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深度参与全球生产后，中国的劳工数量不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2014年农民工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的农民工达到2.7亿多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但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劳工群体规模庞大不匹配的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劳工处于低工资、工资拖欠、超时加班、缺乏社会保障、人身权益侵害等恶劣就业处境中。从全球化角度，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劳工的现实处境，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恶劣的处境，劳工怎样获得体面的劳动？

今天推送2016年国际劳工大会第105届会议发布《报告四：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后文简称《报告》）一文，文章从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动世界、就业质量、体面劳动升级、供应链治理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生产过程中劳工获得体面劳动的可能。

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动世界

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用以组织投资、生产和贸易的普遍方式，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许多国家通过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供应链采购促进了就业，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从生产力低下、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工作转而从事矿山、种植园、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

据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世界经济与社会前景报告》估计，世界40个国家占全球85%的国内生产总值，覆盖了大约1/3的全球劳动力，从1995年到2013年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数量增加了1.57亿或53%，结果是2013年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数量总共达到4.53亿。此外，40个国家全球供应链中的女性工人占总就业人数比2013年女性比例高2.5%，同时为青年人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关统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本国80%-90%的就业，全球供应链中最底层的就业机会很大部分是由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的。

全球供应链使供应商有机会转向更高价值的活动，并使员工有机会接触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提供的薪酬较高和工作条件较好的企业。如果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规和国际劳工标准，这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

然而，也有大量的实例表明，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体面劳动的减少。在全球供应链的层层分包过程中，生产价格、交付时间和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带来的全球压力，可能会对工资、工作条件以及参与供应链的工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下行压力，一些极端的就业形式甚至采用强迫性劳动和童工。

据估计，在全球4.2到5.1亿中小企业(不包括微型企业)中，仅有9%的企业在正式经济中运营。虽然这为工人提供了急需的收入，但这些二级和三级企业往往根据一些不规范的合同条款雇用非正式工人，一些中小微企业严重缺乏体面劳动。

在一系列分包关系中，供应商公司可能从自己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供应链中寻求进一步的价格优惠。为了应对低成本、高质量和快速交货的三重要求，分包商往往采用高度灵活的生产和工作模式，包括非正式、计件生产，在家劳动和非规范的就业形式。

此外，有报告指出加工区工作时间长，系统地违反结社自由。在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中，一些国家通过创建出口加工区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增长。大部分出口加工区集中在亚洲，其中300多个位于中国。有些出口加工区执法力度不够，有些出口加工区从粗放型到压低工人工资，从而获得比较优势，这种竞争方式被称作“竞相逐低”。

就业质量

一、低工资与超时加班

《报告》指出，由于很难找到指标数据能够对全球供应链的就业质量与其他的就业质量进行比较，所以全球供应链中的就业质量很难衡量，只能根据一些案例进行估计。现有研究表明，尽管与较高的生产力相关，参与全球供应链似乎并没有明显影响工人的工资和技能溢价。例如，在纺织服装行业，供应国的法定最低工资往往很低，有时无法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为了应对工人提出的提高供应链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一些品牌和零售商在其行为准则中纳入了“生活工资”和“公平工资”。然而，不同的研究表明，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工资过低的结果是工人过度加班，一份有关中国和泰国生产足球用品的供应链工厂工作时间的研究发现，该工厂48%的工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超时加班反过来又引发了对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担心。此外，缺乏足够的休息时间和带薪年假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份研究还发现该工厂25%的工人从未享受过至少一天的休息时间。从性别角度看，很多公司的女性员工收入最低，薪酬体系缺乏透明性，工资结构中对技能并不奖励，或者生产力获益并不与职工分享。妇女通常没有病假或产假。

工资过低、超时加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买方与供应商议定的价格并不总能涵盖所有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成为供应链末端的调整变量，竞争压力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工作时间更长。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因采用适时或精益生产系统而缩短的交货时间、季节性需求以及变化不定的采购合同，是导致全球供应链中过度加班却经常得不到适当补偿的主要因素。

二、非标准就业形势

供应商可以通过采用非标准就业形式，应对外界压力和不可预测的生产进度，以保证满足要求。这种标准工作安排之外的就业形式，在许多全球供应链中已经发展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满足了需求，增加了灵活性，这些方式包括大量使用兼职、临时、短工和零时合同。虽然使用非标准的就业形式促进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但有证据表明，工人经常受到影响，他们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劳动过程中都缺乏劳动保护。此外，非标准就业损害了工人的社会保障、集体谈判等权利。使用非标准的就业形式还对劳动监管提出重要挑战。由于订单的不稳定性，雇主可以选择不遵守保护性劳动立法。

非标准就业的一个重要受害群体是移民工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移民工人通常落入非标准形式的就业。雇主和移民工人都能从全球供应链临时和灵活的工作安排中受益。然而，当涉及到有效保护全球供应链中移民工人的劳工权利时，执行不利、规范支离破碎，以及有关参与者的政策举措和责任都可以构成重大挑战，甚至违反法律、法规。人数众多的移民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尤其当他们在不合法环境及不正规的经济中工作时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下，工资低廉、工作时间长、无休息时间及年假等现象在女性员工中表现地更为突出。

全球供应链中体面劳动的升级

前述分析说明，全球供应链为供应商公司、工人和东道国提供包容性发展的机会，但是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体面劳动工作成果构成挑战。《报告》认为通过全球供应链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工人有可能获得体面劳动的升级。

一、经济升级

经济升级是企业和员工在全球供应链中从低价值活动转向高价值活动的过程，升级形式包括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供应链升级等。亚洲许多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通过流程升级，采用以流程为导向的策略，以较低的价格生产出更高的产量，增加了进入英国花园家具市场的机会。轻工制造业产品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通常被作为产品升级的例子。

电子业全球供应链表明，一线供应商的功能升级已经开发出生产能力，扩展了他们在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组装与测试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为客户企业提供设计服务以实现其功能升级。全球采购促使印度汽车工业的产业链升级，这个大型国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升级了产品线，并且增加了国际生产设施。

二、社会升级

社会升级被定义为通向全球供应链中体面劳动的渐进过程。如果经济和社会升级同时进行，全球供应链促使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使供应商在保证体面劳动的同时进行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社会升级的概念与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议程的“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四个战略目标相一致：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对话和工作权利，以及交叉性目标：两性平等和非歧视。

社会升级涉及就业质量方面，不允许违反适用的国际法律和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这些法律及原则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承诺，不论成员国是否已批准有关公约，它们在四个类别中尊重并完善原则和权利，分别是：有效承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消除强迫或强制劳动；以及废除童工劳动。

社会升级面对的挑战存在于所有四个基本权利之中。有关全球供应链中结社自由权利的风险，包括主动反对，限制性立法和“三角”雇佣关系。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结社自由原则和全球供应链的集体谈判自由，但是社会监督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三、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之间的关联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经济升级会引起社会升级，但这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全球供应链，其经济和社会升级模式大不相同。有时经济升级却没有带动社会升级。社会升级也可能带来混合的结果，有些工人会经历社会升级而其他工人却经历社会降级。全球供应链的经济升级通常被看作是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否会衍生社会升级却鲜有人关注。

《报告》认为。虽然公众承认集体谈判权除了作为一项基本的工人权利及合法权利，还可以在经济和社会升级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在实践中意识到这一点却有很大困难。首先，许多出口生产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基本权利，而且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制度继续审查严重压制工会的指控。其次，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范围往往难以涵盖所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关系往往是对立的，社会合作者的能力可能比较弱，结果会是出现地方性行业冲突。最后，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采购实践以及供应链末端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对能有多少价值可供通过集体谈判加以分配设定了限制。

此外，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关联还包括：技能开发可以帮助国家、企业和职工在全球供应链中提升自身的地位；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工会活动可以带来升级，从而提高生产率，改善工资和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经济升级与有效的劳动法及其实施相结合，可以带来社会升级；通过实施“保持竞争力强和负责任企业的方案”，企业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升级推动经济升级，例如，通过国家和国际社会努力将社会和经济升级因素结合起来，巴西已成为全球“更好棉花”的最大原产国。

全球供应链的治理

针对当前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报告》认为国家当局的公共治理是工作场所遵规守法的基础。劳动行政管理包括劳动监察在内是国家的核心职能。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标准和国家立法的劳工条例，工作场所需要遵从，这是体面劳动的前提。企业有责任在运营中遵守这些规则，不管它们是涉及国内供应链还是全球供应链。具体而言，推动体面劳动的治理途径有：公共治理、私人治理、社会伙伴计划和多边计划。

一、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指的是国家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并执行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的责任。这包括劳动管理、劳动监察和执法职能，如解决争端和起诉违法者。各国政府按照其独特的国家法律、经济和历史背景，促进工作场所的合规性。在具体实践中，国家应该促进立法的域外适用，推动有关供应链管理的国家立法举措，确保出口加工区工作场所的合规性，在贸易协议、公共借贷、政府采购等活动中增加劳工条款。

二、私人治理

由于龙头企业协调整个供应链中的活动，它们作为雇主可以直接影响工作条件，或者通过详细的服务或商品合同间接影响工作条件，所以龙头企业有责任推动私人治理方式以实现在国内和全球供应链的合规性。私人合规性举措是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自愿建立的私人机制，以监测其行为是否符合行为准则或其他具体标准。该举措包括行为准则和社会审计、认证措施或其他自我报告机制，例如联合国全球契约。

私人合规性举措的优势在于它们有提高工作场所合规性的潜力。它们代表着一种认可，即龙头企业要对自己供应链的劳工标准负责。然而，与政府的监管机构相比，私人公司的惩罚措施相对有限。私人合规性举措是伴随着社会审计行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私人公司可能对作为风险管理的即时合规性感兴趣，而公共机构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驱动下，应当制定监管政策以加强预防与执法力度。《报告》认为可以发展如行业监督、认证与社会标签等举措，以促进私人治理的发展。

三、社会伙伴关系

社会伙伴对有效实施和执行国家劳动法律至关重要。工会通过提出索赔、代表工人以及在调查中与监察机构合作的方式，支持劳动监察和争议解决。雇主组织就其法律责任和工作场所有效的合规政策，为企业提供培训和援助。社会伙伴可以利用社会治理机制，加强公共治理机制。社会伙伴关系涉及的措施包括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谈判和合规性监测，以国际框架协议促进跨国社会对话等。

四、多边举措

认识到治理差距，一些国际机构已发起多项举措，以促进全球供应链中为良好治理而制定的国际统一协调标准。例如，《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三方原则宣言》，试图使多国企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积极贡献，并尽量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降到最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国企业指南》为那些符合现行法律和国际公认标准的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提供非约束性原则与标准；《联合国全球契约》呼吁公司在开展业务时尊重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相关的十个原则；《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公共参与者保护人权和私人参与者尊重人权提供了指导原则，保证了受害者有机会得到侵权补偿。

文献来源：国际劳工局，《报告四：全球供应链中的体面劳动》，国际劳工大会第105届会议，2016年。

（来源：社论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