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是我读过的最早的一部小说。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农村已经全部成立人民公社了，所以对人民公社的初级阶段互助组感受不是太深。加之年龄小，字也认不太全，所以这部小说虽然天天在我的手中翻来翻去，其中的意思并不太理解。这么多年过去，只记得共产党员只顾一个人发家致富是不对的，要帮助老百姓共同过好日子，其它的大都忘记了。当然，当时更不了解浩然是何许人也。

知道并想了解浩然，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因为文革时期的一枝独放，浩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了众矢之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在论及《金光大道》时认为，“从总的倾向看，它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用‘帮八股’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建国50周年时出版的一部当代文学史，在提到《金光大道》时，则没有作具体的描述，只是以一句“因为写了路线斗争，这部作品目前存在争议”草草带过。1994年，杨扬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指责浩然：“《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

此种论调，对于浩然和他的作品，未免有失公道。

浩然的一生，正象他去世后对他的盖棺定论一样，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浩然的忠诚，和那个时代里所有人的忠诚一样，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以贯之的。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浩然，由一个只上过三年半学的泥腿子成长为一名作家，从他自己的身上，从周围的人和事上，他确实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为这个变化所欣喜、所感动。他非常想在热火潮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所以，他用他的笔抒写他的眼睛看到的一切，热情讴歌新中国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歌颂他认为正确的、曾经感动过他的东西。他希望由于他的作品的影响，可以把社会中丑恶的转化成美好的，落后的转化成积极的，所以他的作品成为主流声音也是必然。文革过后，面对对《金光大道》的非议和诘问，浩然坚持 “不忏悔”，有人因此批评浩然，但这未始不是浩然内心信仰和忠诚的一种可贵的坚持。

浩然写《金光大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坚持。刚成立的新中国，到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翻身作了主人的劳动者充满着对共同富裕和集体生活的向往，也充满着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是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的。浩然感觉到了这种变化，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建设氛围，感动着他，激励着他，促使他拿起笔来，塑造了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金光大道》里面的高大泉为党的事业豁出命去干，对党和党的事业表现出的绝对忠诚，真实地代表了合作化运动时期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品质特征。这样的人物形象放在今天，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认为这是缺乏个性的“盲从”和“愚忠”，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共产党的那份热爱和忠诚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从这一点来说，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有其毋庸置疑的生活依据。

高大泉通过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个人“发家致富”路线的斗争，成立了天门区第一个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表现了中国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作了否定的回答。从《金光大道》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农村问题，浩然是作了深层次思考的，他看到了个人力量在天灾人祸面前的渺小，他看到了那些家中缺少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生存的艰难，他认为农村要想发展，必须走集体经济道路。所以，他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带领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他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写了。

这样的作品，即使放到现在，也不能贸然从对和错的角度予以下结论。现行的联产承包制，也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的，农村的土地流转改革千改万改，但是一条底线却一直无人敢触，那就是土地所有权必须公有。只要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制就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单干或者私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就不会土崩瓦解。更何况，联产承包制搞了三十年，固有的弊端已渐露端倪，否则就不会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慨叹。很难想象，在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农民依靠一家一户式的分散单干，如何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抗衡博弈。也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民搞起了小型合作化试点，重新组织起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

当然，文革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来的一大二公式的跃进和冒进不值得提倡，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合作化目前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我们不能否认，浩然的作品中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痕迹，我们也不能否认，浩然之所以在文革时期硕果仅存，是因为其作品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但浩然的成功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忠诚、信仰和坚持。他确实是在用心写作，用心思考。他也确实是在为党写，为农民写，为他的理想和信念而写。这种忠诚和信仰，恰巧是现在那些为一己私欲而写，为金钱写、为潜规则写的作家作所缺少的。

文学与政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使得每一部现代文学名著的诞生都明显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图解政治意识的痕迹，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脱离时代自说自话且取得成功，浩然也是如此。身处那个时代，受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感染，浩然不可能脱离实际与时代唱反调，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地要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不只是浩然，即使是作为文人风骨的顾准，都曾经诚惶诚恐地批斗过自己，剖析过自己，老舍等人也曾经试图紧跟时代，歌颂时政，如果可能，他们都希望能融入时代洪流，只不过，他们都未曾被那个时代认可，生活和命运都没留给他们机会罢了。

自孔夫子“苛政猛于虎”的论谈始，中国的先秦文学、诸子百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革过后的问题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官场小说、文化小说，无不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思想。真要从文学作品中硬抹去政治的痕迹，只怕比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还要困难。我们不期望所有的人都理解浩然和他所处时代，但也不必非要用现在的政策和思维去评判浩然特殊时代的作品。超越狭隘的政治立场和时代偏见去认识浩然，你会发现：文学，永远是时代的产物。（文/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