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营企业红火的时代，从优秀工人中提拔了一些干部，他们被称为“以工代干”。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车间当工人的时候，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工段长，都是“以工代干”。

那时候厂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就是“升官不发财，定量减下来。”工人被提拔当上车间主任，甚至更高的职位，工资不会增加，但粮食定量要减下来。那时候粮食按定量供应，工人的粮食定量高于干部，所以工人当上干部要把粮食定量减下来。

从个人利益考虑，优秀工人当车间主任是不划算的事。能当上车间主任的工人，往往都是高级别的技术工人，那时候工厂里还流行一句顺口溜：“七级看，八级转，五级六级甩开膀子干”。七级工、八级工在生产中的主要任务是现场指导，等于是脱产干部，但却享受工人的粮食定量。当上车间主任后，工资不增加，晚上加班不能和工人一样报加班费和夜班费，粮食定量却要减下来。

而且，没当车间主任时，七级工或者八级工，亲自动手操作的时间很少，可是当上车间主任后，为了完成任务，经常要跟班劳动，以鼓舞工友士气。

还有，那时候基本没有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即使有，也无非是那些想找车间主任办点事的人主动送两瓶酒、一条烟。可是粮食定量减下来，长期的累积效应，那是很吃亏的。

但那时候，优秀工人都以能够“以工代干”为光荣。也许有官本位的潜意识发挥作用，但更多的，是认为受到组织和群众信任、能够为大家办事，是光荣的事。如果用现在的理论说，他们可能认为这可以满足个人成就感的需求，可以满足公众认同的需求。总之，“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们乐此不疲，长期奉献而无怨无悔。

那时候我们厂最高级别的“以工代干”是一位副厂长。他和其他的“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以及没有“以工代干”仍然是工人的人，有共同的师傅。因此，每年春节时，他们都要去给师傅拜年。师傅照例要留他们吃饭。吃饭时的座位是有讲究的，副厂长在厂里职位虽然高，在师傅这里却不是进师门最早的人，先入师门为兄，所以副厂长的座位只能排在另两位师兄的后面。

那时候我是刚进厂的青工，当然要和其他青工一起，去给我们的师傅拜年。这里所说的师傅并不特指某一两个老工人，而是车间里全部的已经有资格称为“师傅”的人。我们从这个师傅家出来，又涌到另一个师傅家里去，走一路吃一路，还要包一包带走。人人笑口常开，其乐也融融。

往事如烟，转眼间我也进入退休年龄了。想当年“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工段长，以及我们曾经年年春节去拜年的师傅们，应该都已经垂垂老矣。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常常“夜来忽梦少年事”，老师傅们的音容笑貌常入梦中来，醒来后似乎看见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背影渐渐远去。再也睡不着了。

不久前接到一位当年的青工朋友来信说，工厂的厂址已经有一半卖给某开发商了，某师傅已经作古，某师傅患了什么病，正为治病发愁呢！至于我的师傅，曾经教我钳工技术的师傅，身体还健朗，每天早上在原先的工厂福利区、现在已经衰草遍地的近似“荒地”的地方散步。

记得我考上大学临离开车间时，我的师傅对我说：“到了大学好好学，毕业后当上‘小老臭’别忘了你师傅。”我说：“少扯淡。”师傅顺手给我肩头一拳，于是师徒告别，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

摘自新青年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