延安来，通过《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找到了贺敬之，由欧阳山尊联系好，他们一起到朱德总司令那里提出请求。那时八路军后方总部在离清凉山不远的柳林，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听他们讲述志向，但是没有同意，他鼓励他们：“你们的思想是很好的，是应该表扬的，但是延安后方也需要人。”那个时候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阎锡山要进攻延安，朱老总，说你们去前线，现在也不合适，等等再说吧。

 

　　今年是新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贺敬之是《白毛女》剧本的主要执笔者。“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广泛的影响。《白毛女》最初流传在民间的，只是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延安鲁艺集体将之改编为新歌剧，由马可、张鲁等作曲。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歌剧《白毛女》在会议期间上演，反响极为热烈。演出结束之后，创作组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以及来自群众的大量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从此《白毛女》成为一个经典剧目，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从延安演到了张家口、哈尔滨、北京，演遍了全中国。贺敬之谈到，当时延安鲁艺的这个创作集体很团结，氛围很热烈，同志们之间充满了温暖友爱。比如就在创作《白毛女》期间，丁毅除参与剧本的部分执笔外，主要负责油印剧本，工作很繁忙，但他还抽空给贺敬之做了一条裤子，从这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创作集体之间的互相关心与帮助。

 

　　歌剧《白毛女》可以说是“人民文艺”的一座高峰，至今依然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一部作品何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何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成功经验及生命力、影响力的根源，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歌剧《白毛女》的成功，来自于“白毛仙姑”故事的传奇性，更来自于鲁艺创作集体的艺术提炼与成功改编，贺敬之等创作者赋予了这一故事以新的主题与新的艺术形式，使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才创造出了《白毛女》这一经典之作。从早期诗歌创作到《白毛女》《南泥湾》，我们也可以看到贺敬之融入人民大众的过程，他的作品不再表现“小我”的情绪，而与民族、与时代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日本投降那一天，延安全城狂欢，贺敬之和同学们喝了一夜酒，吃一位朝鲜族同志赠送的熟牛肉，但他一直没有喝醉。多年之后，他在《长白山天池短歌》中写到，“半生常饮未深醉，纵有千喜与万悲，为筹环球大同宴，来倾天池试醉归”。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贺敬之的豪情、诗情与激情，这让人想到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千载而下，中国诗人对民族、国家的忧患与热忱沉淀在心中，发而为诗篇。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终于实现的梦想，也是所有中国人终生难忘的。

 

　　历史不容虚无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贺敬之当时只是一名不满18岁的小学员，还没有资格参加。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参加会议的何其芳、周立波老师及时的传达，并随之满腔热情地投入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和实践活动。这期间有一段他日后经常谈起的记忆，就是座谈会结束一周之后，毛主席亲自到鲁艺来讲演。演讲地点在篮球场上，全院的师生和工作人员都集合在这里，贺敬之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排在第一排，离毛主席最近，对他的声音、相貌记得很清楚。毛主席用不难听懂的湖南话、幽默通俗的语言和丰富生动的表情讲出的深刻内容，和他灰军装上的补丁，都使贺敬之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所讲的内容有二：一是以柳宗元的著名散文《黔之驴》为喻，告诫知识分子不要看不起工农群众，外来干部不要看不起本地干部；二是提出了“小鲁艺与大鲁艺”这个人民文艺美学的重要命题，指出在鲁艺学校学习虽然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个“小鲁艺”，还必须到“大鲁艺”去，“大鲁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实践毛主席《讲话》和讲演精神的鲁艺大批师生，走向了新的“大鲁艺”。就在此时，贺敬之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工团，东渡黄河，走向了广大的华北解放区……

 

　　70年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再次回顾往事，贺敬之说，最使他心潮难平和深思无已的不是平凡的个人经历，而是身心所系的伟大时代，那个时代的当时、后来和未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亿万中国人民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写在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的光辉篇章，是党成熟壮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是党最早举起抗日大旗，提出并通过艰苦斗争实施了正确的抗战总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以及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和人民战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和团结，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国统区民主运动，以及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一系列成就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结论。

 

　　贺敬之认为，我们弘扬抗战精神，要弘扬包括国民党进步力量在内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弘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和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延安精神是抗战精神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延安精神铸就了抗战的中流砥柱。

 

　　不仅如此，随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各个历史阶段新的巨大成就，都是与不断丰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分不开的。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始终肯定，包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实行改革开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贺敬之从青少年到耄耋之年，漫长岁月中的亲历亲见，所闻、所学与所思，使他对历史发展的这一正道坚信不移。

 

　　尽管多年来“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涌起，以至近年来变本加厉，例如有人竟公然在正式书刊上发文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场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开创人民文艺新时代的伟大纲领彻底否定，旨在从根本上改写“五四”以后中国历史的正道：当时、后来和将来。但是，真实的历史是不容任性篡改的。不管出自何种动机的妄言和谬说，在真理面前终归是难以立足于世的。

 

　　当然，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曲折，忠诚的革命战士和觉悟的人民群众，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理想信念的。正如在苏东巨变、世界共运陷入低潮之时，身处顽疾威胁之下的贺敬之在其诗作中所表达的：“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