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交织的谎言 ：你不知道的美国大学潜规则

点击：  作者：群学君    来源：集中赢留学  发布时间:2017-03-11 09:38:20

 

 

 

      01 

      差不多两百年前，一位从旧大陆来到“贵族青年破落户”到美国新大陆游历，美国人民的公共生活让他有一种日月新天般的惊喜。几年以后，这位青年把他在美国走马观花的见闻，写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论美国的民主》。

在书里，这位青年断言，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是永远不会产生世袭制度。因为与欧洲和亚洲的嫡长子继承制不一样，每一个美国家庭的财产，都会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久而久之，财产只会逐步平均，不会逐步集中。

然而，这位被后世尊奉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显然不是什么高明的预言家：两百年来，大多数美国上流社会，照样一代一代的积累和扩展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天真的旧贵族青年显然太不了解美国上层的狡猾——是的，他们不需要长子继承制，却发明了另外一种途径，保证了家族财富、权势与社会地位的世代相传。

这个途径，就是一流大学的招考制度。

人们常常想当然的认为，伟大“美国梦”实现的基础之一，是出身底层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参加机会均等的考试，进入一流大学，进而实现向上流动，一跃龙门或者咸鱼翻身。

可惜，事实证明，这恐怕是一个谎言，或者一个幻象。

在《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丹尼尔.金（Daniel Golden）看来，最近几十年的数据和事实显示，低收入家庭学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美国一流大学都向权贵家庭的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为他们将来成为商界、政界领袖，统领这个超级大国，默默清地做好所有铺垫。

 

 

02

2001年，哈佛大学迎来一名大一新生戈尔（Albert Gore Ⅲ），与他意气风发的外表不太相称的是他令校方头疼的惹是生非：大二那年，他就因为酒后驾车被处罚；到了大三，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了大麻，在他同意接受吸毒矫正之后，才被免于起诉。毕业那年，学校甚至没有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毕业典礼的名册中。

实际上，小伙子的调皮捣蛋的“光荣历史”远比他的大学生涯来得长：初二那年，他就因为吸食大麻被学校停学，换了一所学校后，到了高三毕业前夕，他又因为超过规定两倍的时速驾车，而收到处罚。

要知道，绝大部分美国青年在中学阶段有以上任意一项处罚记录，就几乎不可能进入一流学校，更何况戈尔看上去也不是那么优异的学生。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很轻松的得到了全美顶尖大学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

你会问，凭什么？

很简单，只要知道戈尔毕业的中学，再看一样他的全名，一切抑或就迎刃而解了。

从高中开始，父母安排戈尔进入华盛顿西郊的一所安静的中学西德维尔友谊学校（Sidwell Friends Middle School）念书，在美国，这所中学有一个外号：白宫私塾。

自19世纪末以来，这里就是“第一家庭”和数不清的政要进行子女教育的第一选择：老罗斯福的儿子、肯尼迪的侄子、尼克松的女儿、克林顿的女儿、奥巴马的女儿……都是从这所学校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的。戈尔当然也不例外，当他向哈佛大学递交申请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副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小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唯一的儿子，或者三届参议员老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Sr.）唯一的孙子，又或者盲人参议员戈尔（Allen Arnold Gore）的重孙。

一位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官员对记者说，作为哈佛大学的校友，小艾伯特.戈尔无论在担任参议员还是副总统期间，都对学校的基础科学研究有过大力支持，同时他也曾是哈佛大学监事会的成员。

表面上看，哈佛大学监事会的职责是监督学校的研究水准，但长久以来，这个义务机构的所有成员都享受着一项非正式的福利：哈佛大学会在必要时为他们子女的入学网开一面——尽管校方坚持声称，戈尔副总统幼子的入学，与他父亲毫无关系，而主要是他自己的“出色表现”。

 

 

03

2005年初春的一个傍晚，一群衣着考究的中年人，从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大门进入哈佛大学安能伯格大厅（Annenberg Hall）。平时朴素的大厅，此时被装点得豪华而温馨。精致餐盘里上等的嫩牛肉、蟹和芦笋与上好的葡萄酒相得益彰。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与来宾们亲切的私语，大厅一角，学生乐团们演奏着《万千哈佛人》（Ten Thousand Men of Harvard）。

现场没有媒体记者，也没有任何一位没有邀请函的不速之客。

这次晚宴揭开了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COUR）年度会议的序幕。这个看似普通的委员会，恐怕是全球高校最富裕的咨询机构，它的成员囊括了哈佛大学最主要的捐赠人，而这些人的捐赠与劝募，构成了这个全球顶尖高校的经济支柱——仅2005年一年，资源委员会的捐款总额，就超过250亿美元，比第二名的耶鲁多出100亿。

那一年，这个委员会共有424名成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至少向学校捐赠或劝募100万美元。而入选核心层执行委员会的73名成员，每人的捐赠额则至少为500万美元。

对这些一掷千金的大款们来说，除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校园建筑或者设立奖学金外，哈佛给予的最有价值的回报，可能就是针对委员会成员子弟的入学最惠政策。

在2004年那一届424名成员中，除了80位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尚小的委员外，其余344人中，有336人至少有一名子弟进入哈佛就读：银行家荷尔蒙德（Ralph Hellmond）的三个女儿都从哈佛取得学位；佳益公司（Beneficial Corp.）执行总裁卡斯帕森（Finn Caspersen）的四个孩子都进入的哈佛法学院；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董事局副主席韦尔奇（J. O. Welch Jr.）则创造了记录——他的六个儿子都毕业于哈佛。

曾经长期参与哈佛法学院招生工作的霍维茨（David R. Herwitz）教授说，哈佛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珍视那些从这里毕业，又曾为它做出杰出贡献的校友。如果我们对他们说，你的孩子非常优秀，却还不足以让我们录取他？这个世界岂不是疯了？

哈佛大学的历届官员当然不会疯，这是他们和权势阶层长期默契合作的前提。

 

 

04

这样“聪明”的学校，当然不止哈佛大学一所。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前校长桑福德（Terry Sanford）当政期间，曾要求招生部门专门追寻富家子弟，这不仅是考虑到短期捐款数额，更重要的是，校长担心，如果太多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将来的校友群体很难维持庞大的捐赠额。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前校长伯金诺（Robert J. Birgeneau）曾经计算过一所常青藤大学的招生比例，他发现，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所能争取的入学名额，只占该校招生总数的40%。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前校长施密特（Benno Schmidt）也说，像耶鲁这样的名校，实际上与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以招收贫困学生为主的高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在最好的那些学校的录取过程中，权贵家庭的学生享受的是其他阶层难忘项背的特权，他们甚至可以与招生部门的负责官员面对面的交谈，即使资格不够，后者也往往可以通过延迟录取、校际转学或者“特殊身份”等非主流路径，把他们悄悄录取进来。

至于那些错过申请日期或者酒驾被查——就像开头小戈尔那样——的不良记录，对一般申请学生来说，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权贵子弟来说，实在不足挂齿。

 

 

05

数十年来，“特权优先”的招生导向，已经逐步将来自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或者少数族裔的优秀学生挤出学校大门之外。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美顶尖大学里，只有10%左右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亚裔青年杰米.李（Jamie Lee）就是深受其害的学生之一。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出生在香港，在伦敦长大，智商高达162。2003年，杰米与父母移居康涅狄格州，很快就在当地高中崭露头角，他首次参加PAST和SAT考试，两门单科成绩都是满分。

不要以为杰米只是一个考试机器，在数学、乐曲创作和机械设计方面，李都表现出了出色的创造力。所有这些，让自信的杰米，申请了全美录取率最低的七所大学：普林斯顿、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达特茅斯和麻省理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七所学校，都拒绝了杰米的申请。

表面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多少让杰米受到歧视。最常见的官方理由是：我们并不反对招受亚裔学生，但我们也不希望一所学校里有太多相同特长（指数学和音乐特长）的少数族裔子弟，这会使“多元共生整体”失去平衡。

但没有公开的原因，显然是杰米没有料到的“特权优先”原则的巨大影响。与那些在市郊有独立别墅的同学相比，杰米并不是校友子弟，更不是“特别项目”申请人——尽管家底不薄，但杰米的父亲显然也没有富裕到足够向学校献金的程度。

 

 

06

所有这一切，都对教育机会均等理念造成或多或少的伤害，为避免大众舆论的反感，美国大学一般把校友子女包装为“传承人”（Legacy）。顶尖大学一般会说，他们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候选学生之中，会选择有“传承”的那一个，这是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奖这个家族对学校的“忠诚”。而事实上，所谓的“情分”与“忠诚”，往往是以捐款金额为指标的。

社会活动同样是大学招生的一个关注点。而这恰恰是贫困学生的短处。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费飞到肯尼亚去从事志愿活动，可以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游历，而贫困或中产子女却往往要用课外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或生活费。

为了平衡舆论，这些学校一方面要照顾权贵子弟，一方面还要服从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结果就是挤压其他人群的招收规模。这时受损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亚裔。亚裔要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必须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分数、强得多的特长。而美国大学对此的辩护是：“亚裔都是考试机器”、“亚裔缺乏创新力”，这大概是美国最公开、最“政治正确”的种族歧视了。

2005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人》（Economist）特刊报道说：

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自“镀金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社会流动却从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美国社会有固化为欧洲式等级社会的危险……放眼今天的美国社会，无论在好莱坞还是华尔街，无论纳什维尔的录音室还是麻省剑桥的木板房，你都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精英没不遗余力地设法是自己的权势代代相传。美利坚越来越像当年的大英帝国：家族势力滋生蔓延，社交圈子重重叠叠，排外心增强，掌握文化塑造权的决策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事实上，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成为部分阶层的优先特权，那么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核心功能将大大降低。当教育不能有效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那么社会不仅将失去创新发展的动力，阶层隔阂对立和由此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也会日益增加。如何纠正偏离航道的巨轮，这不仅是美国人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