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夕，严防干部“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无疑是重要内容，这其中，干部档案造假这“病”尤其值得各位警惕。

今天（4月24日），中纪委官网发布了甘肃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提到，对认定档案造假的2名厅级干部、3名县级干部已给予处分或作出组织处理，明确对干部档案造假问题“亮剑”。

无独有偶，这一问题在当日重庆市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里也有所体现，重庆提出了“完善干部人事档案任前审核、日常管理、涂改造假处理等办法，建立管人与管档、用档相结合的责任机制”的整改态度。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截图

1 档案造假有多严重？

从去年到今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也已启动。随着换届工作的推进，一大批作风优、能力强、素质高的干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虽已进入提拔任用程序，可最终却因触碰纪律红线未能履新。为什么呢？其中就有这个原因——

档案造假被发现

2016年5月，湖北省孝感市委组织部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时任汉川市委副书记的洪永旺拟任安陆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安陆市政府市长人选。公示期过后，洪永旺却因存在档案造假问题，没能进入后续任用程序。

据了解，洪永旺实际出生于1982年，1996年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就借用他人学籍复读初三，出生年份也随之改为1984年。问题查实后，孝感市委终止了洪永旺的任用程序，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工作岗位，对其违纪行为在全市通报。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现的档案造假问题看，有已落马的省部级“大老虎”，也有科级干部；造假的形式五花八门，有的篡改年龄高达11次，甚至有的除了性别之外，其余信息都是假的。档案中的“三龄两历一身份”，即年龄、工龄、党龄和学历、工作经历以及干部身份，往往是档案造假的“重灾区”。

实事求是填写档案资料，对党员干部来说是基本要求。上述案例中，洪永旺明知自己的出生年份与实际情况不符，却既不及时更改，也不主动向组织汇报，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属于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将根据情节给予党纪处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一条明确要求“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

《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题处理办法（试行）》规定，对档案造假问题，依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停职检查、调离岗位、限制提拔使用、免职、降职等处理。即便进入公示程序，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样会受到处理。

2揭秘官员档案造假真相

一是直接修改，简单粗暴

对履历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三龄两历一身份”（年龄、党龄、工龄，学历、工作经历，干部身份）上，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干部年龄、学历、素质等要求逐渐提高，“年龄天花板”、“学历敲门砖”成为千千万万干部准入、晋升道路上的一道道槛儿，给诸多官员带来升迁压力。谁的年龄小，谁的学历高，谁的资历老，在同等条件下谁便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一些干部自觉“先天不足”，便“后天弥补”，修改履历，甚至在档案上直接涂改，以图蒙混过关，于是出现了诸如“刚出生便上小学”，“十三岁参军，十五岁入党”的乱象。

二是无中生有，凭空伪造

一些官员自觉自身经历“不硬”，缺少“闪光点”，与他人竞争时不占优势，或者达不到一些岗位的要求，便伪造学历证明、工作经历、荣誉称号等，直接添加到自身档案中，为个人履历“增彩”不少。例如，2000年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其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证书便是从小商小贩手上购买。

三是移花接木，改换门庭

此类造假较为少见，因为操作难度较之前两种都大。例如，20世纪90年代“金华税案”嫌犯史宝月在逃跑到成都后，化名“高山青”，并花钱伪造了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毕业证等一整套假证件，把自己包装成为了一名记者。后来，他调任张家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直到被警方抓获才真相大白。

3官员档案造假为啥屡禁不绝？

据中组部的消息称，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官员涉嫌履历造假而受到处分。这是被查出来的，没查出来的还有没有？当然会有。可以想象，中下级官员类似的造假现象，应该也会存在。

其实，官员履历造假，早就已经不新鲜了。事实上，不仅官员履历造假，改档案，甚至改户口簿，连有关系的老百姓也有干这事儿的。当然，履历造假、改档案、改户口，都是有利可图的。对于官员来说，只要是改，后面就意味着“好处”。上面强调干部年轻化，那么就改年龄，改来改去，把自己改成了神童或者童工，七八岁就中学毕业，十来岁就入党参加工作了。看长相是50后，看履历则是70后。如果强调学历，那就造学历。后来发现生造有点麻烦，那就花钱买。弄个研究生，只要交足了银子，证就来了。这种事连档案都不用改，反正都是不脱产读书，只消把学历填上去就行。

年轻又有了学历，那么升迁的基本条件就有了，剩下的事儿就看个人的本事了，于是各显神通，一个个就升上去了。从基层官员到中层官员，再到高级官员。从现在暴露的贪官来看，混到省部级的，履历也有假的。回头一看，唯有这个官阶和官职是真的。有了官职，有了权力，造假当然也就没有人敢追究了。

4官员档案造假为何屡屡成功？

有人说，在中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在发达国家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在我们这里稀松平常，随处可见。还有人说，中国是假的天堂，无处不假，无物不假，无人不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住的、规矩、法度，都可以造假。履历造假，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些观点的确有失偏颇。但必须承认，在中国，至少在一些人中间，运行的逻辑里面没有规矩，更没有法度。最关键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关系。在他们眼中，在关系面前，原则是可以变通的，规矩和法律也可以无视。这种所谓的关系，可以是亲戚，也可以是朋友，特别是平时交结的铁哥们。在某种程度上，能管点事儿，意味着自己有本事。所管的事儿，无论怎样，都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帮哥们办事正好显示自己的价值。当然，关系再铁，如果破坏规矩的事儿风险比较大，一旦败露就会危及自己的职位，乃至身家性命，估计当事人也会掂量掂量。

比较起来，档案造假在人们看来，是一种代价和成本极低的弄虚作假。在很多地方几乎都是半公开的秘密。只要做的周密一点，把换掉的档案页做旧，上级要想查明真相，非得花大力气，费大功夫不可。更何况，在人们看来，这种事儿既不伤天害理，也没有危及他人，所以，一般也没有人特别在意。除了个别对造假者心存不满的人，估计连举报的都不多。

5换届关键时，打击官员履历造假刻不容缓！

官员之所以敢在履历上造假，即使是媒体曝光也“前赴后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违法成本太低。在媒体披露的造假案例中，绝大多数仅仅是受到党纪处分，即使是“骗官书记”王亚丽也是因为职务侵占、行贿才被判刑，对其履历造假并未进行司法处理。这种“高举板子轻放下”的做法给了很多官员以侥幸心理，更助长了“老实人吃亏”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因此，除了“党纪”，还要有“国法”的介入。官员履历造假严重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有关“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行为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不得“涂改、伪造档案”的规定，有的行为甚至已经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所提到的“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因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有关官员履历造假处罚的法律体系并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司法机关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履历造假，让涉事官员承担法律责任，大幅度提升违法成本。

追究相关涉事人员的连带责任。任何一份造假的档案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操作团队”，或者是“保护伞”。若不将连带责任落实到位，一个“洪永旺”被查处，还会有“张永旺”、“刘永旺”冒出来。只有形成上下齐负责的认识，才能切实提升法律惩治的威慑力，从行为上让官员心怀畏惧，不敢越雷池一步。

（综合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人民论坛杂志、中纪委官网。整理 | 人民论坛记者 翟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