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大多读书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力争中举做官。读书人为科举而读书，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大发感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旧时读书人为科举而读书，本无可厚非，因为读书可以给读书人带来丰厚的回报。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篇》说得非常诱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但也有少数不为科举而读书的人，明代的心学大家王阳明便是其中一例。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不认同塾师的看法，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读书学圣贤”虽是王阳明年少的追求，但处于科举时代，他的父亲王华还是科举状元，他也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谁成想第一次会试便没考中，当同考的人为落第而感到羞耻时，王阳明反而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第二次会试，王阳明又没成功，直到第三次时，他才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登第。

　　王阳明天资绝伦，读书过目成诵，处在科举时代，三次参加科举，既有失败的经历，也有成功的体验。他一反当时大多数人为科举而读书的目标，年少时便立下“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并把它当作一生的追求，既成就了他心学大家的地位，也为后世树立了读书的榜样。

　　“读书学圣贤”是王阳明年少时立下的志向，如何才能实现?通观王阳明的著作，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读书学道”。读书学道，又叫读书穷理。道是什么?理是什么?王阳明主张心学，在他看来，心即理，心即道，心的本体是至善，是良知，“至善是心之本体”，“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圣贤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圣贤悟到了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因此，读书学道，就是通过读书悟到自己的良知，“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

　　读书学道，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与科考的关系。因为处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可能回避科考。当时就有人问他：“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意思即是在读书的时候总是想着科考，怎么办?王阳明的回答是：“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阳明认为，只要悟到了良知，读书与科举并不相妨，读书时心也不会为科考所累。

　　王阳明一生最爱读书讲学，他曾说过：“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当时有很多人跟着他读书学习，因他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不同，而当时科举考试主要以朱熹学说为标准，所以就有学生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跟着王阳明读书学习会影响科举考试。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曾经带着他的弟弟一起跟着王阳明学习，他们的父亲就担心说：“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钱德洪和他弟弟反而劝他们的父亲说：“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钱父还是不信，就去问王阳明，王阳明明确告诉他说：“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刚好第二年是大比之年，王阳明的几个学生科举中举，钱父这才相信钱德洪的“打蛇得七寸”并不是虚言。

　　王阳明的不为科举而读书，既不排斥科举，又能按自己的良知行事，从而使他成为一个“上欲以其学辅吾君，下以其学淑吾民，惓惓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的圣人。不仅如此，他还以此来指导学生，在科举时代成功走出了一条“读书学圣贤”与“读书登第”两不误的读书之道。王阳明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也一再强调教育孩子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悌而已”。“教之以孝悌”即是“读书学圣贤”，因为孝悌是“为仁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