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社会建制理念

点击：  作者：俞力工    来源：草野思想库  发布时间:2017-02-14 12:59:54

 

 

     百多年来，有教无类这个普世公认的先进、优越思想与社会实践，让人解释为“封建制度却剥夺了普罗大众读书的基本机会”，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荒唐！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家子联合起来，胼手胝足，供给一个最优秀的子弟进修求学，是一种最便捷的改善社会处境的做法。这种状况，西方社会于十七世纪启蒙时代之前实属罕见；而在中国，1500多年时间里，就少有任何变动。

 

中国历代的科举体制涉及面广大，很难一概而论。由于时代局限性，当然不能过于美化。然而在旧时代做个中西横向对比，我们实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应当一概否定。

 

许多人认为，“参加科举是旧时中国士、农、工、商（若干朝代禁止商人子弟参加会考）阶层人士，唯一能晋升官场的途径，也就是人们想要‘得道’必须走过的独木桥，而且每年能在科举考试中‘中彩’而入朝为官的人数来说凤毛麟角……”

 

对科举机制的这种诠释，可以说是相当符合某一时代的主流意见，如今很难辨别那到底是出于曲解还是误解。

 

首先，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是许多人所误解的“考八股”，而是分科举试、乡举里选（地方举荐贤达）、会考（笔试考才学，口试、问策考才干）与在职试用，这四个性质相当不同的程序与概念。

 

如果“凤毛麟角”一说确有其事，则完全无法解释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庞大文人行政机构是如何组成的。早在汉武帝设太学时，科举制度已开始打破门第观念，广泛向地方招募学生（武帝后，太学学生多时超过万人），而后经过考试选拔其佼佼者，分发各阶层行政机构充当“政务官”。如此还嫌不足，更由地方当局举荐贤达、能人志士，送往中央参加考试，并于试用后或留用中央或下放为地方官（多为事务官）。武帝之后，除了短暂的武人专权时期、蒙人统治或战乱时期，历代各级政府均为文人政府。

 

如此看来，“凤毛麟角”究竟是从何说起？中国的科举弊端绝不是因为造成行政人员的不足，而经常是由于招贤纳士过多，使得官僚体制庞大臃肿。官僚不嫌寡，而嫌多；套句钱穆的话，就是容易使文人变成“政治脂肪”。

 

何谓八股？何谓落后？

 

就“八股”而言，那八个规定其实只是对考生行文程序的一些固定要求。譬如，答卷结语必须承接序言的主旨。这其实也是美国大学对大学生撰写学术论文的起码要求。我无法理解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斗士为何唯独对中国的考试要求进行鞭挞？

 

除此之外，史学界一般着重介绍唐朝科举，不过是因为此时开始执行考生不用地方官举荐的“自己报名”（怀牒自列）制度，由是对士、农、工子弟全面开放。

 

选贤举能，早在战国末期就有广泛建议，原因是当时土地逐步私有化，以家庭单元（独立农民）形成的社会基础，取代了佃农阶级。分封制一旦瓦解，选贤与能便成为打破世袭的官僚阶级垄断教育的最佳选择。从社会发展角度观察，土地私有化，家庭单元的形成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而不是“专制所促成”，或靠专制获得延续。反观欧洲，官僚世袭制一直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鉴于此，中、西体制孰优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中国怎么落后了？

 

谈及教育普及化的“全民教育”，1920年左右，日本的义务教育普及面已达到95%以上，而中国学龄人口不过占3%。其原因是，日本用部分的甲午战争赔款建立了义务教育，而中国则是捉襟见肘，如何会有发展教育的资金？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的确需要改革，如果能够及早在固有学堂基础上增加现代课程，并取消对商人阶层的歧视，应当不难赶上现代化列车。义务教育是个花大钱的政策，放眼望去，大多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才开始实施。

 

尽管明末开始，西方的学术开始取得长足发展，而凭借其武装力量却无法征服任何传统大国。以台湾为例，17世纪中叶荷兰人还让郑成功打得狼狈而逃。差不多在同一时代，整个欧洲还差点让突厥奥斯曼帝国给灭了。然而，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刻，西方掌握机械动力技术之后，无论在现代知识、生产或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突然占尽一切优势；而同期间，包括中国的一系列老帝国便开始一败涂地，并沦为第三世界。

 

西方，尤其是英国，首先走上工业革命而称霸世界，许多人一口咬定其进步是因为实施“民主”！民主制度必须要建立在发达的基本设施基础上（包括能源、交通、信息、教育等，如此，民众才能够互相沟通和达成共识与妥协），而积累原始资本、改善基本设施的最快方式就是掠夺与扩张。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强大与“进步”起来。此外，二战结束后经济起飞的国家，也不见有哪个国家是“先民主，后经济”。

 

中国于满清末年未必不想现代化，而捣蛋的恰好就是日本、俄罗斯与西方一系列“民主”国家。这些因素不幸就成为压垮科举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最原始的冲动就是推动世俗化、政教分离和打破教会专断，而教会专断的最大祸害就是贬低人权、垄断教育与文化，建立其自个儿的宗教文化。西方史学界称呼这个时期为“黑暗时期”。文艺复兴究竟要恢复什么古典文化？启蒙主义又是去启什么蒙？

 

中国的文化其实2500年来大体一脉相承，西方则是曲曲折折。然而鸦片战争失利之后，在许多“文化激进分子”的鼓噪下，竟把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发展给颠倒了过来，说成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先步入世俗化与自由经济，而中国则是迟迟跟进……”

 

再来说说“大学”

 

欧洲所谓的大学，最早的始于11世纪，其主要功能为替贵族阶层培养继承人和国家官僚机器的管理人才，因此一直用极少数人能懂的拉丁文、古希腊文进行教学。

 

此期间，甚至圣经都是拉丁文印制，意味着圣经的解释权，甚至阅读权都掌握在权贵手中。据调查，同期间，即欧洲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的识字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而欧洲至多是百分之三。

 

及至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若干地区开始发展地方语文，其第一个目标就是以地方语文翻译圣经，以使宗教大众化，来打破教会垄断，嗣后才引申出人治观念与人权政治。如今回头看看，用这种迂回曲折方式（发展乡土文化）对抗教会与神权，的确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过程。

 

一般说来，19世纪工业革命起，欧洲大学才真正对所有阶级的子弟开放。原因不外是，此时传统贵族大学培养的人才、人数不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而且从此之后，知识分子的培训，主要目的便是替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因此不只是趋向于大规模生产专业人员，还促成了男女学生教育方式与个性塑造的趋同化。这种教育新模式，即便到了追赶西方的共产主义阵营时代，也是仿效得无微不至。

 

欧洲19世纪彻底改革前的大学，与汉武帝时代的太学毫无二致。然而这种由世袭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早在六、七世纪之交隋炀帝时代，就扬弃了。

 

许多人习惯拿欧洲11世纪以来就兴办的封建“大学”与中国的“科举”做对比也是非常的滑稽。

 

所谓“大学”，即欧洲最早于中古时期特地为贵族子弟提供教育的机制，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中国当时的“大学”就是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至于当时的“小学”，则主要是提供给自由公民的子弟（奴隶、佃农子弟则无缘）。该情况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大同小异（欧洲甚至还没有中国式的“小学”）。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广泛开办私学，形成官学与私学并立状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相当进步，而非落后。

 

欧洲社会直到十七、十八世纪启蒙世代才开始逐步仿效中国，并因此废除了官僚世袭制，以文官制取而代之；而这种文官制，中国早于隋唐时代就已开始实施。因此，就教育制度而言，无论大学，或科举，或建立文官制方面，中国都长期遥遥领先！

 

而当今西方民主制度存在明显短板，逐渐沦为愚民政治。

 

据欧洲社会调查，每个社会都至少有 15% 的潜在排外、惧外人口。冷战期间，两阵营相对峙，不约而同地争取少数、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福利，因此没有任何社会力量敢像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的民粹主义那样，拿“排外”当作竞选议题或政纲。

 

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保守派不时以“加强竞争力”为借口，大幅裁员、裁薪、削减社会福利，而且为了回避责任，便把所有责任推给外籍劳工、移民、难民与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此际，民粹主义政党乘势崛起，除了调动这15%仇外人口之外，再加上边缘化且不明就里的失业人口、抗议群体，往往便能争取到30%以上的选票，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说明，即便在21世纪的发达国家，高举“民主旗帜”之下，民众受愚弄、受摆布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大。

 

有人强调，民主是学习过程，其出发点在于：民众是个理性动物，愿意学习，有能力吸取教训。据我的就近观察，这是种未经证实的理想主义，靠一再的失败、失误而吸取经验教训，其社会成本并非每一个社会所能承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是频繁地把演员推上领导岗位的国家（如美国），可说是越不具备民主政治的条件。相比较之下，美国与中西欧在政治文化上就有很大的差距。台湾政客之喜欢作秀，媒体之兴风作浪、穷极无聊，也暴露其社会存在着把政治当儿戏、极其幼稚的一面。

 

中国的传统智能在于选贤与能，出发点在于“贤能者对社会大众有利”。中国的一贯文化价值是，与其盲目推动政党政治，不如朝选贤与能推进，以迎合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至于民众，当然可以通过教育与提供质询、监督的机会，逐步提高其问政、参政能力。

 

中国自秦汉废除分封，设郡县以来，便一直设法以选贤举能取代官僚的世袭制。因此汉武帝时设了太学，隋、唐时期则正式制定科举办法。从此之后，选贤举能就一直成为官僚制度形成的正轨。当然，在漫长两千年中，此制度也经常受到扭曲、滥用，我们也不能一概美化。不过，得重复强调的是，古时长期设立一道“问策”（时事评论）考试，考生除经、史之外，也必须熟悉国家、国际大事，甚至提出具体政见。鉴于此，历代不少进士，不只是当时代的大学问家，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战略家。

 

至于皇帝世袭与产生昏君、暴君的例子，历史上的确时有发生。皇帝世袭是大帝国时代无法避免的措施。传说中的古希腊领袖由贵族与奴隶主互相推选（号称“民主”制）而产生，实际上，这也只能够在人口不多的小城邦才可能实施。如果中国古时候不采取皇帝世袭办法，我想是无法凝聚全国人民的向心力的。我本人在欧洲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投票。老实说，候选人名单上的数十位地区候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因此也只能放弃选人，而只投票给党。虑及古时候的封闭与割据，老百姓恐怕连见到“候选人名单”的机会与条件都不可能有。因此，科举制固然不是个完美制度，但在过去却是举世最优越的制度。

 

有人把入党、升迁程序比拟为选贤与能。这与传统社会的选贤与能稍有差别。这可能也是目前当局不断提高国考门槛的一大原因。

 

往后，一旦所有事务官员必须预先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同时最高部会领导人（政务官）又由各个相应的专业精英互相推举而产生，我想，政党的性质与存在需要便会发生激烈改变。那时后，大家会把注意力从找组织，转移到效力于超然的国家；从迎合组织需要，转移至关注国家大事与世界大事。

 

统而言之，为避免当前甚为普遍的民主暴力、铺张浪费、裙带关系、恶性贿选与民粹主义的愚民政治，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的传统是最公平的社会建制理念。

 

如果各阶层、各领域领导岗位均由学术界推选产生及罢免，可避免一切上述弊病，同时又培养社会伦理及向学精神。一个具有学术地位、凭本事而领导的学问家，至少具有扎实的专业训练与敬业精神，因此在相应的岗位上错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去。

 

确切地说，这是种既传承了固有文化，又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精英治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