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使人感到扑朔迷离的历史运动。

为什么一个力能扛鼎的青年英雄，竟然敗给了一个力微体衰的老头儿呢?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急速旋转的历史镜头吧!

那个在"鸿门宴"上向项羽赔情谢罪、后来又吓得离席而逃的胆小鬼，那个在彭城战役中连儿子、女儿想不要了的逃命者，那个在广武阵上向烹煮他父亲的敌人要求分一杯羹的撒泼者，他竟然是这一场历史性大决战中的胜利者，最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那个在反秦起义的战场上破釜沉舟，九战九胜的上将军，那个“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史记·项羽本纪》)的楚霸王，那个“喑呜山岳，叱咤风云，飘忽震荡，横行天下"的一代雄杰，他竟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最后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这一场恶作剧似的历史变故，其根据是什么呢?汉胜楚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首先给予回答的是项羽本人。项羽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匆忙。他是在战马上思索这一切的，他的答案是“不服气”他说，这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是一种简单的天命论。

项羽是个读书不多的人,他不知道，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批判过这种把一切归诸于天的天命论。就连孔子也说过：“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荀子则说：“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把自己失敗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一点连颇为同情他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赞成,司马迁批评他道：

“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史记·项羽本纪》)是的,我们本来就不指望从这个勇力巨人、智力矮子的头脑里去寻求历史的真理。

胜利者刘邦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很从容。他在欢庆胜利的宴会上，把问题提交给他的部下，要大家分析汉胜楚敗的原因。王崚、高起等回答说,汉胜楚敗的原因是刘邦的本事大，能奖赏有功，

“所降下者因以予之”，项羽气量小，“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局不予人地”。

刘邦说：

“不对。要说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送粮饷，不绝供给，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啊，我能用之，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详见《史记·高祖本纪》)

这个回答，其思想深度不仅比项羽的天命论高，而且也比他那一群好吹喇叭的部下高，由于这个原因，刘邦的这一段话，一直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各种史书不断引用。汉初三杰成为历史上的名谈。但是，从科学的历史观点来看，刘邦的回答仍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唯心主义，它不同于那种简单的天帝创造一切的唯心论,它以人间的英雄代替了上天，它的主张是英雄创造了一切，它认为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一句话，是英雄造时势。这是违反客观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我们并不否认汉初三杰的英雄才略，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但是,历史难物主义的科学已经证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历史的主人，归根结底是千千万万创造物之文明的人民大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杰出的人物，只有当他的行动在客观上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条件并进而能改进这些条件时,他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

所以从根本上说,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在于他能适应时势，并在时势的基础上，在时势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历史舞台上，順应时势的发展方向去推动时势的发展,他才能演出成武雄壮的历史剧。

对这个道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个历史时期的英雄豪杰都是怎样从陇亩中突梯而起的，就可以明白了。

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以后，活跃在我们这段历史中的几个风云人物都在干什么呢?

刘邦那时是个声望不高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唯一突出的业绩，是用浮夸的赠礼，在乡绅吕公的宴席上夺居了前位，并由此賺来了一位后来给他帶来许多麻烦的贵夫人。萧何那是是个刀笔吏，平平淡淡,没听说他有什么大本事。张良则是个贵族的后裔，暗杀秦始皇不成功，被迫到处流亡，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韩信呢?更糟糕，文不成，武不就，又不会生产劳动，只好寄人篱下，乞食于漂母，他是个流浪者。杰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没有给他们提供广阔舞台的时候,也只能像盐车下的千里马，嘶鸣而己，骈死于槽间而己,是难以表现其卓越才干的。

突然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由秦始皇所力行，并为赵高、秦二世所恶性发展的法家专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它破坏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在暴秦的统治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他们强烈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当这种要求达不到时，社会革命就来临了。刘、萧、张、韩辈看到了人民的要求，他们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勇敢地投身到人民起义的大风暴中，并进而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成为起义农民的新主人。

楚汉战争不同于反秦农民起义,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反秦农民起义是农民与封建政权的战争，楚汉战争是新的封建集团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战争。难道这样的战争其进退胜负也与人民力量有关系吗?是的。尽管楚汉战争的性质同农民的反秦起义不相同，尽管人民对这个战争的参与程度同反秦农民起义不相同，但是它的进退胜负，仍然与人民的向背有极大的关系。

反秦农民起义胜利以后，人民是不希望再有战争的，但是由两大农民起义集团转化成的新封建集团，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利发动了内战，而且这个内战不是一种简单的小范围的军阀内战。简单的、小范围的军阀内战同人民的关系常常不是很大，人民,至少大多数人民可以不去参与战争。楚汉战争則不同，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战，其战场西起关中，东至淮海，北达长城，南及长江。总之,整个中国中原地区大部分都卷进去了。双方前后参战的人数在百万以上。秦末的全国农户不过四五百万，一百万人占了青壮农民相当大的比例，实际当时广大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卷进这场战争中去了。试想,一个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有众多农民参加的战争，人民能不给以极大的关注吗?

从表面上看，楚汉战争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由哪个封建集团统一中国的问题,但实质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却同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它不仅与地主阶级有关，同农民阶级、城市平民也有关系。既然如此,人民就不得不在这两大集团间进行认真的抉择。向谁?背谁?他们要有自己的态度，即使是两害相权吧，他们还要取其轻者呢。正是这种表现了无数人集体力量的人心向背问题，最后决定了楚汉战争的历史命运。

人们对楚汉两大集团的政治抉择，是根据两大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各自实行的政策决定的。他们是非常实际的,绝不听仁义道德的空话,他们唯一頋虑的是在生活的实践中，究竟哪个集团执行的政策，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比较合乎他们的愿望。

刘邦和他的三杰，其杰出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尽管他们不可能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由于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比较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仍然能够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感触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比较懂得人民疾苦，并能根据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就使他们站到了历史的进步方向，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所以,从前台看,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辉煌场面的是一些英雄豪杰，但是从后台看，历史舞台的主人却是站在这些演员背后的沉默寡言的人民。

1945年，毛泽东手书唐代章碣的《焚书坑》一诗赠给傅斯年

刘邦都采取了哪些适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呢?

他兵进咸阳，就公开向人民宣布废除秦王朝所施行的各种暴政苛法，立意改革秦王朝“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繁刑和横征暴敛、搜刮无度的做法,这些正是秦末农民起义所追求的目标。

他同关中人民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亦符合相当一部分农民的要求。据《吕氏春秋》记载，还在战国时期，农民即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口号，在当时，这个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滥杀人、滥伤人的统治阶级的,是具有社会进步性质的。但是在反秦农民起义以后,社会发生大动荡，封建统治阶级的生命安全亦处于起义农民威胁之下，“约法三章”实质上具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私有财产制度的含义。它的反对杀人，伤人，亦有不准农民群众趁农民起义军占领秦王朝首都的机会随意杀伤地主的含义;在不准杀人、伤人之外新加的“盗者抵罪”这一条，是不准农民去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虽然如此,这个约法也保护了小农、自耕农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使他们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免遭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也是符合广大小生产者要求社会秩序稳定的愿望的。受限制的是雇农、小生产者中的贫苦者、无业游民等。

但是秦末汉初，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尚处于新兴时期，它在社会生产中尚有比较大的发展余地。农民与地主是对立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已经处于经常不断的斗争中，但是两极分化的情况还不像后来那样严重。多数起义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废除秦王朝的暴政苛法，还不是解决私有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剝削问题。由于这些情况，刘邦的“约法三章”很快即为当时各阶级所接受，加上约法的内容简单明白，易于推广执行，其影响很快遍及到农民军所到之处。刘邦集团还比较注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公元前207年，刘邦平定三秦以后，就把秦王朝原先的苑囿、林圃分给农民耕种，缓和了农民要求土地的矛盾。特别对于人民的负担问題，刘邦、萧何一直抓得很紧。即使在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他们仍然努力把农民的负担弄得合理一些。刘邦行军时不准掳掠，攻进咸阳时，人民献牛羊酒食，他婉谢不收。平定三秦以后，又因战争原因，免除汉中、巴蜀人民租税两年。灾荒时，大置移民。对于军人家属，还给以免除税役的优待。这样,刘邦集团就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了强大的依靠力量。

在刘邦集团实行这些正确方针政策的时候，项羽集团又在干些什么呢?他,项羽,一个怀着强烈报复欲的贵族后裔，完全忽视了起义农民的愿望是什么。正是农民的起义使他摆脱了到处流亡的生活,并让他在历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却不懂得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在他的眼中农民只是他这个贵族可以利用的群氓。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家族的深仇大恨。他要向秦王朝的一切进行报复。这就使他与历史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他坑杀了几十万秦卒不算，还要引兵屠咸阳城,杀了子嬰不算，还要火烧了阿房宮，“收其货宝妇女”。有人批评他“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他听说了，非但不反省,还把批评的人捉来，用火煮了。他攻打城池的时候,如果遇到抵抗，那么破了城就烧老百姓的房，坑杀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他到了哪里，就把残破与灾难带到那里。老百姓怨愤极了。不要说有刘邦集团比着，就是没有刘邦集团，人民也不会甘心让这个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军事政治集团做他们的新统治者。人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不顾性命地起来抗命，究竞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一个残暴的霸王来代替残暴的秦王吗?

还有他破坏秦始皇建立的全国统一的郡县制，一定要在全国恢复战国时期列国并立的局面，这也是不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人民反秦是反它的暴政苛法，而不是反对它的全国统一，战国时期列国并立的局面给人民带来的战乱、六国贵族的腐败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人民记忆犹新。项羽那种解决全国问题的政治方案同起义农民的愿望根本相反。

人民希望的事情他不去做，人民反对的事情他却做了。这样，项羽集团从反秦农民起义的胜利之日起，就开始脱离了人民。

1939年，毛泽东手书唐代杜牧的《题项羽庙》一诗赠给杜冰坡 

这里，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楚汉争雄时双方的后方根据地问题。

由于刘邦集团在各方面实施了比较正确的政策,他很快即在关中、汉中、巴蜀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后来成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战胜项羽的重要支柱。三杰之一的箫何在这方面的建树是值得称赞的。他入关以后即收集秦王朝的图书、簿册，料理户口，安抚百姓。镇守关中时，又能注意组织生产，为后方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有了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刘邦前线的几十万大军才有比较充足的粮草供应：也因为有了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刘邦在彭城大敗的危急关头，才能得到人力补充，重新转危为安。

彭城战役中，刘邦的军队约有一半被歼，萧何从根据地内组织了庞大的后备部队，而且动员这个后备部队上了前线。这是一次人心向背的大考验。关中、汉中、巴蜀的青壮年在楚汉战争之前已经死了几十万人，刘邦出关作战又带走了几十万,这两个几十万就把根据地中的青壮年拿掉了一大半。在这种情况下，萧何又能组织起包括老弱在内的几十万人上前线，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的人民是愿意帮助刘邦来打敗项羽的。没有这个巨大的支持，当时的刘邦是无法重振军威的。

项羽这一方呢?他原来占据的地盘很大，“都彭城,王九郡”。河南北、江东西、彭城、两淮的广大地区都是属于他的。但是，由于他在各方面实行了错误的政策，直到他自取灭亡为止，也没能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史书中关于他军队粮少、粮尽、粮绝的记载不断。人力的补充更没有保障，他的部队伤亡一个少一个，伤亡一批少一批。几次大仗，元气一伤，就无法再重整旗鼓。

由此可见,人民在战争中支持谁，谁就赢得战争;人民在战争中不支持谁，谁就只能失敗。楚汉故争中，决定汉胜楚败的根本原因是人心的向背,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总结。

【摘自《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作者：戚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