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467-499年），汉名元宏，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北魏第七位皇帝，史称孝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拓跋宏在与冯太后合力推行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亲政后进一步推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汉化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诸领域的全面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以锐意改革的皇帝名垂青史。

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宫，系献文帝拓跋弘长子。皇兴三年（469年）六月，年仅三岁的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当时的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随即被赐死，由嫡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成人。

皇兴五年（471年）八月，拓跋宏受父禅继帝位，时年五岁，改年号为延兴，由嫡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后，被没入太武帝拓跋焘掖庭，太安二年（456年），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作为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在艰难支撑危局为国操劳的同时，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对孝文帝拓跋宏的钟爱和培育上。

孝文帝拓跋宏天赋异禀。“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其父献文帝拓跋弘）曾患痈，帝亲自吮脓。”[1]冯太后对孝文帝慈爱甚笃，她亲自教育监督孝文帝刻苦读书，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教导他熟读儒家经典，对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待孝文帝稍稍长大，冯太后在处理朝政和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尽可能地让他参与其中，从而使孝文帝不断得到全面的锻炼成长。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19岁孝文帝首次穿戴衮龙袍冕旒冠，在朝廷上大摆筵席，接受万国使臣的朝贺。从此，冯太后有意让孝文帝更多地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亲手起草。在冯太后的悉心培育下，天资聪颖的孝文帝学得满腹经纶，允文允武，渐渐成长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早在冯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孝文帝便与嫡祖母合力革除积弊，推行改革，开创了太和改革欣欣向荣的局面。太和十四年（490年），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从此，孝文帝成为北魏这艘改革巨轮的唯一舵手，强力推动北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革故鼎新。

实行班禄制。此前，北魏习惯于通过战争掠夺财富，以爵位的高低作为标准进行瓜分，史称“班赏有差”，官员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掠夺、勒索、剥削民脂民膏，成为这种制度的补充形式。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孝文帝下诏实行班禄制，规定朝廷所有大小官员一律按级别高低和业绩大小，领取不同的俸禄。从而实现了分配制度的根本变革。

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孝文帝颁诏实行均田制，在全国实施均田法。诏令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一制度对巩固北魏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创立三长制。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废除宗主督护制，创立三长制。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

改革租调制。租调制是孝文帝改革时期和均田制配套的税收法令，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作“调”。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改革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丁男还要负担一定的徭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8人，耕牛每20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改革官制。太和年间，孝文帝对官品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依照魏晋官制，在中央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文武官职，地方上则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议定百官秩品，把九品官阶析分为正从上下，并创流外七品之制。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孝文帝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

整饬吏治。孝文帝发布诏令，不断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朝廷经常指派官员巡行州郡，采访牧守政绩与得失；在任较久且治绩好者，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甚或怠政贪腐者，视情节进行处罚，甚至降级、罢免或治罪。

铁腕肃贪。孝文帝高悬反腐肃贪利剑，一旦发现官员贪腐，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勋臣显贵，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拓跋天赐是景穆皇帝拓跋晃之子，袭封汝阴郡王，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太和十三年（489年），坐贪婪残忍，被削去官爵，卒于家中。景穆皇帝拓跋晃的孙子拓跋太兴、拓跋郁都因贪腐被罢免官爵，赐死家中。齐州刺史高遵、华山郡太守赵霸、幽州刺史张赦提等，都因涉贪被赐死。

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偏北地寒，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对整个中原地区施行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这一决定遭到了众多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为避免矛盾的激烈冲突，孝文帝采用了假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的策略。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率领百官及步骑百余万人从平城出发“南征”，九月底到达洛阳后停驻下来，安抚人心，整修宫殿旧址，迈出了迁都的第一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是年十一月，基本完成了都城的搬迁。

早在旧都平城，孝文帝就接连推出了一系列汉化举措，迁都洛阳之后，立即着手以更强的力度、更快的步伐革易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禁胡语。孝文帝降诏，规定不再讲鲜卑复合语，改讲单音节的汉语。他语重心长地对咸阳王元禧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2] 

禁胡服。太和十八年（494 年）十二月，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不得编发左衽，无论男女，一律改着汉人服饰，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

更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颁发诏令：“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改为元；勋臣八姓中，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纥奚改为嵇、尉迟改为尉；其他鲜卑各姓，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纥骨改为胡等等。

尊孔子。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立即敕令加紧修建孔庙，隆重举行祭孔仪式，兴儒学，倡孝道。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太和十九年（495年）四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又“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充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3] 

提倡通婚。为促使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与汉人通婚。

此外，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还涉及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其他诸多领域。诸如推行汉族的礼乐文化；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皆须葬在当地，不得还葬平城。

在孝文帝朝，全面推行汉化改革始终是首要的头等重要大事，不管是谁，只要反对、阻挠甚至破坏改革，都坚决果断地实施严厉镇压。以下两件大事，可以折射出孝文帝严厉镇压反对派的决心与铁腕。

第一件事：赐死太子元恂。

据《魏书•废太子恂传》记载，太子元恂是孝文帝的嫡长子，“不好学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迫乐北方。”迁都洛阳后，元恂厌烦洛阳的炎热气候，每每追乐旧都，常有北归之念，也不愿说汉语、着汉服，对孝文帝赐给他的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编发左衽，讲鲜卑语，坚定地固守鲜卑旧俗。

太和二十年（496年）秋，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留守洛阳金庸城内，乘机与左右侍从密谋，打算征调牧马轻骑返回平城，为防阴谋泄露，竟亲手杀死太子中庶子高道悦。

正在出巡嵩山途中的孝文帝闻报，大为震惊，匆匆赶回洛阳，严厉痛斥太子罪行，亲自动手杖责，将其囚禁在城西别馆，派兵严加看守，后又将元恂废为平民。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中尉李彪向孝文帝密报，称元恂不思悔改，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孝文帝毫不含糊，遂传命赐死元恂。元恂被赐死时年仅15岁。

第二件事：戡灭穆泰叛乱。

穆泰为北魏重臣，以功臣之子，迎娶章武公主（景穆帝拓跋晃长女），拜驸马都尉，历任殿中尚书、散骑常侍、洛州刺史、右光禄大夫、右仆射、恒州刺史等要职。当年孝文帝为太子时，冯太后曾意欲将其废黜，多亏穆泰等极力劝阻，其太子之位才转危为安。

可见，穆泰是对孝文帝有大恩之人。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恒州刺史穆泰勾结平原王陆睿等，在恒州发动叛乱。参与阴谋叛乱的还有：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或其后裔，他们对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改革都持强烈反对态度。

孝文帝得到密报，立即召见能征善战的任城王元澄，命他率军火速前往戡平叛乱。元澄不负重托，马到成功，将穆泰及其同党一网打尽。孝文帝毫不含糊，敕命立即将罪魁穆泰诛杀，将陆睿赐死，其余100多人悉数打入大牢，依罪行轻重，严加惩处。

孝文帝天纵雄才，气势如虹，志在雄霸天下，一统寰宇，只可惜天不假寿，壮志未酬。据《魏书•帝纪第七•高祖纪》——

太和十九年（495年）春，正月初一，孝文帝驾临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治），在此大宴群臣。四日，向南齐发布宣战文告。十二日，孝文帝在汝水西岸举行盛大阅兵式，检阅三军，炫耀武力。随后，渡过淮河，登临八公山，沿淮河向东巡视，到达钟离，进逼长江。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诏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20万兵马，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八月，孝文帝御驾亲征，大军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号称百万，直扑襄阳。这场魏齐大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攻占了南齐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春，孝文帝于正月初一驾临新野，在行宫宴请群臣。随后，指挥魏军发起了对南齐的新一轮攻势。五日，魏军攻克新野城，生擒南齐辅国将军、新野太守刘忌，成为南齐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紧接着南齐湖阳守将蔡道福弃城南逃，赭阳守将成公期、军将胡松弃城南逃，辅国将军、舞阳守将黄瑶起与直阁将军、台军主将鲍举弃城南逃，南乡太守席谦弃城南逃。三月一日，魏军在邓城大破平北将军崔惠景、黄门郎萧衍率领的南齐军，斩首、俘获两万多人。九日，孝文帝驾临樊城，在襄水、沔水之间举行盛大阅兵式，炫耀国威。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四日，孝文帝再一次率军南征。十日，孝文帝患病，命司徒、彭城王元勰留在行宫中照料病情，主持军国事务，孝文帝仍强扶病体，坚持亲自指挥作战。魏军一路所向披靡，南齐将领陈显达、崔惠景望风而逃，魏军一直追击至汉水，被杀、被俘及被淹死的南齐将士占总数的十之八九，缴获南齐军遗弃的军用物资数以亿计，孝文帝命全部用来赏赐将士。三月二十四日，孝文帝病重，不得不北返洛阳，途中停留于谷塘原（今河南邓州市东南）行宫，四月一日驾崩，终年33岁。

北宋名臣欧阳修谓之：“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注释：

[1][3]《魏书•帝纪第七•高祖纪》

[2]《魏书卷廿一•列传第九上•献文六王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