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心：一名西路军老战士的铁血担当

点击：作者：蔡小心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编发发布时间:2016-06-13 08: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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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央视的专辑纪录片，中间是蔡长元将军

　　【父亲对大西北地区的宗教分离主义是高度警觉的，他认为只有保持强大的国家专政手段，才能避免出现严峻情况。】

　　父亲蔡长元，先是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三军、后是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的一名老战士。在红西路军西征中，成长为副营级干部，经历了古浪、倪家营子血战等战斗。在西路军失败后，分散行动，历尽艰险，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审查甄别，回河东归队。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步成长为中高级指挥员。

　　和许多有着相同履历的前辈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家族多人参加红军，最后九死一生，百炼成钢的代表。仅在红西路军的战斗中，父亲的同族战友，就出现了26位烈士。确认这些同族战友的牺牲，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父亲在回河东归队后，就尽力寻找26位亲族战友的信息，却既没有任何一位归队的消息，也没有返乡的消息。特别是在1967年初被“打倒”，在1969年下放到绵阳后，用近十年在家乡宣汉多方打听，及去甘肃寻访数次，确认无一人回乡，这有个插曲：据姐姐蔡小明回忆，1974年春，时任天津警备区272医院军医的她，借出公差之机去绵阳探望父亲，父亲又争取到去甘肃的许可，与她坐去甘肃的火车，在经过倪家营子时，父亲神情沉重，指了指窗外，“我在这血战了一场”，又补充一句，“我杀了两个马回子”，后不再说话了。而在1979年，在担任陕西省军区政委后，更派人多方调查，才最后确认二十六位亲人族人在古浪、高台战斗中牺牲了。

　　2009年，我通过宣汉族人，在有关部门经细致核对，终于确认了二十六位亲族烈士姓名。在此，谨致敬意与哀思！

　　而父亲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人，最后得以在战场上做到了“血债血偿”，应该是对他的最大的慰藉了。

　　在抗战中，父亲担任团级、旅级干部，非常注意培养部队过硬的战斗作风，尤其注意白刃格斗的精神、技能的培养训练。据63军189师566团老牌战斗英雄唐满洋老人生前回忆：在八年抗战末期时，为省约子弹，九旅（189师前身）根据蔡长元训令展开白刃战训练，唐自恃格刃技术过人，很是不在意，一天，蔡长元到566团观察训练，对唐说不能这样练，遂亲自持刃教导，唐最后拜服。据魏应吉老人、杨恩起老人回忆：唐不止一次对战友叹服蔡老政委刀法了得，不愧是刃果日本鬼子十数人的老英雄，是老红军！蔡长元收藏四口日本战刀是证据。

　　据时任63军189师师部参谋的郭宝光老人回忆：解放大西北的进军作战前，时任师政委的蔡长元，知悉19兵团将参加西征，63军已定为兵团先头军后，便“有阴谋”地用尽一切办法向军、兵团打报告，申请把189师列为63军先头师，最终获得批准。随后189师即展开强化白刃战训练。

　　因此，在攻克兰州战役的窦家山战斗、解放宁夏战役的常乐堡（今堂乐镇）战斗中，蔡长元刻意在战斗发展到绝对压倒性优势下，果断下令展开白刃战！63军的战史记录下了窦家山战斗的情况：

　　这场战斗发生在1949年8月25日。最惊心动魄的，就是189师565团1营的白刃战。

　　“这股敌人明显知悉189师师前指在3号阵地，马匪在炮兵的支援下，对3号阵地第一道防线1营阵地轮番实施连续的、波浪式的反冲击，前面的被打下去了，后面的又喊叫着冲上来，1营160余战士在一条窄交通壕跳上外壕与马匪展开了硬碰硬白刃格斗！阵地上，满目刀光血影，喊杀冲天。”

　　“189师将士们呼吼‘血债要血还！’的笼罩着血光的愤怒的口号向马匪冲去！ 1营战士马占树一人连续刺死了3个敌人，敌副团长也被他当场刺死！1营阵地稳如泰山，巍然屹立。敌人死伤惨重，只得弃尸逃跑，1营乘胜出击。”

　　窦家山战斗中，189师痛歼马家军最顽固的核心部队第82军唯一主力第100师的最强的第2团全团和劲旅青海保安第1团全团共3000余人，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摧毁了兰州守敌的意志。这里又有个有趣故事，据魏应吉等多位老人回忆：189师率先攻入兰州城东门，占领了马步芳的司令部，对周围放了警戒线，防兄弟部队“抢”战利品，父亲坐在马步芳的椅子上，给大家分食他们没见过的奇异瓜果——香蕉，父亲还用刀将香蕉连皮带肉切一段一段，抱怨说肉美味无味，但皮不好吃！后来，竟然成了父亲最爱吃的水果。

　　这里需要特别辨析一下的是，发生在1949年9月16日的常乐堡战斗。

　　这场战斗，父亲率189师，全歼马家军一个步骑混合旅（两个团），敌军剩下约大半个团，在指挥系统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但仍负隅顽抗。蔡长元判断，这一股敌军很可能是宁马部队的最核心的，受马家军思想灌输最“成功”的骨干部队。于是，果断集中565、566团战斗部队，展开高达两千多人的大规模白刃战，将敌残余分割包团刀毙之，经过多次战斗，一共高达1100多人马家军被189师击毙、刀毙！

　　据包括张广有老人在内的多位亲历老人回忆：蔡长元身为全师主官，竟然亲自持刃上阵战斗，据时任189师566团第一营营长的张广有老人回忆：他当时率第一营战斗队护卫“任性”的蔡长元参加战斗，很是捏了把汗，说蔡长元每刃一个敌人，会大吼：“血债要血还！”，此时大家打得性起，已不知谁是师政委谁是战士了！为此，蔡长元在后来的1953年，按军委命令全军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写一册《干部自传》，蔡长元在里面写了四次检讨他犯了“个人英雄主义”错误思想。

　　这次战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少年时，常听到老父亲的老战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父亲说“屠城”的事，像夸奖又不像，后来成年，从几位父亲的老部下听来的主要是一个关于这个事情的大概：进军大西北时，父亲率189师，在攻克兰州后，追杀马家军残余，过黄河北上，离银川城南几十里，“屠”了某镇马家军；也有人说，是因为马家军诈降，被父亲识破，遂下令炮轰毁灭。一时也难以辨析。

　　到了2012年，为配合拍铁原阻击战纪录片，按流程向总政档案馆申请查阅了中央军委审定的父亲的档案，里面没有他杀俘而被处分的记录，是与他的《干部自传副本》（1953年依规定而写的）完全一致。那么，自小时听到的“谜题”是否不存在呢？更有某位民间保守军史研究者在多年前责难我胡说，我当然很委屈。再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八九师师史》中的确没有这个记载，还有采访过曾经担任父亲在建国初的秘书、文革初担任北京军区机要处主任的吴炳洲老人，他说不知道这个事，应该是没有。难道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在说谎？于是我断断续续地探索这个“谜题”了。

　　2013年初，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从一位研究军史的好友的启发下，我在家翻出一本《张宗逊回忆录》，翻到第十一章最后一节《大西北的解放和剿匪工作》，发现第二自然段非常奇怪，在这一段里，他特地把歼两个团这种谈不上大规模的战斗清楚写是六十三军干的，与整个最后一节相比，很是突亢。而据六十三军军史记载，常乐堡之战是189师的战绩。

　　有读者评论：仔细看了有点问题，八十一军在18日已经宣布起义被改编了，23日卢忠良又代表三个军来投降，既然贺兰军也愿意投降，军乱之后，军长还逃到我们部队“要求”保护，贺兰紧挨着银川，然后银川方面请我军进城维持治安。而在19日马敦静逃跑，应该是逃离银川。而军长都逃跑到我军军营了，那么乱，还有人派汽车接我军进银川维持治安，这也太离奇了……

　　降兵投降是为个平安，有口饱饭，人为刀俎之时，当然是老老实实，况且共产党优待俘虏声名远播，突然被某个可靠消息颠覆了常识，是什么让饿不死就是希望的降兵炸营？……排除了一切不可能性后，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之前几天，在不远处的常乐堡的震慑作用。在战斗中，我189师对顽抗不降的马家军残余展开白刃战，被击毙、刀毙1100多人……

　　有读者分析：硝烟弥漫中，白森森的刀锋一步步逼近，任何反抗都会被碾碎，随着呐喊声此起彼伏，一个个刺刀见红，前排一个个同僚倒下，后面的又在对方绝对优势下，无法逃脱，沉重的恐惧感，让人的心理暗示扩大到极限，终于崩溃，军人如果投降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只有拼死，拼死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只有坐以待毙了，侥幸逃出生天的伤兵，必然用尽可能的语言表达来诠释自己的恐惧感，这种可以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的恐惧感，同样心理暗示了尚未面对战争的人，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出现了。

　　可见，是常乐堡战斗的“惨象”，使已经投降的残敌，精神上彻底崩溃，以致张宗逊不得不亲自来“擦屁股”。张宗逊也表达了对189师在常乐堡战斗的“过火行为”的不满，击毙顽抗不降的敌军是非常正确的，但他的“不满”在于，常乐堡战斗中，我军在一边倒优势下，189师“刻意”用白刃战来解决，结果引发了几天后银川降军炸营事件，累得他出面善后。再想到父亲的《干部自传副本》里，有四次自我批评：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问题，我大体明白了，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的确没说谎，不是“屠城”，也不是敌军诈降，而是常乐堡残余顽抗不投降。父亲遂在敌军弹尽粮绝，指挥体系崩溃，无法有效组织团队抵抗，我军用枪击毙、炮轰、白刃战没什么太大区别情况下，毫不犹豫下令前线部队上刃，像捕杀猎物一样，对那些因受反动宗教思想灌输，负隅顽抗的常乐堡守敌残余，展开分割包围、围歼白刃战！刀毙！

　　这样的解决方式，既是最“快意恩仇”的“历史的回声”，也在客观上，为西北的彻底解放，以及之后几十年的西北基本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父亲在1953年～1957年就读于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速成系第三期第一班第一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我国大西北地区安全和少数民族宗教分离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处理方法的建议。我在2005年初，翻阅父亲的十几册笔记（不是两年后姐姐依父遗给我的那些日记本），发现有两页记录他在军事学院时的重要事宜的概要，有论文题目和内容概要，很短几段。当时我就发在一个军事发烧友网站上，但该网站后来停办了。六年后那册笔记本不知放在哪了，还在找。我在2012年因拍摄铁原阻击战纪录片，向总政档案馆提申请查阅父亲的档案时，其中之一便是查父亲的毕业论文，被告知这一件属于密级档案不能查阅，但也证实了是有这个毕业论文。我只能凭记忆说个大概，父亲对大西北地区的宗教分离主义是高度警觉的，他认为只有保持强大的国家专政手段，才能避免出现严峻情况。

　　我的儿时，正是父亲任陕西省军区政委的时期。我常去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是“D”形房间，中间摆着非常大的沙盘，有山有河有城镇，后来才知道这是陕西省地形面貌沙盘。但让我奇怪的是，沙盘上插了好多好多小纸旗，分红色和白色两种，每面小纸旗上总是有一组数字，父亲总是背着手，面无表情死死盯着这些小纸旗，目光非常凌厉。后来，当年的宋秘书告诉我：红色小纸旗代表汉族，白色小纸旗代表信绿教的少数民族，数字是代表人数。

　　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1978年9月平反复起时，拒绝去北京卫戌区担任政委或去昆明军区担任第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皆是正兵团级待遇），去了陕西省军区担任政委（正军级）的原因吧。

　　可以说，父亲终其一生，都对西北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保持高度的警觉，随时准备尽到一个老战士的责任。我成年后，才真正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这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家族二十六位烈士在内的，红西路军的血的教训的坚守，更是体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铁血担当。

　　守护家和保卫国家，才无愧于天地。

蔡长元与蔡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