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

不舍不弃……”

如同广为流传的情歌《见与不见》，企业活力的秘诀，不论你爱或不爱，它就在那里，是企业规律的客观性。

1996年3月27日，有领导在诸城提出“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后，实际上形成重大的产权认识误区，虽然推动了市场主体的形成，但最终少了民意根基。一个根本原因是，同一时期出生、懂事的青年人，如今已作为雇佣劳动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1964年10月29日，教员对大致45后50后60后，或者范围更广，有4个字的评价：“没知识了”，因为“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吃蜜糖长大”（《毛泽东年谱》同日）。如今这代人垂垂老矣，有一代人的北大荒、梁家河、西双版纳，依然少有对风投、私募及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认识，以及由其决定的阶级关系的直接体验。

深度求索DeepSeek团队平均35岁。这代人饱经诸城产权变革后，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关系的改造，有的人为取得学位即付出无偿劳动，到走上社会即默认雇佣劳动者地位。一代人不敢婚育，难以承担下一代精英竞争的培育压力。这是他们的前辈，包括那些口吐莲花的私有化专家从未感受过的。另一方面，他们平视西方，早已没有了留法前辈用50年前乘坐5万吨洋轮来奚落国产万吨轮的那种仰视。

1967年9月16日，教员说，“老爷们要向小爷学习”（《毛泽东年谱》同日）。今天，正是小爷们叱咤风云的天下。

农村出身的梁文峰，30岁创办幻方基金，三十六岁掌管千亿私募，从人力劳动的小农寒门到最现代的高科技资本运作，梁文稳也算是“执两端而竭焉”，能否找到最恰当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生产劳动中管理引起的对立，是以“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共性。毛泽东就生产、分配中人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改造方法。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毛泽东文选》第8卷，第129页）

并进一步总结：在所有制稳定期间，通过生产和分配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调整，是没有止境的，“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员工作为名义上的“雇佣者”或“主人翁”，并不在意剩余劳动归谁，而在意是否平等地被尊重。这是毛泽东警惕公有制异化的关注和总结，却揭示了企业活力的内容与形式，即人的主体能动的动态与所有制的静态。这其实是一条横亘东西方的规律。这条规律，反映了马克思和毛泽东关注的焦点，而资本却仅把它看作风险投资的一个团队条件，两者的差异构成了东升西降的根本原因。

教员在晚年，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中分配、交换所涉及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53页）。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从劳动主体的角度，并没有把公有制的建立看作一劳永逸，而是把平等的人与人关系的运动看作内容和结果，仅把公有制看作必要条件。毛泽东否定了见物不见人的“纯”技术，“纯”经济，“纯”业务。多少人又懂得，这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真实内核？

长期以来，有观点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忽视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将以上观点视作“极左”，南辕北辙，或者书呆子思维，认为毛泽东没有《资本论》那样的专著，它们看不到这是毛泽东总结工人实践，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市场的竞争兴衰中，企业管理实践并不理会这类否毛的“政治正确”。只要尊重并且保障劳动主体，企业就有活力和后劲。同时，正因为百年来翻身求解放的天翻地覆，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独立性，在私有化以后，依然通过各类劳动者各类劳动的先进品格发生着作用。

所谓各类劳动，包括一念之差的管理劳动或者剥削劳动，被于东来的魔性笑声脱口而出的“傻叉”所嘲讽。这些劳动，通过灵活的企业自主性，最大限度地激励劳动的自主性，围绕人民需求体现出来，却被一些僵硬的西化头脑说成是私有制的优势。

对毛泽东观点的种种非议，最终还要服从社会实践。

如海底捞（火锅）认为唯有人力资源体系才是最重要的，用客户的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作为考核指标以及激励依据，而不是考核门店的经营财务指标。

字节跳动，在企业内部淡化层级，废除传统的绩效指标考核，实施自我驱动的（目标与关键成果法），面向客户最大限度释放员工创造力，紧扣客户需求算法创新。

大疆研发人员融入各行业工程师团队，如在其建筑生态平台上，吸引全球开发者。腾讯、小米注重客户体验，小米鼓励客户参与产品设计。

中国遥遥领先到社会角落的手机支付，马云功不可没。但小个子杰克马在员工篮球赛中如入无人之境，队友呆若木鸡时，前西湖畔英语导游的那种创业人际关系，已经质变。与此同时，要以蚂蚁金服垄断金融，万幸得到中国上层建筑的挽救。

国企抓大放小后因体量大，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尽管声音往往淹没在活跃的市场资本声浪中，如进入小人国的温顺巨人格列佛，所总结的经验：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无非是换个形式重复我军的政治建军、官兵平等的传统内核。

以劳动者为主体，这是西方企业最先发现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亚当·斯密，支撑了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其资产阶级性质虽被马克思改造，但今天硅谷弥漫的是垄断。

2014年，现OpenAI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邀请硅谷大佬彼得·蒂尔，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竞争是给失败者准备的》的讲演，毫不避讳追求垄断，并发在华尔街日报上。两位影响力巨大的亿万富翁，其追求必然质变硅谷团队的创业合作关系，已经反映在OpenAI的行事风格上：不断内斗分合，圈钱略地，当其高管把与深度求索的竞争归结为“自由”和“极权”体制的竞争时，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这些大佬没有马云万幸。

正如华为曾令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深度求索也刺入了美国深层次的软肋。就连在解体苏联中悍将的詹姆斯基金会，其首脑主张全部下架深度求索和小红书。一位著名的反华鹰派女士献策要“偷盗”中国的技术团队，网传梁文峰笑答，我在县志可占一页，还要你那个劳什子绿卡？

生产关系变革具有革命性质，私有制可以微观变革成劳动合作的联合生产，并不是大不了的新鲜事儿。

美国佛蒙特州诺威奇的亚瑟王面粉公司，1790年华盛顿任总统期间建立，1895年重组为股份制，1978年遇到重大财务危机，1996年企业三位所有人为了在退休以后，使企业“留在善良和有爱心的人手中”，把企业卖给员工。“100%员工所有”，成为其商品包装上的卖点。“每个人都在一起研究公司将如何反弹”，一位员工说，改制后，管理人员与我们之间是speaking（交流），而非仅talking（谈话），淡化了老板与雇佣的界限。这种改制和诸城改制恰恰相反。

任正非经营被骗，老婆离婚，为了糊口而创业，但华为员工持股是和父亲商量的——精读毛选，研究过资本论，就能把握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十年前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劳动和资本在华为新增收入分配中，占三比一；十年来的洗礼，华为展示了马克思：“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马恩选集》第2卷，第605页）

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从企业管理、咨询界，总结提出了“以合伙人制取代雇佣制”。这个主张完全是从实践实操出发，如同指导民营经济的中央红头文件，没有引用马列毛，却有高度契合：“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身于企业管理者的恩格斯，有两句名言反映了这种现象，一是“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马恩选集》第4卷，第493页）；二是“世界统一于物质”，观念是第二性的，“无论你爱与不爱，它就在那里”。

改变生产关系实际上是企业内部的重大变革。不同于亚瑟王面粉公司的改制是企业存亡的迫不得已，华为股权是一位前学毛著积极分子“劳工神圣”理念的反映。于东来占胖东来股权70%，其净资产不透明，但最近公开宣布新建的50亿资产产权归胖东来全体员工。这是胖东来建立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后水到渠成、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们在研究企业活力时，承认各类所有制都可以在尊重劳动中，建立高效的生产方式和竞争力，而华为、胖东来的股权反映了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保护和巩固。本质是自主联合劳动。这种先进企业的自主联合劳动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回归公有制主体的稳妥办法。

马克思或是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兄弟关系，或是生产方式“产生”社会关系，由于社会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故形成两者的父子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也没有说清楚。却由毛泽东通过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说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也被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特有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所有制并存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活力验证了。而否定了教员，就落入教科书的抽象。

网传梁文峰说深度求索“不融资、不上市，打造合伙人企业，让技术、人才、核心业务成为第一生产力”，说明了资本运营服务于劳动运营，如同开源，正是以劳动为主体，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深度求索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