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心理现象，即每当遇到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女性似乎都更坚贞、更刚烈一些。”

看了一些资料，大约是指那些三四十年代为追求进步投奔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或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工作，而改开之初年龄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思想不太与时俱进，对“新时期、新举措”不太看得惯的革命女性。

记得当年，有两部电影，固化了“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形象。

一部，叫《好事多磨》（1980）。里面的干部处副处长魏侠（高淬 饰），就是一位这样的“老太太”。

在影片中，她明明是利用特权，强行插手年轻人的婚恋，搞拉郎配，有点接近于包办婚姻，却满口“工作需要”、“为了事业”、“关心年轻干部”之类的大话，令人闻之生厌，几乎把一件美事给搅黄了。

另一部，叫《人到中年》（1980），其中焦部长的妻子秦波（任秀艳 饰），热衷于享受特权，却张口闭口都是党性、革命、原则之类。原著小说用“拐弯抹角的试探，和颜悦色中的威胁，革命词藻下的冷酷”来为她画像。她的好事、啰嗦、私心与人到中年的女医生陆文婷（潘虹 饰）的沉静、专业、奉献成鲜明对比。

这两部电影影响很大，许多人从此就对“马列主义老太太”心生反感。“马列主义老太太”也成了一种恶谥。一个中老年女性，尤其是有点马列主义修养的中老年女性，无论干部还是知识分子，一旦被加上如此称谓，大家都会敬而远之。

多年以来，我对这种现象，也麻木不仁，并未深思。直到新世纪初，看到了一些号称“两头真”的老男人——许多还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如猬集在某“春秋”旗下的“老人小组”——不遗余力地诋毁、污蔑自己曾宣誓永远忠诚的革命，把自己打扮成“开明人士”、“受害者”，在“告别革命”、拥抱“普世价值”的潮流中风头无两的时候，才恍然领悟到，所谓“马列主义老太太”，不过是他们对那些还能记得自己的革命初心、更坚贞也更诚实的革命女性的污名化，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的朝秦暮楚，甚至卖身投靠罢了。

如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本是秦淮歌姬。在清兵南下江南，兵荒马乱之际，她觉得自己患病将死，还给相爱的书生侯方域留下遗书，“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

讽刺的是，侯公子虽为须眉男子，却选择降清谋取功名，当躲避山中的李香君看到已剃发易服的侯公子前来接她出山，去享受新朝荣华富贵时，立刻气结身死，只留下一句话，“纵使借尽西江水，也难洗我今朝满面羞。”

到了近现代，革命洪波涌起，坚贞、刚烈的女性形象就更多了。

鉴湖女侠秋瑾，“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洪湖赤卫队的韩英，“砍头只当风吹帽”；重庆渣滓洞中的江姐，“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更有法庭上的女革命者，于血气盖顶，斧钺加身之际，仍大义凛然……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革命女性，就是丁玲。她应该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原初模版吧？她晚年不合时宜的“左”，证明她的确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是纯金一样的革命者！

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例子，发生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当苏联解体在即，近两千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时，只有一位女教师安德烈耶娃拍案而起，刚烈地宣布：“我不能放弃原则！”

面对安德烈耶娃，戈尔巴乔夫们会借一点伏尔加河水，洗去脸上的羞惭吗？

他们不会。这类“两头真”男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羞耻心。

那么，相对于须眉男子，为什么女性往往更坚贞、更刚烈呢？

不得而知。

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少患得患失，更重视荣誉？

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女性受压迫最深重，所以对带给她们解放的革命，感情也更深！

无论如何，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让什么“女神节”之类淡化阶级性、物化女性的消费主义称谓见鬼去吧）这个伟大的日子里，谨以本文致敬丁玲那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致敬一切革命女性！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