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员洋车夫拦马路要求增加待遇遭到失败开始，邓中夏逐渐变成一个熟悉工人生活的老练工运领袖，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他这个湖南人还刻意学会了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

      在北京大学内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去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首先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还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

      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但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来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只有拥有了文化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

      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管港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一样。” 

      1930年，邓中夏从苏联回国，马上被派到洪湖同贺龙一起工作。因他没有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加上盲动路线指导，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翌年末，他被撤职调回上海。有过左思想的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只能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七块钱来维持艰难的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

      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

      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支部领导得知这番话后深为感动，动员大家掏钱为邓中夏买饭，并说：“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苦。”难友们一听邓中夏的大名，纷纷捐钱，有的把衣物都卖掉，托看守到狱外餐馆订饭。

      邓中夏每次端过碗来，都激动不已，因为这一盘炒菜凝聚着的是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至死都对党毫无怨言。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