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唯独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资料公开得最多？

二、为什么两位一线领导同志提出“穷过渡”的主张？

“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谱（1906-1974）》1958年，五十二岁，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四、敢不敢面对毛主席1959年3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五、敢不敢面对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