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苦儿流浪记，向共产党人学做人！

点击：977  作者：党人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5-02-05 10:44:43

 

《第一道脚印》，木板套色，1960年，晁楣 作

 

1964年12月，著名作家丁玲来到黑龙江佳木斯宝泉岭农场落户。

 

在这里，丁玲认识了场长高大钧，一位从延安来的老红军，从1947年就开始投身开发北大荒的老农垦人。

 

1981年，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六十年代第一次同我谈话时，就谈到解放后他曾在一个战友墓前向那位死去的垦荒战士的盟誓：‘一定要把你未完的事业继续下去，把一生献给北大荒，为祖国辟建粮食基地。’在十年动乱中，他坐了牢，去年我们重新见面，他第一句话就说：‘没有什么，只要一见到土地，我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现在果然永葆青春，在领导农垦的岗位上，实践着自己对战友的誓言。”

 

 

第一代北大荒垦荒人

 

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高大钧同志是一位怎样的共产党员，又是如何百炼成钢，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呢？

 

1927年2月1日的傍晚，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

 

这天是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富也过年，穷也过年，即便是赤贫之家，也想着吃顿好的。爆竹声中，万家灯火，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团圆，还有饭菜的香味。可是一个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孩子，此时冻得哆哆嗦嗦，饿得饥肠辘辘。街巷无人，家家闭户，一整天他也没要到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就要饿死街头。

 

小乞丐在绛帐可是名人，却没人能叫出他的名字。

 

 

扶风出了马融，马融有个学生叫卢植，卢植有个学生，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旧时，儿童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有句曰：“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

 

扶风人马融是东汉大儒，门下常有学生千人，家里也有钱，他也好享乐，生活奢华。常坐高堂，挂红纱帐，一边在前面弘道传学，一边在后堂声色犬马，工作生活两不耽误。

 

东汉的大儒，基本都是学阀，儒学只是面子，里子则是儒宗、官僚和封建地主的三位一体，里子面子缺一不可。所以汉代就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民谚，传统封建社会就是如此。文化可以被地主阶级垄断，却不能遗传，没有相当的智能和知识，很难轻易上位，更难久居官位，失去官身，地主的地位和土地也就失去了保障。

 

但是清末废科举后，基层治理迅速土豪劣绅化。

 

 

1951年，青海民和县一区二乡在土改中用没收地主的财物举办实物展览，以教育农民。茹遂初 摄

 

正如美籍中国史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研究指出：土豪劣绅化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

 

举人秀才逐渐凋零，地主老爷里，粗通文字的小学毕业生就可以知识分子自居，神气得不得了。国民党政府的调查人员就发现，即便是人文渊薮的苏南地区，在农村碰到个中学生都是稀罕事。内地农村，高小毕业都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以示庆祝。然后这些人，升学走了到城市里，剩下的便可以打起知识分子的幌子，俨然以绅士自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任意欺骗老百姓。

 

 

1951年，青海，依据土改法，农民有秩序的没收地主应予没收的财产。茹遂初摄于民和县川口区

 

民国十五年七夕节（1926年8月14日），山西太原的老举人刘大鹏，在其当天的日记里，还在吐槽：

 

“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多为县长之走狗。”

 

那天一大早，村公所的工作人员就满世界敲锣，要求“每户出干草二十斤，大洋一角，限今午送交村公所，违则重罚。”

 

这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基层疲于奔命，群众更苦不堪言。但是问题也出来了，有没有人上下其手，刘大鹏敢想也不敢说，只能在第二天的日记里，继续吐槽：

 

“悔己昨日到县署开会，予提倡一拔富济贫之议，意在解贫户之怨，以杜将来富家取巧之伎俩，而在会之人均不赞成，莫若不应阎县长之召也，处此小人道长之时代，虽有悲天悯人之志，亦与世无补，悔莫及也。”

 

 

1952年，青海，湟中县上五庄各族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茹遂初摄

 

小乞丐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不出意外，他的一生不过是中国农民悲苦命运的一个小小缩影罢了，穷人的出头天，那时候的穷人是无论如何不敢奢望的。

 

小乞丐也曾有个家，1919年12月16日，他出生在本县樊家庄（今段家镇樊家村）一户高姓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父母给他起名“长娃”，希望他长命百岁，平平安安。

 

可是好景不长，长娃七岁那年，一场旱灾袭来，家里就破了产。父亲因交不起地租和苛捐杂税，被地主串通县衙，抓去坐牢，不久折磨而死。母亲带着长娃哥仨，相依为命，苦苦挣扎。老二老三还小，没有劳动能力，大哥也只是个半大小子，母亲一咬牙，自己到地主家当老妈子，又备了份礼，好说歹说，才把大哥送到地主家打长工。母子们还得感谢，这是老爷仁义，体恤老主顾，看不得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1951年，青海，土改后开展了冬学识字活动，图为两牧童在复习昨晚学的生字。茹遂初摄于民和县

 

母亲和大哥，没白天没黑夜地拼命干活，又省吃俭用，但仍不能让四口人吃饱饭，最终贫病交加，母亲、大哥相继病饿而死。

 

长娃才九岁，十二岁的二哥为谋活路，洒泪离家，说到外面看能不能找个糊口的地方，如果找到就来接他。可一去就音空信渺，不知在哪里转死沟渠，化为朽肉枯骸。

 

从此，长娃就成了小乞丐。

 

陕西在历史上，就是旱灾频繁，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近代以来，政治败坏、军阀混战、基层失序，水利建设几乎约等于无，再加上罂粟的大面积种植，加剧了农村危机的深化。

 

 

1931年，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扶风县赈灾

 

导致长娃家破人亡的这场旱灾，其实在《扶风县志》上都没有记载。毕竟从光绪年间到民国，大小旱灾从未中断。即便整个陕西省，在民国时期，也是一年一旱的节奏，发生频率达到百分百。然而看似历史上无足轻重的灾难，却足以让无数长娃家一样的贫苦农民走向毁灭。

 

每逢灾荒，长娃这样的孩子，不是饿死，就是被减价卖掉。本村一位同姓的七叔看不下去，送了几次饭后吃不消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长娃就成了小乞丐。除夕夜，七叔眼看长娃这样就得饿死，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就把长娃送到绛帐镇孤儿院，托付给了这里的外国传教士。

 

当时，外国传教士为传播所谓“福音”，在中国兴办了大量慈善事业，但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有的打着慈善的幌子，进行文化侵略的同时，残酷压榨孤儿。绛帐镇的这所孤儿院就是如此，名为孤儿乐园，实际上却是孩子们的地狱。在这里的孤儿，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做苦工，稍有点休息时间就被要求背《圣经》，动辄挨打受骂。

 

 

1929年，临潼灾民饿毙

 

七叔不忍心长娃在这里受罪，不久又把他领回家，以后又托关系，经人介绍，送到绛帐镇警察所，在所里和所长家打零工，当个小杂役，好歹混口饭吃。全年无休，早晚忙活，扫地、打水、倒痰盂、涮尿盆，啥脏活累活都得干，不敢有少许懈怠。饶是如此，也仅得残羹剩饭，聊慰饥肠，却得不到一文工钱。

 

后来，吃苦耐劳的长娃，又随所长调任，来到县警察局继续做工。

 

一开始倒也平安，但随着1927年到1930年，陕西遭遇该省历史上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毁灭性旱灾，长娃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929年1月12日的天津《大公报》，以《关中灾况愈紧》为题的通讯中报道：关中各县自1927年以来“雨泽稀少，赤地千里，籽粒无收，加以连年兵燹，民间蓄藏已尽，以至粮价飞涨，穷民益增。现在各县逃亡者，亦日必有数十百人，甚至一家数口，同时缢毙，鬻妻卖子，哭声载道，种种惨状，不忍缕述。”

 

 

宜君饿毙的母子四人

 

1930年3月1日的《民国日报》，更是记载：“道路两旁有饿死者刚倒在地上，就被其他灾民碎割分食，血肉狼籍，卒不忍视，更有甚者，刨墓掘尸以食，称‘人间地狱’亦不为过。”

 

根据华洋义赈会的报告，在这场巨大灾难中，仅陕省中部饿毙及因其他事件死亡者就达200余万人，此外还有200余万人奄奄一息的灾民，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

 

又据陕籍高官于右任调查，“陕中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40余县，灾情最重，每村因冻饿逃亡者十之七八，损失人口约七八万。至于其他地方，目睹饿殍载道，麦虽下种，每十家共畜一牛，已呈地无人耕、屋无人住之概。”

 

 

《陕灾画报》讽刺漫画，1930年12月27日

 

国难必有发国难财的，人贩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公报》报道：“少妇幼女被奸商视为谋利之无上商品，已经把人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如在兴平、武功、岐山、醴泉、扶风、凤翔等县，每县皆设有人市，夫携其妻，父携其女，人市求售予他人，人贩平货作价，买之一空。仅能卖四五元之妇女，因人贩麇集，价涨至40至80元不等，以汽车运至山西运城，辗转相售，每一妇女可得400至500元不等。”

 

《大公报》记者在潼关发现，大量陕西妇女，被以从汽车到黄包车，各种运输工具贩卖东去，平均每日在200人以上。从1927年至今（1930年），总计被贩卖妇女已在20万人以上。美联社记者也发现，大量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陕灾画报》讽刺漫画，1930年12月20日，民国基层政权的劣绅化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乱世，自然匪患严重，打家劫舍，甚至围攻县城都是家常便饭。1929年，长娃跟随的那位长官，因社会治安整肃不力，被撤了差事。长娃失业了，七叔也饿死了，只能又四处流浪。

 

灾荒前，扶风户籍有16万人，此时死走逃亡大半，灾后仅存3万。所以扶风是待不下去了，长娃背井离乡，一路乞讨，什么样的苦难都尝过了，最终流浪到兴平县城。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讨不到饭，又冷又饿的他，蜷缩在一个院落的门洞里。

 

也是长娃命不该绝，不久院门打开，走出来一位文质彬彬，穿棉袍、戴眼镜的先生。原来这里是兴平县教育局，先生就是教育局的局长。看到冻饿将毙的长娃，局长动了恻隐之心，让杂役把孩子抱进屋，暖和暖和再喂点稀粥。

 

 

《陕灾画报》讽刺漫画，1931年1月3日，高利贷也是典型的民国病，并不止陕西

 

醒过来稍缓过劲来的长娃，跪到在地，一边感谢局长的救命之恩，一边哭着哀求：“先生行行好，你们这儿要不要我，我什么活都能干，给我口饭吃就行，我一个工钱也不要，求你们收下我吧？！”

 

听完长娃的哭诉，教育局长同情这个苦儿，不但收下了长娃，让他在这里作杂役，包吃包住，还每月给他两块大洋的工钱。

 

可别觉得两块钱不当钱，要知道当时陕西的小学教员，有的最低工资也就这个数了，当然最高的也有拿90元的，兴平小学教员基本都在25元左右。

 

教育局当时是清水衙门，老话说“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从局长到一般职员，多数是穷教员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生活清贫。但他们心地善良，怀揣教育救国、有教无类的新旧理念。看到长娃干活利索，又肯吃苦，人虽老实本分，却不失机灵，大家都很喜欢这孩子，有的还把家里孩子不穿的旧衣服给长娃穿，甚至教长娃识字读书。

 

 

《陕灾周报》之《母已饿毙，儿犹啜乳》，1930年12月27日

 

两年后，局长要调走别处，一朝天子一朝臣，局里的职员们也将作鸟兽散，另谋出路。唯独长娃没有出路，局长过意不去，写好一封信，交给他，说我怕你在这里没法再干下去，又去流浪乞讨，所以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位朋友，他在省城西安，作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校长。

 

这位校长也是位厚道人，见信后二话不说，就把长娃留下来，在学校当了勤杂工。后来去职前，又接力把长娃介绍到长安县立第六小学，继续作勤杂工，该有的待遇一分不少。

 

六小是当时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的名校，学校很大，有两千多名学生，百余名教师，长娃主要负责教师办公室打扫卫生，并替教员们跑腿送信、采买东西。

 

 

1947年，陕西临潼。二年级小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课

 

在与老师们的日常接触中，教国文的张老师、教音乐的高老师，格外关心长娃的成长，拿他当自家子侄看待，不但经常和他唠家常，嘘寒问暖，还鼓励长娃，不但要做好工，更要利用现有条件，在学校设法学点文化，长大找一条生活出路。

 

一来二去混熟了，他们就请长娃下班后，按指定地点秘密送信。长娃从没对外人说过，嘴很紧，而且从没发生过差错。

 

与此同时，在张、高两位老师的帮助下，长娃的文化水平也日渐提高，学校同意让他半工半读，插班学习。1933年，长娃上了本校四年级。他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上午的活干完。中午顾不得吃饭，就把下午的活也干完。实在干不完的，上午下午的课上完继续干。晚上，又在灯下学习到深夜。

 

 

1928年的高小毕业证书

 

尤其是张老师，学习上不断为长娃开小灶，不厌其烦，更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义务的，还经常把鲁迅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借给他看，指导长娃看书看报，关心时政，讲潼关之外的中国在发生什么，讲日寇的侵略，讲东北同胞身为亡国奴的苦楚和他们对侵略者和汉奸的反抗，讲灾荒并不只发生在陕西，讲普天下的穷人为什么受苦……

 

由此，长娃的眼界开阔了，不仅学到很多文化知识，更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也和两位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1934年的一天深夜，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绳捆索绑抓走了张老师。接着，高老师的爱人也被捕了。听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国”。

 

这让长娃的内心极度震撼，“政府”整天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是杀人不眨眼的“赤匪”，可是张老师和高老师的爱人，显然不是这样的。相反，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有热情，更对贫苦人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他们怎么可能是坏人，到底谁才是坏人，谁才是好人呢？

 

 

抗“口”在当时虽然不“合法”，却已经是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识

 

长娃开始懂得了，“舆论”被反动派所把持，反动派竭力对共产党的反动宣传都是骗人把戏，反动派既然说张老师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一定都是好人，抓好人的一定都是坏人！

 

张老师他们被捕后，长娃没有被吓倒，更用心更小心地替高老师做事。高老师教育他，要向张老师学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华民族有用的人。并告诉长娃，毕业后，未来出路只有一条——向北走……

 

向北是哪里？当时的长娃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往监狱，给张老师他们送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慢慢有点懂了。在这里的“犯人”，除了个别刑事犯，多数人不是爱国的青年学生，就是跟父母当年一样贫苦无助的农民。爱国无罪，农民在腐败官吏、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的联合统治下，只有死路一条，早晚而已。

 

 

抗战之声，1936年，斯诺 摄

 

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他们和张老师是一路人，在黑狱里吃苦挨打，却还不忘关心贫苦农民，对他这个小老弟，更是关爱有加。也许明天就要上刑场，今天照样从容不迫地给长娃耐心辅导功课，讲做人做事的道理，鼓励他向着光明走下去。

 

这里的所见所闻，使长娃更加坚信：共产党是好人。

 

1936年，长娃小学毕业前夕，张老师牺牲了，高老师的丈夫被判了长期徒刑，高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临走前，高老师悄悄地告诉长娃，以后有事到三原县三中去找她。

 

不久，长娃小学毕业了。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校换了新校长，是县党部的“党棍子”，不好说话，更不近人情，长娃又不会巴结人，更没钱送礼，所以学校通知他，不再雇他做勤杂工了。

 

 

军旗下的红军（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战士，1937年，福尔曼 摄

 

失业后的长娃，断了经济来源，真的是毕业即失业。虽然成了小知识分子，有了相对体面的文凭，按当时求职是足够条件了。可他却四处碰壁，根本找不到工作，原来的积蓄花完了，重操旧业当乞丐，长娃又不甘心，毕竟如今的他已经是个知识青年了。但总找不到工作，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一咬牙一跺脚，实在没有出路，他想到回扶风老家，去法门寺当和尚。

 

就在长娃做好出家当和尚的准备时，传来红军在陕北连战连捷的消息。从一些学校朋友，还有监狱朋友那里，长娃更听说——

 

南北几路红军在陕北大会师，多次打败国民党大军的“围剿”，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苏区，不但给穷人分田分地，废除各种苛捐杂税，还积极兴办教育，广泛招收贫苦子弟上学，免除他们的学费，鼓励这些被侮辱和损坏，地主老财视为下等人，注定一辈子受穷，当睁眼瞎的文盲的孩子们，学习知识，增长文化……

 

 

红军战士在学习，1937年，福尔曼 摄

 

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高中生入学率已经高达91.8%，高等教育普及率60%，受教育等于家常便饭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读书上学，还是免费的，对于长娃那代贫苦农民子弟的渴望，以及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触。

 

无独有偶，当时正好有位美国新闻记者在陕北苏区访问，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一位十几岁的赤脚少年对他说：

 

“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说这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小红军正在看报纸，1937年，福尔曼 摄

 

对此，这位美国记者感慨不已。几个月后，他收获满满，回到北平后，在其日后名扬天下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这位叫斯诺的美国记者写道：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像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招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种。”

 

觉醒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觉醒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红军男孩士兵在打排球”，1937年，福尔曼 摄

 

随着对红军、苏区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长娃心里豁然开朗，高老师给他留下的谜题，他终于解开了：

 

向北——到陕北，找红军、找共产党去！

 

1936年12月17日，长娃扔掉所有行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西安，步行北上。过了渭河，走了两天，来到三原县。在省立第三中学，他找到了高老师。

 

高老师笑着说：“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来的。”

 

随即，高老师给长娃写了一封信，带着这封信，长娃再次扮作乞丐，突破重重封锁线，来到泾阳县云阳镇。

 

 

红军战士和孩子们在打乒乓球，1937年，福尔曼 摄

 

时值西安事变不久，红军为援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南下渭北，前敌指挥部正好就在云阳镇。

 

长娃找到了红军，把藏在要饭筐夹层里的，高老师的那封信，交给首长，并要求参加红军。经过审查，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长娃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入伍后，长娃改名为高大钧，决心为中国革命和普天下穷人都解放的大业，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即便是千钧重担，他也愿意去承担，就像张老师他们那样的共产党员去干革命！

 

在红军队伍中，高大钧先是做宣传工作，又做内保工作，接着被送入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

 

 

红军宣传员，1937年，福尔曼 摄

 

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同志来到陕北公学参加开学典礼，作了《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演讲。

 

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目前有两个问题提出在我们面前，就是：再打还是不再打？怎么样打？现在的战争形势，中国显然不顺利。在这种情形下，有一种新的危险在增长着，汉奸与亲日派乘机抬头，“战必败”、“唯武器论”这一套，一定会跟着活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打不过，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

 

但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坚决打到底，是对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要打到底，就不能继续执行片面抗战的主张，要活打，不要死打。我们去打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的舵手、共产党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木板套色，彦涵 作

 

最后，毛泽东勉励大家：

 

“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让高大钧热血沸腾，典礼结束后，他当即报名，要求上前线打日寇。

 

一个月后，高大钧随部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途中，这支八路军队伍穿越了重重封锁线，行程一个多月，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省阜平县。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38年2月，高大钧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基层，相继在阜平、曲阳、唐县、望都、满城、完县（今河北顺平）、定县（今河北定州）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减租减息、抗日锄奸。

 

1942年，在日寇对我晋绥边根据地大举进行疯狂的大扫荡，雁北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的严酷时刻，高大钧又被党组织派往敌后，带着工作队，深入群众，发展组织，重建武装，打开局面。一次次生死考验中，高大钧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就像当年的张老师那样，带领着年轻同志，一往无前，前仆后继。

 

完成任务，把年轻人扶上送一程后，高大钧又被调往新的革命岗位，在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都有不俗的工作业绩。当然这时候，他也不过是位“年轻的老同志”。

 

1944年5月，组织调高大钧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再次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营口后，沈阳市军民举行盛大游行，欢庆全东北解放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高大钧又踏上新的征程，1945年9月3日从延安出发，11月22日到达目的地合江省佳木斯市（今属黑龙江）。在这里他建立了中共佳木斯市委，成为首任市委书记。从此扎根白山黑水，1947年开始农垦工作，在北大荒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

 

经过一代代北大荒人的努力，曾经的“北大荒”早已成了“北大仓”。

 

自1947年开发建设以来，累计生产粮食超过1万亿斤，累计为国家供应商品粮近9千亿斤。截至2024年底，实现粮食生产“二十一连丰”。相当于中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其中近三成来自北大荒。在我国粮食安全中，稳稳当当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北大荒垦荒人

 

晚年的高大钧，有人为他这个老红军鸣不平，说、这样的老资格，谁谁谁都不如你，现在已经如之何了，北大荒这么苦，有啥可留恋的，在北京有那么多老首长，王震将军当年亲自点将让你去的北大荒，你就该到北京运动运动，到北京安享晚年，不也舒服点吗？

 

对此，高大钧总是一笑了之。

 

高大钧怎么想的？也许有些人不理解，但丁玲却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评价这位老战友和无数的“高大钧”：

 

“一个普通的干部，但有过许多贡献，如果要写功劳簿，应该有厚厚的几页。他在工作中受过挫折，文化水平不高，有见解，但不是会吹吹拍拍的人。你们在浩劫之后都不哭哭啼啼，不呻吟叹息，你们不是一打就倒，就灰心，就哭天怨地，后悔无穷的人，你们都是钢铁铸成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近几年我颇见过一些人，也读过不少资料，都很发人深省，都教育我，革命者应如何处人处事；但也有的人却只是满怀幽怨，好像是看透世情，长吁短叹，说不尽伤心的、也是丧心的话。你们真正是好样的，可能你们都有缺点，也都犯过错误，但你们任何时候都在受锤炼，你们真正是红透了的人。你们给我们人民长志气，给我们民族增加希望！”

 

 

北大荒垦荒人

 

又：这趟在外面的时间有点长，除夕晚上才回家，感觉非常对不起读者，完全凑合写了几篇，没好好写东西，大家却还在努力支持我。毕竟出去这趟，大半个月，完全没收入，不是大家雪中送炭，我这个年就很难过了。

 

所以，让我非常愧疚，顾不得春节休息，尽量减少各种社交活动，能电话拜年的，就不出门，挤时间把节前就在酝酿的这篇文章，抓紧赶出来了。九千多字配好图，才敢舒口气，否则最近真心是过意不去。

 

刚想起来，今天一天没吃饭，也不觉得饿，反而很充实，脑子里都是北大荒垦荒者的影像，那些照片和影视作品里的。

 

节前我带孩子去武汉，在辛亥革命博物院给儿子讲近现代革命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义革命的过程。不知不觉，后面跟了不少人。有人问您是学历史的吗？我说我是学宋史的，他们很诧异，怎么对革命史这么熟？我说我现在的方向，叫“基层中国革命史”研究。就像大家，你我他，都是普通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我们这些普通建设者和保卫者，没有大家的众志成城，没有人民群众，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同样从近代以来，不是一代代普通革命者的奋斗牺牲，唤醒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从要我干到我要干，中华民族也不可能逆势改运，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2025年1月31日20:51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