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分的诸子百家里有一家叫做杂家。人谁都能看出来，这一个学派的特色就是杂取众长。至少在班固眼里这群人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的，他们最擅长的事就是剪刀手，把其他门派的知识观点集中在自己这里。说是一群实用主义的学者吧，他们自己又是不承认自己杂家；说是自成一派吧，好像每位的背后都有深厚的其他门派的功底。比如刘安的《淮南子》，就有很强的老庄色彩，通篇都是用道家思想在打底，最后还把人家好好的阴阳家揉进了道家，以至于后人都分不出来阴阳和道有什么区别。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是如此，只不过打底的是儒家思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的确，思想的表现形式再千变万化，背后蕴含的用意总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证政权的稳固性和执政者的策略用得对头。思想和执政方针的对立也不应该那么尖锐，由一群博览群书的人重新整理修订，攒出一本新书来未必就是什么坏事。然而杂家就像是一盆杂烩汤，最好不要有某种材料特别突出，否则就变成了某种单一食材的汤水了。道家本来就“善利万物而不争”，作为汤底是比较合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用相对比较有棱角和自己坚持的儒家做汤底就有点变味了，别家主张放进去多少会成为孔子的配角，所以《吕氏春秋》已经不敢有自己的创见，只能照抄照录，为人所诟病。然而生逢乱世就有这么一位，敢挑战这个和稀泥的禁忌，用一种主张相当强烈的思想统合其他学派，而且还受到了人们很大的关注。这个人的名字还很特别，甚至有点恐怖，他叫做尸佼。

通俗的先秦史读物会介绍说那个变法的商鞅是尸佼的学生，这一点其实存疑。他们的依据是汉书的一句话“秦相商君师之”，但班固并没有展示实际的证据，只能说是他一家之言。尸佼和商鞅其实年龄相仿，差不了一两岁，说商鞅拜尸佼为师倒不如说两人是良师益友的关系。西汉刘向的这句“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看上去还相对可信一些。尸佼对商鞅变法的支持，也只能限于做一个幕僚，帮他规正可能偏激的执政策略。

商鞅一般会被归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其实他在重视刑法狱政的同时，也是一个重农主义者。在他担任左庶长主持改革的年月里，除了我们熟悉的二十等爵制之外，商鞅还对勤劳耕织的老百姓伸出了橄榄枝：“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干活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也就等于有了变相的爵位特权。这一点并非法家所独创，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诸子百家的“农家”里去。这种杂合的思想，应该就是受了尸佼的影响，算是博采众长了，这也是杂家著名的一个特点。

后来商鞅变法失败遭到反扑，人亡政息，作为门客的尸佼也在秦国呆不下去了。这一点史书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说他跑到了四川，开始著书立说。这本书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尸子》，说它大名鼎鼎是因为这本书对中国词汇的影响巨大，很多典故和用语就出自本书，堪称春秋莎士比亚。比较著名的比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定义了中文语境下的“宇宙”二字。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吧，仔细想来这个定义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四个维度，已经是接近西方近代科学的视角了。再比如“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是不是很熟悉？你可不要忘了，孟子是尸子的后学，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很有可能是把尸子的观点重新整理的产物。再比如“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被荀子提炼出一句“民者，水也”，又转化成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通过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这句话也成为了中国老百姓聊以自慰的名句。然而考察《尸子》的原句你会发现这句“民者，水也”根本就是在教唆君主老百姓是会跟着领导跑的，后面还跟了两个例子“勾践好勇而民轻死，灵王好细腰而民多饿”。这种权术性的观点已经有了马基雅维利的味道，绝非纯正意义上的儒家或者道家，更像是法家学者的诛心之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学术传承自法家、帮助商鞅搞了十几年法家政略的尸佼，是以法家思想打底写的这一本《尸子》。

但是很可惜，他的这本遗著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散了。远古时期的书籍论著实在是受到太多生命威胁。秦灭过一次书，楚霸王项羽烧过一次书，汉武帝独尊儒术又灭了一次百家思想，能逃过这些劫难的著作确实不多。再往后，就算是太平盛世都保不住书的完整性，《庄子》就被一些认为它太云山雾罩的学者删过节。毕竟中国古代文人治学最终的目的还是经世致用，一本没有实际参考价值的书删改一下在当时的学术氛围而言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对今天想要做训诂和严肃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古人的草率删改就属于强盗行径了。《尸子》也是一样。即使这本书一直完整地传到了唐朝，也还是没能躲过时间的毒手，在宋代就流散殆尽了。根据《后汉书》唐注，此书全书二十章，六万余字，包括治国、处事、人文以及自然地理。今天剩下来的不过一章，就这还是清代学者把两个零散部分结合各处的引注拼起来的版本。这也被吕思勉先生认为是个冒牌货。

吕先生的怀疑很有道理。前文我们说过，尸佼照常理推测应该是一个法家学者，统一各派观点的底色也应该是极尽实用主义的法家思想。可是看书里的论述，则多是些虚头八脑的仁义道德，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使贤者教子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这一句暗合了孔子的“有教无类”，把教育提到了富国强民的第一重要的位子。按现代理念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可对法家来说教育可有可无的余兴环节。法家教君主的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愚民，民越蠢江山就越稳固。即使由于行政需要一批知识分子，也最好是阉割洗脑过的。有自主思想的民众对君主是个大麻烦。

“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看来是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这一篇章的标题也有意思——《恕》。法家哪里跟你讲恕？法家的一个基本底线就是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法有禁令绝不可为，王子亦然；法无明文可以为，无有非议。让人自身为度量，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完全是儒家的主张，和令行禁止的法家相去甚远。

“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这句就更扯了，用德、义、礼概括天地万物的道理，并且要顺应这些虚幻的东西作为执政者的准绳？这儒家主张也太明显了吧。

所以现存版的《尸子》一直都被认为是儒生假托的作品，为的还是宣扬儒家思想。其实引用一点儒家思想倒也无可厚非，杂家就是要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多引述别家的观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