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今责：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

点击：作者：付今责来源：观察者网发布时间:2017-03-27 08:47:52

香港自开埠以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小渔村高速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世界大都市，跃升为第三大金融中心、第七大航运中心，不得不说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对于香港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奇迹，持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国人一直把香港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将香港取得的非凡成就归功于殖民统治。中国也有不少人盲从盲信，认为香港的繁荣富强与英国的统治密不可分，这种错误观点先是影响内地对香港的看法，其次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港人，导致其不能全面看待香港所处的历史地位，从而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内地、英国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关系。

看待香港发展问题，必须要向历史索要香港的准确定位，只有认真剖析香港社会发展形态，才能更好地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下面以香港三个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梳理总结，还原其隐藏在历史纷繁复杂烟云下的真正发展轨迹。

一、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发展定位

1.英占初期的黑色贸易（1841-1860年）

马克思称“不易变质”、“质量轻便”的工业品——鸦片，和世界贸易的一般等价物——苦力（奴隶），两者在香港开埠之初占据了绝对的地位。同时，鸦片走私和苦力贩卖并称为黑色贸易，香港很不光彩地成为黑色贸易港。英占初期，香港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的深水良港，被英军作为鸦片战争的军需物资的中转基地，为前线作战的英军提供后勤补给。

据港英政府记录，1842至1848年这7年间，除英美进出香港船只数量和吨位逐年增长幅度较大外，其他国家把香港作为转口贸易的兴趣还不大。英国虽然致力于拓展香港海外市场，但效果不尽人意。

英国商人热衷于走私鸦片，以此谋取暴利，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支撑香港对内地贸易的利益增长点。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发现：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资金又非政府雇员的英国人，几乎无人不从事鸦片贸易”，鸦片“在整个沿海都有交易”。 [1]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承认鸦片是香港主要出口货物。[2]1847年，香港出口总值226 130英镑，其中鸦片出口值195625英镑，[3]占86.5%。

大宗的鸦片走私是英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英国政府希望加强对鸦片贸易的管辖，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其合法化，达到增加利税的目的。

1858年前，而软弱的清政府对英商的大肆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查禁规模越来越大的鸦片走私，担心此举会激怒英国。游走在中国法律之外和英国管辖之外的英商，竭力阻止鸦片贸易合法化。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尔也有分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头号敌人当然是英国大商行。[4]英国和其直辖殖民地印度在鸦片贸易中获利无法统计。仅1852年由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运往印度的白银即值6074845元，合1265592英镑，[5]其中绝大部分是贩卖鸦片的获利。香港扮演的角色非常尴尬，沦落为英商攫取内地巨额财富和危害国民身心健康的前沿基地，相比之下，香港的繁荣背后是透入“东亚病夫”的吸血管。

美国和澳大利亚金矿的相继发现，引发一阵殖民者的淘金热，开采金矿需要大量的廉价苦力，英商又干起了苦力贸易的勾当。规模迅速从和行与兴和行，增加到怡和、颠地等洋行。

港英船政厅记载：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时间内，结关登载的苦力船就有128艘，其中船籍为英国的占64艘，船籍为美国的占24艘。[6]1851—1872年间，从香港运出的苦力华工总计达到320349人。[7]他们将一名中国苦力运到秘鲁或西印度洋，平均付出117-190元，而当地种植园主收买苦力的价格是350-400元，苦力贩子从每名苦力身上获得的利润达到160-283元。[8]据统计，1851-1875年的25年中，贩卖华工到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高达8400万元，每年平均近340万元。[9]

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快速发展，饱含的是华工（苦力）的血泪史。1854年怡和洋行的一次航行即获利9万元。[10]受到巨额利润驱动的船东纷纷加紧购置新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动香港远洋航运业的发展。1854年—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 350吨，年增长率达到68%。[11]

香港的早期发展是依靠对外贸易逐步兴起的，其实质是在英国的操纵下进行赤裸裸的殖民压榨剥削，港英政府利用香港背靠中国内地的条件，充分发挥其在黑色贸易的垄断优势，在经济上采取鸦片贸易这一不正当手段攫取中国白银，同时非法贩卖内地人口谋取暴利，依靠黑色贸易兴旺发达的洋行和英商赚足“第一桶金”，从而奠定了英资在香港的龙头地位，香港因此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鸦片吸食者

2.英占中期的转口贸易和金融繁荣（公元1860-1941年）

西方的殖民占领是坚船利炮在前打头，资本紧随其后掠夺，英资进入香港不外乎此种方式。

1841年1月英军在香港登陆之后，盘踞在岭南各地的洋行纷纷落户香港。1845年4月英资东方银行香港分行开业，成为香港的第一家英资银行。[12]此时，进驻香港的洋行多达几十家，但金融业并不是很发达，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英国的“Boss”难以割舍黑色贸易，银行家主要向商人和船东倾斜，满足急剧扩张的航运业，业务范围都离不开鸦片走私和贩卖人口，对享有的其他特权并不热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数量还不够庞大，资本不够雄厚有待进一步积累，不足以支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到了19世纪末期，香港的转口贸易进一步崛起，以至于在内地进出口贸易比重独占鳌头。据中国海关统计：1880年香港贸易额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7%和21%，1885年占40%和24%，1890年上升至55%和37%。[13]这些统计数据仅是海关的正当贸易，其中不包含走私数额。

香港抢占《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等五大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额，正式确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

20世纪初，香港的进出口贸易进入了黄金时代。1931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738百万港元和542百万港元，贸易总额达到1280百万港元，巨大的商贸催生了香港的金融业高速扩张。截至1865年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总部以来，香港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英资银行分行10家左右。1912年第一家华资银行广东银行创立，在此之前，法资、美资、日资银行分行相继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共有30余家银行拔地而起，香港的金融业繁荣初具规模。

1936年的汇丰银行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自由经济政策（公元1945-1997年）

1941年，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十八天的攻防战，就迫使港英政府向日军投降。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香港进行了更为野蛮更为彻底的殖民掠夺，同时展开对爱国人士的大搜捕。日军全额没收了同盟国建立的银行资本，滥发军用票，强迫居民兑换使用，1943年6月发布公告禁用港币，毫不遮掩地进行金融掠夺。同时日军封锁港口，香港赖以生存的商贸断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英国欺辱蒋家集团无能，迅速接管香港，维多利亚港重新飘扬起米字旗。

香港被战争破坏非常严重，人口由战前164万锐减到战后60余万人，市场凋零，生产废弛，人们生活举步维艰。英国在战争中所受的破坏更甚香港，德国法西斯的狂轰乱炸，将英国本土变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要仰仗美国鼻息生存，依靠美国贷款过日。严重的社会倒退，使得英国没有余力给香港些许援助，英国对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经济垄断地位减弱，加之日军对香港外资的没收，都给华人填补香港经济上的空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华商的崛起应运而生。

“二战”后，各大资本主义大国埋头进行经济建设，带动世界经济走出泥潭，持续了20年稳定发展。复职的港督杨慕琦，颁布的进出口贸易自由法令恰逢其时，帮助香港恢复转口大港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自由放任”的不健全金融管理模式也让香港饱受苦头，特别是1948年颁布的银行条例，规定一间银行只要依法取得牌照并每年缴纳5000港元的牌照费就可以开业。这项没有明确管理效力的条例，香港银行业长期处于混乱竞争的状态中，逐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的银行危机，先后有10来家银行面临挤兑风潮，严重损坏了香港金融的稳定，造成了香港的金融动荡。

严峻的形势让港英政府开始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直接的反应就是由1971年出任港英财政司的夏鼎基提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此项政策秉承经济自由开放的原则，又针对一些特定的领域进行积极干预，引导其稳妥发展。

二、香港快速发展的实质

香港的繁荣因素很多，其一是英国割占港岛之后，使其融入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之中，并成为联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和纽带，香港从此绑在英国这艘战舰上，驶入世界贸易枢纽港的航道。

我们不否认英国殖民香港所产生的连带作用，但这只是推动香港高速发展的外在因素，还要深入研究深刻的内在因素，只有充分认清内因起到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地诠释香港社会的发展历程，才能有理有据回答香港这个赤子与祖国母亲的血脉关系，才能把握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发展，给长期存在“漂泊感”的港人一个精神的港湾，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

1.人力财力的大量涌入

英国占领香港时，岛上原居民大约5千人，华人占总人口的95%以上，同英国取得的一百三十多万平方英里（1840年数据）的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香港华人是被奴役被驱使的族群。

作为战胜国一方，英国没有把文明之光带到香港，一方面华人没有参政权，不能担任港英政府公务员，连集会都需要港督许可，同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划定上环、西环、赤柱等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秩序杂乱无章的地方给华人集中居住。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利用华人吃苦耐劳的特点赋予极低报酬，聘用他们开山辟岭、建屋造房、修桥通路。连港督德庇时评价他们的辛勤劳动时也承认，“过去的18个月（1844年10月至1846年4月）公私建设及翻修进展的速度的确惊人。但若无技巧、价廉的中国工人可供雇佣，是难以实现的。”

上世纪的香港

此时的民族对立非常明显，除了世代居住在香港的劳苦大众外，来港的“淘金者”饱受种族歧视和精神压迫，香港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驿站，对此地没有留恋之情，能赚到养家糊口的一笔钱，就毅然选择回乡。

在英占初期，残酷的统治并没有激发华人以港为家、建设香港的热情，1841至1851年间虽然人口增长了6倍多，达到32983人（港英政府公布数据），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时准备锦衣还乡的流动人口。这种现状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有了很大改善，原因之一是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在东南地区连年与清政府展开戮战，大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移民香港，其中不乏豪商大户。1860年7月，香港总人口接近十万。大量的人口涌入，不仅为香港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香港带来了可贵的资本。

随着华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港英政府注意到再维持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现状，将加大他们统治的难度。

从第八任港督轩尼诗开始，认识到“以华治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曾在《关于人口调查和香港进程的报告》中写道：把华人作为伙伴看待。当然，这里提到的华人是具有绝对经济实力的大富商，底层劳动人民悲惨的处境是不会改变的。第九任港督宝云任命黄胜出任第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罗便臣又增设了一个永久性华人议席，由买办韦玉出任。黄胜和韦玉的共同点都是留学英美，受到西方的教育熏陶，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并且都取得英国国籍，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外黄里白的“香蕉人”。

自此以后，每任港督任职后，为了进一步拉拢华人，在名义上都会在港英政府象征性地给华人“头面人”安排差事。

2.工人的决定性作用

港英政府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处在下层的苦力月收入区区5-7元钱，勉强可以养家糊口。没有固定工作的短工收入更少得可怜，仅仅是2-3元，只能养活自己。技工和工匠有一门手艺，收入略高也不过是10-21元不等，一名普通的西人公务员的收入平均达到苦力的十几倍，港督甚至达到五百倍。不仅在经济上劳动者处在被剥削的境地，在法律上他们与雇主不和，出现所谓的“违约”现象，往往被检控，按犯罪论处。香港表面繁荣的背后，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正在积蓄，准备乘势而起。

各行各业的工人不甘受辱、不畏强权，进行了英勇的抗争，从表中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阶级意识非常强，掀起连续不断的罢工浪潮，起初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雇主加薪，到1884年有爱国主义性质的反对法国侵华罢工和1925年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深港大罢工，表明香港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性和战斗性，实际的两次罢工给港英当局强烈的震撼，让香港的经济雪崩式停滞，商业活动难以为继。

1922年年初，爆发海员罢工。最先是由英商两家船务公司渣甸、太古6000名海员要求加薪举行罢工，两家船务公司股东给予拒绝，不满的海员发起更大的规模的罢工，参加人数猛增至30000多人，罢工时间持续56天，致使上百货船滞港，港务混乱，航运失控，引发百业凋敝，商贸往来陷于停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香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返乡离港的工人得到广州政府的接济。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在罢工期间，是陈炯明主持下的广州政府，腾出一定数量的房屋，安置罢工后返穗的香港劳工，并先后拔出约十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

海员罢工港英政府首次惊恐不安，在后来的总结中指出，此次罢工强烈地表明香港对广州的绝对依赖。随后空前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更让统治者清晰认识到省港两地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和蕴含的压抑已久的民主主义精神大爆发。罢工受中华总工会领导，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被组织起来，封锁海绵断绝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坚持16个月之久的罢工让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打击。

罢工前后同期数据对比可以发现，香港航运业损失极为惨重，日进港船只下降85%，吨位减少64%。转口贸易进出口额跌幅双双将近50%，分别为49.94%和46.99%。

据港英当局统计，在1925年11-12两个月里，破产商号店铺便达3000多家。[14]金融业波动更给显著。“大小银号，年来倒闭，达总数三分之一以上。”[15]1925和1926两年间，港英政府税收锐减和应对经济封锁支出倍增，出现严重财政赤字。因此，港英政府在1925年度的财政赤字多达500万元以上，1926年赤字为240万元左右。[16]而在1923年同期，财政结余300多万元。港英政府无以为继，只能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化解危机，这也是港英政府唯一一次向本国求援。

罢工令港英政府如坐针毡，失去大批产业工人，香港成了“死港”“臭港”，当局不得不倚仗周寿臣、罗旭和等大买办积极调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招募工人复工。关于离港工人数有李宏所著《香港大事记》的10万多人，还有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估计有25万人离开香港的说法，暂且不论具体数字，这次有组织有纪律的罢工让英国人乃至全世界清醒认识到谁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离开勤劳廉价的华人劳工，香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航运、商贸雪崩式下滑，寄生在两大支柱行业上的金融业更是无法运转的。

3.华商对香港的贡献

英商主导下的黑色贸易阶段（1841-1860年），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途径非但没有法律约束，而且获利丰厚，直到19世纪90年代此项贸易才告一段落。如果香港长期以黑色贸易为主，可以预见香港必然失去世界大港的地位。在19世纪60年代，由内地涌入的大量人口为香港带来了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本，为香港的腾飞奠定了厚重的物质基础。

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华商无论是纳税户数上，还是纳税总额上都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香港的税收主要取自洋商。到了19世纪末期，情况发生根本性改变，就连港督轩尼诗都说，“香港的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九是靠华人出钱的。”

从表中可以看出华人开办的商行成倍开设，南北行、南洋行、金山庄等有进出口性质的商行增量明显，1881年的总量是1861年的7倍多，进出口行的迅猛发展，是华商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体现，华人的商船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正是香港便利的中转条件，促进华商大量投资转口贸易，并以火车头的优势成功带动其他行业紧随其发展，作为进出口的下游产业，零售店的暴增，进一步扩大进出口市场。华商在香港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在丰厚的利润刺激下扩大经营，积累资本，展开与西方商人的角逐。

华人富豪巨贾多是在“二战”前后登上香港经济大舞台的，在这之前被誉为“华商翘楚”的周寿臣和显赫有名的何东家族都是英国在港的大买办，他们的利益与英商休戚与共。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还是后起之秀，比如两大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低调行善的儒商、恒生银行创办人何善恒，“红色商人”著名爱国企业家霍英东，香港首富商界超人、“长江实业”的董事长李嘉诚，热诚无私的工业家蒋震，这些工商界奇才或是在战前成立自己的公司，经历战争的劫难，或是在战后白手起家，把握商机青云直上，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乘着战后经济复苏的东风建立起工商业王国。专门从事香港经济研究的冯邦彦曾说过，“李嘉诚打破香港经济一百年来由英资集团垄断的局面，开创华商主导香港经济的新阶段，20实际80年代以后，他透过和记黄埔，推动业务多元化及国际化，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冯邦彦对于李嘉诚的评价是中肯的。

三、中国对香港总体腾飞的支撑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是完成工业革命的帝国主义强国进行殖民扩张的疯狂时期，怀着“日不落”雄心的英国大肆在世界各地划定势力范围，野蛮征服、无耻掠夺、残暴统治，紧随舰队登陆的商团大军更是肆无忌惮，充当经济殖民的马前卒，香港岛便是他们向中国倾销商品、榨取资源最为理想的中转基地，英国垂涎已久，维多利亚女王想要的只是香港这条国际管道能向大不列颠源源不断输送财富。

维多利亚女王

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但又为什么英国占据的其他殖民地不行，答案只有唯一一个，因为她的背后站立着中国。英国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过香港在做中国的大生意。英国占领香港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打造成国际转口贸易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位居英国贸易额首位，香港则牢牢把持第二位。19世纪末期，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进口额的一半上下被香港占据，峰值为56%，并且香港对内地进口贸易额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的40%上下浮动。

金融繁荣是建立在大量资本流通的基础上的，红火的转口生意直接加快香港的资本流通速度，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英国选中香港成为继本土伦敦之后的海外金融中心，是有充分考虑的，一是香港背靠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二是香港地理位置的时差，可以在伦敦下市后继续开市，英国在经济上同样期盼“日不落”。

时间的跨度进到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商行公司集体迁到香港避难，更为香港带来了数不清的资本和难得的各式各样的骨干人才。解放战争时，内地的资本和人才再次流入。数据显示，抗战结束后五年，一下从内地涌入不少于的5亿元巨资，百废待兴的香港得到了一次大输血。英国再次接管香港两年后，虽然积极恢复工商业成产，但成效不明显，1947年港内的工厂数量不过千家，拥有雇员不到5万人；1959年工厂增加5倍达到四千五百多家，雇员超过17万人。

改革开放一声巨响后，敏锐的港商紧紧抓住有利时机，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回归前，已经建成的企业不下14万家，完成800亿美元投资。珠三角地区与香港联系更为紧密，港商在此建立的合资企业超过2万多家，加工厂超过8万家，拥有400多万雇员，而内地工人的劳动力报酬非常低廉一般只达到香港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劳动力成本估算每年省下2千多亿港元。20世纪80年代，正是香港的直接投资推动与珠三角经济带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模式，香港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此外，内地源源不断为香港提供主副食补给，生活日用品基本由内地输送，香港的用水用电依赖内地保障。在国家极度困难时期，不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建东深供水工程，1965年竣工后，每年供给的淡水占香港用水量的绝大部分。

小结：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上看，祖国内地始终是香港的人才基地、资金基地、生产生活资料基地，香港的任何一阶段腾飞，都离不开祖国内地的坚实支撑，要回答香港“心安何处”的疑虑，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任一方面作答，香港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扎根祖国的宽广沃土，回到56个民族的大家庭，才能抹去一百多年的漂泊感，完成“心归此处”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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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安德葛：《香港史》第73页。

2、卢受采、卢冬青：《香港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3、安德葛：《香港史》第73页。

4、C.C.斯蒂尔：《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与对华鸦片贸易》，1981年纽约出版，第129页。

5、《英国议会文书》，1852—1853年，第62卷，第342页。

6、巴思：《苦力：美国华人史（1850--1870）》，1964年哈佛出版，第62页。

7、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附录，第1602页。

8、王省吾：《华工出洋的组织工作》，第86-87页。

9、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第4辑，第244页。

10、梅辉立、德尼克·金：《中日商埠志》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