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江青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崛起，除去其他因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靠着样板戏这个舞台起家的，就是被后来批判者所称“捞取政治资本”。经过她改良的八个样板戏，至今还常常被世人传唱，而京剧老段子反被老百姓生疏了、遗忘了，没有几个会唱了。十年功夫，很短暂的时间，却颠覆了传承二百年的京剧舞台，今天来看，江青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文革后，有人说江青不懂装懂，妄改传统京戏，结果把样板戏改成了非驴非马的剧种。此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江青是一个学过戏、也懂戏的人物，决非今天舞台上的政治戏子所能比拟的。

读去年刚辞世的在京剧艺术方面造诣颇深、堪称大家的刘曾复先生的《京剧说苑》，突然发现内中有一段是谈江青的，因家族关系，刘老先生打小是在戏园子里面泡大的，文中说１９３１年１月，此年作者１７岁，而小他一岁的江青则随山东省立剧院在北京华乐园演出，内中有很多女学生，江青就是其一，此时叫李云鹤。刘曾复记得是此月２５日的演出，江青先唱的《会审》，后演《打金砖》的郭妃，唱双出。作者记述，要说呢，实在还是有些本事，《玉堂春》能唱下来，就不简单。当年有个王泊生，河北遵化人，是个京剧改革迷，曾被赞誉为中国戏剧界“北方怪杰”与“革新家”，也是山东戏剧事业开拓者之一。１９２９年夏，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在济南的贡院成立，王泊生应聘担任教务主任。次年夏，该院被迫停办。后在王泊生努力下该院重建，易名为山东省立剧院，王泊生亲任院长，使得剧院成为当时国内较大规模的新型戏剧艺术专业学校，并来到京剧的发源地来演出。刘曾复的回忆，当是此时。

有史料记述，王泊生是著名须生兼红生，天赋异禀，嗓门高亢。他自任社长及主演，在吉祥大戏院演出《子胥逃国》、《打金砖》、《哭祖庙》和“国难大悲剧”《文天祥》等。在李云鹤的要求下，王泊生将其带到北平，加入“晦鸣社”。王泊生对这位１６岁的女弟子颇为关照，让她在《打金砖》中饰演郭妃，还安排其出演过《玉堂春》《打金枝》等折子戏。只是由于其乡音太重，得不到北京观众认可。１９３１年春，她投奔时在青岛大学（后改山东大学）任教务主任（后任校长）的赵太侔，两年后经赵的夫人俞珊介绍，进入上海电影界，改名蓝苹，成为一名当红影星。不过，连京剧行家刘曾复都认为李云鹤“有些本事，真不简单”，表示认可，这史料中的“乡音太重，得不到北京观众认可”之说，又从何谈起呢？由此看来，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各说各理，任人打扮。那三十多年后江青搞得京剧革命，莫非还有承继师志的因素在里面呢！

第二个说江青懂戏的，就是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了。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访问莫斯科时，程砚秋见到在此治病的江青，江青对程砚秋的评价是：“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就是这个知音，文革期间在看程派代表作片子《荒山泪》时，先是流泪，后是呜咽，最后竟至失声痛哭，颇有一些知音凋零、“弦断有谁知”的意味。如人所讲，江青在政治上是罪犯，但在艺术上却是内行。曾购有上下册的《程砚秋史事长编》，想查查这一段史料，遍寻不到，只有作罢。

第三个说江青懂戏的，是著名编剧和作家汪曾祺，他在《“样板戏”谈往》中说，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没他什么事，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就曾预言：“《智斗》肯定会流传下去的。”果不其然，现在老百姓闲时来一段的，大都是这段。如果按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种现象，又该作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