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故后世又称“薛文清”,平阳府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人。历任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大理寺卿等职,明英宗天顺初年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薛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和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做人为官的别样风采,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一、出身名门,被动应考中解元
薛瑄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薛氏,其家族名人辈出,历代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世代相因绵延千年不衰。祖父薛仲义饱读诗书,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入仕,终生以教书为业。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考中举人,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30余年。
薛瑄自幼“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1]12岁时,父亲薛贞调任荥阳教谕,薛瑄随同父亲到了荥阳,所作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这时候,薛贞闻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为当代饱学之士,便将他们二人聘为薛瑄的老师。从此,薛瑄拜在魏希文、范汝颢门下,将以往所作诗赋文稿付之一炬,潜心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渐有所成。
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到荥阳巡视,荥阳当地官员前往迎接。陈宗问在舟中望见风吹水面,涟漪骤起,顿生灵感,随口吟出一句上联:“绿水无忧风皱面”,凝眉苦思良久,得不出下联,求助于在场的其他人,大家搜肠刮肚,沉思低吟好一阵儿,终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薛贞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儿子薛瑄,薛瑄略一思忖,缓缓说道:“这有何难,青山不老雪白头”。
薛贞默然不语,心中却暗暗为儿子的才思敏捷而窃喜。
薛瑄专心致志,埋首攻读宋明理学,勤学不辍,孜孜不倦,他非常喜欢当代学术大师胡广等编撰的宋儒性理学说汇编《性理大全》,口诵手抄,夜以继日,每有心得,便立即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几十年坚持下来,便写成了《读书录》11卷,《读书续录》12卷,大多论述性理之学,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在这两部著作中,薛瑄提出“天地万物,惟性一字括尽”,又认为理气不可分,“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贞调任鄢陵县教谕,举家迁往鄢陵,年届而立之年的薛瑄依然随父亲求学,依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专注于学问,依然对科举没有丝毫兴趣,不屑于因功名利禄而折损自己的节操。然而,一个奇葩的规定迫使他不得不改变初心,被动地踏上了科考之路。
当时,政府规定,任何一个县若长期无人考上举人、贡生,就将这个县的教谕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薛瑄无论如何也不忍眼睁睁看着老弱白发的父亲被流配远方,投身科考便成了他的不二之选,于是,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参加了河南乡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考而名列河南乡试第一,荣获解元。
二、进士及第,监察御史镇银场
永乐十九年(1421年),薛瑄赴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进士及第后回乡省亲,父亲竟在此时病逝。薛瑄悲痛万分,遵古礼居家守丧。
宣德年间,薛瑄守丧期满,授任御史。此时,朝廷内阁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秉政,他们早就听闻薛瑄的人格秉性和学术造诣,想私下见一见他,了解领略其风采,便遣人前去告知薛瑄。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年轻人,得到朝廷顶级大员的专门召见,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眷顾和和钟爱器重的表示,对于薛瑄来说,实在是一个展现自我拓展人脉的极好机会,求之不得。
令三杨大跌眼镜的是薛瑄竟断然回绝了。
薛瑄的回答干脆而决绝:“我肩负的职责是弹劾督察百官,岂敢私谒公卿。”
还好,三杨个个贤明豁达,不是那种鼠肚鸡肠的斗筲之徒,他们没有因此而为难薛瑄,反而对他更为赏识。倘或他们真的跟薛瑄计较起来,薛瑄的下场可就惨了!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拟整顿吏治,重振纲纪,经内阁首辅杨士奇等人举荐,任命薛瑄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
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武陵山脉南麓的沅州,辖12个县,共21个场矿,有民夫55万之众,规模巨大,是国家铸币原料的主要基地,由户部管理开采。银场的开采和管理状况,直接关系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前,银场多年以来混乱不堪,管理者贪污腐败,偷盗成风,漏洞百出,亟待整治。
可见这副担子的分量!
薛瑄走马上任后,以岑参的诗句“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不辞辛劳,时常奔波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各矿场之间,往复巡视,明察暗访,革弊鼎新,堵塞漏洞,建立健全制度法纪,一旦发现贪污受贿者,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当罢官者罢官,当治罪者治罪,不管任何人,绝不姑息迁就。
在任上三年,薛瑄不曾须臾脱离岗位,甚至从没有回家省亲,终于使银场由混乱不堪变得秩序井然,由大乱达到大治。任职三年期满,清风两袖,翩然凯旋。
三、京官“豪宅”,废旧车框嵌作窗
薛瑄为官清廉,在朝中为御史,囊中羞涩,一直无力在京师购买自己的住房。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孩子们渐渐长大,一家人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住所,于是,东拼西凑,倾其所有,下狠心购置了两间低矮阴暗的小房子。房子狭小得只能勉强放下桌椅床铺,更要命的是整座房子没有窗子,对于这个嗜书如命的家庭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如果买一扇窗子安上去,就可以使外面的光线透进来。薛瑄沉吟良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空空如也。
居住在如此黑暗的房间里怎么读书?薛瑄心里犯起了嘀咕。无意间他忽然看到了门前那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不由眼前一亮,遂呼唤儿子薛淳过来,命他在东山墙上凿出一个洞,然后将小木车拆解开来,锯掉两端长木,取车架方框嵌在凿开的洞上,糊上麻纸,这样就有了“窗子”,室外的灿烂阳光随之照了进来
站在自己的“杰作”面前,薛瑄欣赏良久,颇为自得,雅兴难抑,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车窗记》——
河东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买小屋两间于京师,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东壁暗甚,力不能办一窗。小子淳乃取废鹿车上辕,卸去两傍长木,以中方为棂,类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
余归自外来,因叹曰:‘以御史之显,曾不能办一窗,致以此物为之,使富者见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
既而取古书读其下,则旭日漏彩,清风度凉,心神通融,四体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广,而屋之陋也。复从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谓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虽小而心则大也。彼贪民侈士,巍堂绮户,可谓广且丽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劳神惫精,思益以扩大之。是其居虽大,而心则小也。小大之说,君子必能辨之。’于是作《车窗记》。
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捧读《车窗记》的时候,耳畔不由回响起刘禹锡《陋室铭》的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四、蒙冤下狱,死囚终日读《易》忙
正统初年,尚书郭琎举荐薛瑄为山东提学佥事。他亲自为学生授课,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薛夫子”。
其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得势,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专权擅政,连英宗朱祁镇都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尊之为“翁父”,竞相攀附。为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王振四处网罗亲信,培植党羽,结党营私。某日,王振问三杨:“谁有德才可居卿相高位?”三杨推荐了薛瑄。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被擢升为大理寺左少卿。
三杨素知薛瑄秉性,又知道起用薛瑄是王振的意思,意欲叫薛瑄去面见王振,并且差遣尚书李贤把他们的意图告诉薛瑄。没想到薛瑄梗着脖子愤愤地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2]
由于王振深受英宗朱祁镇宠信,越来越专横跋扈,气焰熏天。朝臣们在东阁议事,见到王振,一个个都忙不迭地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王振躬身向他施礼,薛瑄也不还礼;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薛瑄都托辞谢绝,根本不理王振的茬儿。
从此,王振对薛瑄怀恨在心。
薛瑄履职后,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狱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看似普通的案子将他送进了死牢。
一位军官染病遽然离世,留下了貌美娇艳的小妾。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勾搭上了这位小妾,欲将其娶进门,遭到这位军官妻子贺氏的拒绝。王山猴急要娶,小妾铁心要嫁,贺氏坚决不允,于是,王山唆使小妾将贺氏告上法庭。小妾一口咬定贺氏毒杀亲夫,锦衣卫遂将贺氏拘捕关押,几经折磨,屈打成招,判成死罪。
这个王山乃王振的侄子。薛瑄一眼就看穿了这桩冤案的蹊跷,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秉公据实彻查,他们因为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无奈之下,薛瑄愤然弹劾承办御史渎职枉法,联合几位同僚一起为贺氏伸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薛瑄等故意捏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支使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将他们全部缉捕关押,判处薛瑄死罪,打入死牢。
薛瑄被禁身死牢,容色自若,每日聚精会神,研读《易经》。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随着行刑的日子渐渐临近,人们对此案越来越关注。某日,王振家的一位老仆人在厨房突然失声痛哭,问他为何而哭,他愈发悲声大放,抽抽噎噎地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被处斩了!”说完,依旧号啕不已。
老仆人的恸哭使王振大受震动。惧怕众怒难犯,王振不得已只好做出让步,经刑科三次陈奏,兵部侍郎王伟上疏申救,才免除薛瑄死罪,削职为民,放归故里。
五、心系苍生,为民请命气如虹
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堡之变”,不久,代宗朱祁钰继位,薛瑄被召回京师,任大理寺右寺丞。
景泰元年(1450年),叙州爆发少数民族起义,很快波及川西九县,薛瑄奉诏前往协助左佥都御史、四川巡抚李匡平息叛乱。叙州之乱刚刚平定,播州之乱又起,遂又移师播州,连续作战,浴血疆场,终于取得平叛胜利。
薛瑄在戡乱的过程中特别留心察看各地民情,发现当地贪官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致使百姓生活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是激起民变的主要原因。叛乱平息后,薛瑄立即上疏朝廷,为民请命,称“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保不生变故。
只可惜如此恤民靖国良策,一疏上奏,泥牛入海。
景泰二年(1451年)十二月,薛瑄赴任南京大理寺卿。一富豪仗势杀人,买通官府,颠倒黑白,案子久拖不决,薛瑄到任后快刀斩乱麻,很快秉公依法予以处置。
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薛瑄调任北京大理寺卿。是年发生了全国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富户大贾乘人之危,纷纷抬高粮价,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激起民怨,酿成民众群起哄抢富户粮食、烧毁富户房屋的事件。朝廷派阁臣王文前往弹压查处,王文为彰显自己的功绩,一下子查抄平民500余户,拘捕200余人,并以谋反罪将他们悉数押解京城,奏请一律问斩。
群臣议论纷纷,大都以为如此判决实在荒唐,然慑于王文的权势,没人敢站出来公开提出异议。在一片静默之中,薛瑄义无反顾,愤然上书朝廷,为被捕平民辨冤。王文见状,知道此案非翻盘不可,恨恨地对同僚们说:“此老倔强犹昔!”[3]最终,此案经都察院调查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六、天顺入阁,一代宗师辞官归
薛瑄见国事不可为,屡屡请求告老还乡,朝廷不允。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朱祁镇复辟,改元天顺。政局翻覆,朝廷大洗牌,薛瑄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年近古稀得以入阁辅政,得到朝廷重用,薛瑄不免踌躇满志,热血沸腾,憋足了劲要为朝廷建言献策出力,每当英宗召见,都竭诚尽忠,坦诚直言,献匡政辅国之策。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重登帝位的英宗朱祁镇软弱无能,是个扶不起的天子,他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对朝廷乱象听之任之,迫害景泰一朝的忠良、功臣,特别是当英宗以谋逆罪杀害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名将范广之后,薛瑄入阁后燃起的政治热情遽然降到冰点,对于重振朝纲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薛瑄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疏,坚请致仕归乡。“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4]
薛瑄辞官归乡后,一面埋首读书治学,一面传道授业,聚众讲学。他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著述,其主要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他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高产作家和诗人,计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计46卷。薛瑄继明初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其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清人称之为“薛学”,将其视为朱学传宗,称其“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1464年7月19日),在故乡闲居的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案上文稿作一番整理,提笔在手,伏案缓缓写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书罢,悠然长逝,终年76岁。朝廷遣使谕祭,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河东薛门解元郎,德劭学富志气刚。钦差铁腕镇银场,御史陋室嵌车窗。不屈谪臣蠲恤忧,蒙冤死囚读易忙。进退生死寻常事,儒宗浩气万古扬。”薛瑄的人格风范和境界追求,不仅为时人称赞,也给今人以启迪。
注释: [1][2][3][4]《明史·薛瑄列传》
(作者:刘立祥 系文史学者、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政教室主任、教授、全军优秀教师;来源:昆仑策网 原载:《天津日报》202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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