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陕北神木和定边兵变

高宜之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提出“反蒋必先倒井”的口号，号召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设法打入陕北国民党部队搞兵暴，削弱蒋介石、井岳秀的力量，发展自己的革命力量。陕北特委除加强各县的学运、农运外，又请陕北深孚众望的知名进步人士、原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于1928年夏季，以探望老友高志清为名义，到神木县对驻防神木、府谷及三边（定边、安边，靖边）的地方部队骑兵师师长高志清做“倒井”的动员工作。高志清觉得正中他意，便表示赞同。决定在神木县师部驻地首先成立教导队来培训干部，命黄埔军校毕业生、共产党员杜鸿范任教导队队长，并为教导队修建了营房。

中共陕北特委根据高志清的这种积极行动，立即动员神木、佳县、米脂等县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投靠高志清的教导队。计有高仰观、高学孔、高文昭、高照璧、高应藻、高文藻、刘德禄、袁福禄、常翔峰、常焕文、常福跃、杨春兰、薛富华、郭秉金、张俊贤、刘尊山、刘国昌等二三十人。由于高志清“反井”的思想基础还不是出于自觉，因而在杜斌丞先生离开神木去西安杨虎城部后，高志清就听信井岳秀早就派来监视他的补充营营长兼师部副官长刘鸣铎的谗言，终日照旧吃喝玩乐，贪图享受，再不提整军和办教导队的事了。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前来神木报考的人员高兴而来，扫兴而去，多数返回原籍，只有高仰观、高学孔、高照璧、刘德禄、刘国昌、常翔峰、常焕文、郭秉金、袁福禄等少数同志留在高志清部队的手枪连和其他三个连当兵。陕北特委又决定在共产党员较多的手枪连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直属陕北特委领导。特支的联络站设在贾拓夫母亲在街上开的烟酒小铺内。把神木的兵运方针和政策由原来说服高志清共同“倒井”而改变为哗变高和井的部队，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倒井”的方针。

（神木地区）

1929年上半年，井岳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削减异己的力量，借口高志清的骑兵师人员不足，即将该师缩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仍归井岳秀指挥。骑兵旅下属四个团一个独立营。

1929年8月，我因有赤色问题，在家乡不好停留，经阎揆要介绍，打入高志清旅部任掌旗官。任务是观察了解高志清的动态，我的联络人是神木小学的一位教员。为了严守党的机密，党组织规定，除单线联络人员外，再不能与别的党员发生横的联系。只有手枪连共产党员刘德禄因是我的同乡和好友，常来我处互相密谈一些情况。我的公开任务除出操、上课、训练士兵外，就是查邮、查夜和搞旅部副官处的日常事务。我利用此公开身份，交往了一些贫苦出身的士兵和班排长。如李文彬、何海旺等人，向他们进行求解放的宣传教育工作。

1930年11月中旬，高志清派我前往定边，名曰调查二团连长高光福在葫芦素脑和蒙人的纠纷案，实则暗中调查郑思成派来人的行动，并借机去保安县（今志丹县）找我的同学刘志丹，研究兵变事项和兵变后到保安一带搞游击活动等问题。在我返回安边时，安边驻防的张鸿儒假心假意告诉我：“神木手枪连兵变向西开来，你回时沿途要留神。”我听后再三考虑，由于是张鸿儒所告，情况可能属实，因而十分着急。第二天我即赶到靖边县张家畔，晚间又听当地传说神木兵变部队已到靖边县属的史家坬了。我即于次日凌晨赶到史家坬，询问了情况。才知道在我出差后不久，手枪连三排长王风城（哥老会成员）因犯了民法被押到县政府，高志清命县长李东源（原是高的军需主任）进行审问，在审问时严刑拷打，因而当晚9时许，四班长王自强（哥老会成员）和其他几个班长以及我党地下工作者常翔峰、高学孔及郑思成派来的李秉仁等，利用过冬至节为名集中谈论此事。王自强提出当晚就哗变，从监狱抢出三排长后远走。常翔峰、高学孔和李秉仁等都说：“时间太仓促，最好联系其他连队一起兵变。”大家虽然都同意了，但王自强等回到班后，怕消息走漏，自己性命难保，便于次日（1930年12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利用连长住在旅长公馆内，排长们在熟睡之机，动手下了排长们的枪，并通知常翔峰、高学孔、郭秉金、袁福禄和教练官李秉仁等一同率全连士兵哗变。事已至此，他们四人都认为这样一做不走也不行了，只好暴动多少算多少，便立即同王自强作了分工。王自强率部分士兵去县政府打开监牢，王风城排长遍体鳞伤不能行动，只好向救他的人表示谢意，不愿连累大家。其他人员都去司令部，联络了守门的四连一排一班长李文彬、三班长何海旺和该排多数士兵，打开了司令部军需库弹药库，让起义士兵尽量拿。那天正好是冬至节，旅长的骡马及手枪连的军马被起义士兵骑之一空。早晨5时左右出城，又缴了守卫北门四连二排的枪。每人一枪一马，另有八音枪3支，自来得手枪14支，在当时来说，真是枪好马壮弹药足的一支精强力量。

手枪连暴动，高志清在公馆里恐慌万状，紧闭家门不敢外出，直至暴动部队出城后，高志清才派金虎成率队追赶。但追赶者都是步兵，哪能追上骑兵，追了一天，金虎成怕有去无回，就返回神木。高志清对神木兵变恼羞成怒，追不上变兵，便派手枪连二排长鲁世恩到米脂抓走常翔峰的父亲，到佳县抓走我的父亲和郭秉金的父亲，于腊月二十日押在米脂县政府进行拷打审问，想逼我们率队返回。后经米脂我舅父高增雾等人，请米脂各方绅士花钱保释出来。

暴动部队出城后，走了数十里作了小休息，共同推选王自强为连长，李秉仁为一排长，李文彬为二排长，常翔峰为三排长，袁福禄为司务长，高学孔为文书，然后继续向西挺进。第一天走了200多里，途中袁福禄被蒙匪暗枪射死，献出宝贵生命，高学孔继任司务长。暴动部队西进行至纳泥河时，遇到曾在高志清部工作过的谷占峰（玉山）和其妹谷凤莲（当地小学教员）。经连排干部研究决定打起红旗，谷凤莲还帮助制了红旗，谷占峰也参加了暴动部队。后因王自强反对取消了打红旗。

我到史家孤了解上述情况后，高兴的是他们顺利地拉出100多人马，惋惜的是拉出的人马比原计划的少，尤其党员更少，特别担心的是未出来的党员是否会受到危险。但事已至此，我们只好研究下步去向。研究的结果是一致认为甘肃庆阳、合水与陕西吴旗、保安一带之间，是个三不管地区，到那里进行休整。于是第一步把部队开到保安县附近，好向刘志丹征求意见或请示。遂经张家畔（今靖边县）向南进行，到达保安县顺宁川丁家岔后，立即派出人员去找刘志丹。在派出联系人员的当天下午，郑恩成派往安边县张鸿儒团的彭岐周和郝启云骑张家的马，带着张家的枪，由安边赶来丁家岔，向我们讲他们已和张鸿儒结盟反井，建议我们也携起手来反井，并说我们如若同意，就首先来个奔袭定边，只要攻下定边，安边的张鸿儒答应相应而起。我们听后，经过两天的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彭岐周便派郝启云给赵文选送信，说我们奔袭定边，他能否做内应？几天后，派去保安县和定边县的联络人员都已返回。说刘志丹不在家，要我们暂时游动，待志丹回来后再和我们直接联系。定边的情况是：赵文选完全同意并告诉了攻城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急于求得发展壮大，一致同意先奔袭定边县城。

（定边地区）

出发前我们向全体人员作了奔袭前的战斗动员。第一天晚上宿营在安边南山二里湾。第二天早晨正在出发时，突然发现东面有部队向我们方向运动，王自强错误估计是驻防延安的高双成部队追歼我部，加之王自强连长又没有实战指挥经验，只有少部分人员自动向来敌抗击，他却带领多数人向西退去。接火约一个小时后，接火的对方张廷祥发现彭岐周在战斗中丢失的皮大衣是他伯父张鸿儒给彭岐周特制的，才知道彭岐周已在我方，随即停止战斗，派人来找彭岐周，相商确定仍按张鸿儒原来的意见联合起来共谋“反井”大业。但鼠目寸光、见财起意的张廷祥还趁机对彭岐周“干爸、干爸”的一再要求给他几支好枪和好马。彭岐周勉为其难地答应回去和大家商量，结果是为顾全共谋大业局面，给了马五匹枪四支。就在这相商的时候，曾在手枪连当过兵的马宗祥在我部路过张家畔时，由定边赶来，王自强就让他在我部当了班长。哪知来机不纯的马宗祥，趁此相商之际便借口去河沟饮马之名又率全班12个人、马、枪，跳过沟河向定边方向叛逃。如此既暴露了奔袭计划又损失了人枪马，再加上谷占峰素知张氏父子阴险毒辣，诡计多端，不愿和张家合谋大业而离去。由于以上这些不利情况的出现使我部士气大减，所以决定仍返回丁家岔休整，另作计划。另在我部与张廷祥部接火时，郭秉金等四人失去了联系，他们第二天正好巧遇到刘志丹赶来，问明了情况后，志丹说：“那天你们来人，我不在家，今天赶来又晚了一步。当前白色恐怖严重，形势紧张，一打红旗必然招来大军‘围剿’，加之你们部队成分复杂、党员又少，经不起各种艰险考验。你们暂时和郑思成的人员合作，共谋倒井活动是可以的。不过我们以后要经常保持联系。”郭秉金等归队后，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大家，全体人员也一致同意。在这休整期间我和彭岐周、李秉仁共同研究，认为王自强没有领导能力和指挥能力，加上他用人不慎，对造成的损失是有责任的，遂决定下了王的枪，把部队由连改编为营，推彭岐周为营长，下辖一、三两个连。李秉仁为一连连长，我为三连连长。从此部队士气大有好转。还决定派我再去会见刘志丹。我虽然对彭的政治面目有所怀疑，但觉得彭有积极的一面，因而我即动身前往。经过保安旧县城到金顶山，见到了刘志丹。志丹说：“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保安县团总，还不便和你们公开来往，只能暗中和你们多联系。我也听说郑思成来陕北是搞反井活动。你们和郑思成派来的人员甚至和张家共同联合搞‘倒井’活动的方向和策略是可取的，搞好了‘倒井’还可以缓和陕北的白色恐怖。待条件较成熟后，再考虑公开打红旗，不过你们在联合‘倒井’活动中，对张家父子要特别提防。我和张家有亲戚关系，我父曾和张家共过事，深知他们诡计多端，你们仅在‘反井’斗争上争取他们的配合，小心上他们的当。”这样一席热情洋溢的话，暖人肺腑，给我以力量，我也向志丹谈了我在神木时见到井岳秀怀疑郑思成不怀好心而给高志清的信，说“任和庭才短无断，张兰亭爱财如命”等语，也说明张家的为人了。会见后第四天我即返回丁家岔，向党内外几位负责同志汇报了会见刘志丹的情况和刘志丹的意见等，大家很受感动，从而更加鼓舞了我们的“反井”斗志。

《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弘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