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调查表共列出 29人 ,存款总额 78606. 7万元。⑶ 调查者注明 ,存款币别包括美元、英镑、法郎等外国货币 ,已经全部换算为国币。但这里的“国币”究竟是中国国币—— 法币 ,还是日本国币——日元 ,该报告并未注明。该报告用的是日文 ,存款数字用的是“元”。日文有关“元”的概念有两种表达法 ,一为“圆” ,二为“円” ,而且一般少用“国币”这一概念 ,因此此处之“元”为法币的可能性更大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为日元的可能性。⑷作者按当时比价将其换算为美元 ,以使读者对以上数字概念建立另一个参照系。

        法币对美元的比价 ,起始为 1∶ 0. 2975 ,以后随经济情况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 1939年 7月至 1940年 7月中国银行商汇挂牌价为 1∶ 0. 13625,市场兑换价略低于此。 1939年全年上海市价平均为 1∶ 0. 11042,纽约为 1∶ 0. 11879。 此处换算时取这三者的中间值 , 1∶ 0. 12182。日元与美元比价以1939年纽约市场平均价 1∶ 0. 25963计。⑸ 四舍五入 ,换算结果如上表。⑹

        列入上述统计的国民党政府官员 ,基本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最上层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 ;二是国民党政府高层军政官员 ,如孙科、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等 ;三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 ,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余汉谋等 ;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 ,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⑺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 ,但该调查报告因无其他材料佐证 ,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其可靠性如何。⑻如果该报告调查的情况属实 ,则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拥有大量私人财产⑼,仅在上海一地外国银行以外汇存款形式出现的财产 ,就达到了相当数量。⑽我们可以银行存款、政府收入、外汇储备三项为例 ,分析这些财产在当时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1939年 ,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 (不包括沦陷区 ) , 当年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为 74000万元。 如上述调查存款数字以法币论 ,则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12. 97 % ,超过了一年的政府预算总收入 ;如按法币折合为美元计,则等于 1937年中国外汇储备量 (约为 25000万美元 )的 38. 3% 。⑾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一地外国银行的存款 ,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 ,他们有无存款? 有多少? 他们还有多少投资或实物财产? 仍待研究。

        二、过去一般认为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 ,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 ,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 ,不仅陈立夫有不少财产 ,蒋介石的财产数更是位居榜首 ,占到总数的8. 45% ,如果再加上宋美龄的财产 ,蒋氏夫妇的财产占到总数的 12. 38% 。 蒋、宋、孔、陈四家合计 ,占存款总数的30. 25%。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 ,可谓“富可敌国”。

        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 ,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聚集如此数量的财产。根据 1933年 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 ,特任官 (部长及其以上官员 )每月薪金为 800银元 ,简任一级官 (次长、省主席 )为 680银元。⑿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 ,因此 ,如以法币计 ,上述 29人中存款最少的宋子良 ,其存款数约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 573年的薪金 ,而从 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 1939年不过短短 12年时间。 因此这些存款只能是从非工薪收入的渠道而来。 一般情况下 ,这些渠道无非两条 ,合法与非法 ,具体情况如何 ,尚待深入研究。

        本文所引的有关调查结果或许并不完全可靠 ,但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 ,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 ,以使我们在研究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问题时 ,不至于完全凭当时的舆论印象或个人感觉。 或许此例调查为我们研究这一民国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提供了某种线索 ,我们也希望历史知情者或历史档案的保管、研究单位 ,或以亲身经历 ,或以历史档案 ,提供线索 ,共同努力 ,解开历史的谜底。随着民国档案的日渐开放和研究的日渐深入 ,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 如同一句中国谚语所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历史暗角终会揭开 ,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这是历史工作者的职责 ,也是历史学的诱人之处。

        注释：

        ⑴ 此调查报告存于

 Chang Kia- ngau Collection, Box 27, Hoov er Archive, Stanford University, U. S. A. 该箱文件均为日本人在东北所作之各项调查 ,如矿产、农产、地质、水利等 ,其间夹有此报告。 抗战胜利后 ,张嘉璈出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负责接收日本在东北的经济资产 ,估计此报告藏于日本驻东北某机关 ,而于此时落入张手。 报告上虽有张本人的财产统计 ,但无任何张之批语 ,因此不知张本人对此有何反应。

        ⑵“登集团”为何组织 ,作者尚未查出 ,估计为在上海活动的日本特殊机关。 另据蔡德金的研究 , 1939年 10月 ,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 ,并委派老牌情报人员鹤田登实大佐任班长 ,专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该特情班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 (蔡德金、任常毅: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民国春秋》编辑部编: 《民国要闻探秘》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99页。 “登集团”是否为该特情班的另称或下属机构 ,待考。

        ⑶本文列出名单为 20人 ,但所有总数计算均以原表 29人计。

        ⑷关于日文用法问题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荫贵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员指教 ,特此致谢。

        ⑸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 《外汇统计汇编》初集 , 1950年印本 ,第 131、 136、 239、 245页。

        ⑹此表列出 20人 ,但总数仍以原表 29人计 ,故各数相加小于总数。

        ⑺该调查虽名为“政府要人” ,但其中一些人或本来、或当时并不在政府中任职 ,个别人可能亦非国民党员 ,为了叙述的方便 ,本文概以国民党政府官员称之。

        ⑻日本为了打击其敌手 ,可能利用对其敌手不利的材料 ,造谣生事 ,蛊惑人心。其时正值抗战时期 ,国民党站在抗日立场上 ,正是日本的敌手。 但该调查注明为秘密情报 ,非为公布用 ,有意造假的可能性似不大。

        ⑼这些存款中有无非存款人个人财产但因为某些原因存在其个人名下的钱款 ,尚需研究。 同时 ,这些存款人多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 ,掌握某个实权部门 ,是否有将该部门预算资金“公款私存”的可能 ,亦需研究。 但如以蒋介石为例 ,他经常动用钱财 ,或收买对手 ,或施以恩惠 ,不过这些钱财都由蒋直接批条给财政部或中央银行办理 ,似无必要将这一部分支出先转至其个人名下 ,再予动用。

        ⑽1941年 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侵入上海租界 ,设于租界的外国银行的各项存款是否被日军征收 ,尚待研究。

        ⑾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460、 468、 490页。

        ⑿铨叙部秘书处第三科编: 《铨叙年鉴》续编 (民国 20—22年 )第5类,1934年印本,第 240页。

        〔作者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武康大楼，黑森林式建筑风格,建于1911年，是著名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作品,全世界仅存三栋,房子坐北朝南，楼身狭长，从西侧看，像一艘巨大轮船。抗战胜利后，孔祥熙的二小姐把这座大楼买了下来。

        武康路107弄2号陈果夫故居。陈果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陈家的代表人物，历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家势力庞大，武康路二处故址也绝非他们唯一的房产(同一条路的67号是其弟弟陈立夫的故居)，其他衡山路东平路口10多栋花园别墅，都是宋家、孔家和陈立夫、陈果夫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