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成瑞老去世了，又少了一位不忘初心忧国忧民的老革命。

　　贫道对李老只见过两面，对李老的了解一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其他的就是从网上看到他参加的一些活动，但已经对李老有了敬仰之心。因为他这一代老革命大多早已不问世事，还关心时事的大多都抛弃了初心。

　　大约是2011年，与巩献田、孙经先等几个教授一起到李老家拜访他。他住在二环内一个老式小区的高层里，室内面积不小但格局过时陈设老旧。来访的主要原因想了解一下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一些人口数字的来源，以便对困难时期死亡人口问题进行研究（八十年代初期李老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主持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李老动作迟缓，但脑子很清楚，对人口数字和统计工作很熟。记得交谈中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年末人口整整少了1000万有怀疑，这么整齐的数字是不是国家统计局经过修正的。

　　李老告诉我们：1982年前，也就是第三次人口普查前，政府的统计系统没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系统，所有年度人口数都是来自公安部户籍统计部门。那个时期全国只有公安部门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系统和统计办法，因此统计部门不可能对公安部门的年度人口数进行改动，因为没有依据。

　　他讲：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整整减少1000万，我也注意到了。记得报来的数字是一千万零几百万，四舍五入成了1000万，没有改动。1982年后国家统计局成立了一直到县级的城调队和农调队，此后国家统计局有了自己的人口数。现在国家公布的年度人口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李老讲的情况我本来不清楚。

　　与李老的谈话对我研究这个课题有很大启发：我意识到关于这一时期的死亡数字问题，非常重要的是要详细了解那一时期人口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是谁在统计，方法是什么，人口登记政策是什么，有什么漏洞，中间有什么变化，包括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政策特征，被登记人趋利避害会有什么行为取向……

　　这些因素对人口登记都会有严重影响，使最终数字与实际有很大偏差。而实际上，公安部门这一时期给出的人口数字是有很多明显矛盾的。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搞清楚，调查点个别地区的具体情况，搞文学作品可以，搞科研报告不行。所以此后课题调查中，重点就是找当时基层的公安、民政（文革前公社一级没有派出所，户籍登记是民政助理员管）了解那一时期的具体政策和社会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与李老谈话让我的研究另辟蹊径。

　　记得交谈中有个教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李老有一篇文章讲困难时期中国超量死亡人口数是2200万，有没有这样一个研究。李老当时就很生气，说这是有些人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李老解释说，他九十年代写过一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文章（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篇文章没有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介绍几个外国人口学者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李老说，他注意到美国人口学者科尔在研究中错误引用了统计资料人口数，使科尔的结论达到了2680多万。李老说他这篇文章指出了科尔资料引用的错误，说如果正确引述这个数字，即使按照科尔的研究方法，也只能得出2158万的数字。根本不存在赞同科尔的研究结论的意思，更没有什么李成瑞研究结论是“饿死了2200万”。

　　这个指鹿为马的谣言至今还在传，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引用。前一段杨继绳先生在谈论这个题目时，还把“李成瑞：2200万”作为一种“研究成果”。

　　2010年5月7日，体制内理论权威的石仲泉先生做客强国论坛，他向网友介绍了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其中包括年鉴中1960年比上年少1000万，蒋正华先生的1700万，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的2700万。最后他介绍了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的2200万数字，说“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其他的数字得出的结论不好说。”经他这么一讲，这个屎盆子就真扣到李老头上了。

　　贫道在这里再次为李老辟谣：李成瑞老从来没有说过困难时期有2200人超量死亡。

　　其实读读李老的文章就清楚了：

　　李老注意到科尔书中列举的一些年鉴数字与实际不符，比如科尔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但用“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这个数字是688万，相差近100万。

　　李老写到：“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

　　（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

　　（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这是难以设想的。”

　　接着李老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按科尔“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这些文字表明，李成瑞老给出的2200万超线性死亡的意思是：即使按照科尔的逻辑和给出的数字，科尔也只应该计算出2200万超线性死亡。

　　李老这篇文章的主旨很清楚：科尔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起码是技术缺陷，多算了500万超线性死亡。与科尔的研究相比，“蒋正华教授……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蒋正华教授超线性死亡数字是1700万。李老全文最后这段话也只是对两人的成果的比较，也不存在李老赞同困难时期中国有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判断，因为全文最后一句话是：“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笔者本来对石仲泉先生还有些尊重，毕竟是体制内理论大家。但看到他连李老的原文都没读过，就敢拍胸脯说“这个我可以负责任”。这让人有些泄气。

　　写上面的文字一是送别李成瑞老，二是希望有些人不再随地吐痰。

　　附 | 孙经先与杨继绳直接对话：“饿死三千万”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

　　作者：宪天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于7月5日——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直接对话。

　　7月6日下午，杨继绳先生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教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

　　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杨继绳先生发言后，孙经先教授做了题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中，孙经先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孙经先教授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些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

　　孙经先教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的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他们拥有双重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他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说：“杨继绳、曹树基、丁抒、金辉、王维志等人把上述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异常减少的2644万中的绝大多数都解释成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杨继绳先生的‘饿死3600万’为例，他的这一数字中大约有2000万属于这种情况。”

　　孙经先教授说：“我们的上述四个基本结论发表以后，一些人进行了质疑。他们的质疑集中在第一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重报户籍和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漏报户籍是否可能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对这些质疑意见（这中间包括杨继绳、曹树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这些质疑都是不能成立的。

　　孙教授在发言中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49—1958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历程，其下降速度是异常惊人的，除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一关键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国这一期间死亡率下降速度异常过快的另一个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国同一期间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来解释。也就是说，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1958年以前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造成了我国这一期间（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从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现了异常过快的情况。换句话讲，我国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间）的实际死亡率没有表格中显示的那样低，这一期间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应当向上做适当调整。

　　孙教授指出，根据1953年我国内务部进行的人口的动态调查和1957年我国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1957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率在16.34%——17.65%左右，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到1958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的总人数大约为750万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实行了《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一过程中死亡漏报是很容易清理出来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计出1958年年底我国存在的“漏报死亡”人口750万中，大约有675万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清理出来，并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死亡人数虚假上升675万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总人数为共计3,602万人，扣除以上“死亡补报”的675万，则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总死亡人数为2,927万。以调整后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基准，则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约为366万人。由此可以得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

　　孙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指出了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他在发言中指出：

　　根据他查证的结果，《墓碑》中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说法，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的说法，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的说法，关于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的说法，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人数的说法，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的说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杨继绳先生在多种场合宣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说法，按照杨先生的说法：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仔细查证，他在查证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对这一事情的书面回忆材料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后并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杨继绳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说：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断言我们的数学证明错了。可能由于杨先生不是从事数学研究的，所以他在数学推理能力还不太熟练，他在他的推理中漏了一步代数变换。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字母A。如果他的数学推演能力再强一些，就会推导出A的表达式，把A换成这个表达式，立刻就得到我们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杨继绳先生的推理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

　　对于杨继绳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后的会议讨论时做了澄清。孙教授说：

　　“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

　　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

　　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

　　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

　　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