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就像流动的河流，源头的不同、河谷的差异塑造了不同河流沿途的景观。轴心时代世界文明大体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重视科学与哲学知识系统的构建；南亚、西亚、北非的中近东文明，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不同类型的文明，其知识体系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同其走过的道路、秉承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那么，在比较文明视野下，中国文明具有哪些特色呢？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秩序滥觞于三代历史深处、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基层基础是编户齐民、乡里保甲等，其上的以郡县制（府州县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代理机关。职业官员是通过选拔制度（察举、征辟、科举等）选拔出来的，国家财政来源于发达的赋税体系。中国的这种国家治理机制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在一些学者看来具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同类政治制度在西方产生发展只有二三百年历史。近代以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国家治理甚至是以酋长制、部落长老制为主。

　　从经济生活角度看，中国具有悠久的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传统。我们常说古代中国政府重农抑商，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商业不发达。正因为商品经济会大幅促进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又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在农业经济时代，当贫富差距严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就会出面干预，是为“重农抑商”。其实，这恰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繁盛程度。中国从唐朝就有汇兑、汇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而西方最早的纸币发行比宋代交子晚了六七百年，比通行全国的“大明宝钞”也晚了三百多年。

　　从社会制约机制角度看，中国古代形成了重视道德约束的独特社会制约机制。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构建了一系列社会制约机制——法律、道德、宗教。法律从国家层面、道德从社会层面、宗教从个人层面来制约人的本性。法律、道德、宗教，他律、自律、戒律，这三重机制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法制比较健全，约束比较刚性，国家运作的基础就是法律；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宗教对世俗社会的约束力最强；中国人重视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讲孝悌、忠恕、克己，这与中国人对人性的理解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约束更多依靠道德，即以德为先。西方的道德以宗教为基础，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为基础，其核心是“孝”，所谓“孝，德之本也”。

　　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之前，中国文明长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代、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更迭，尽管中间有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但最后都融合在中国主体文明中。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朝危机、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文明危机，中国文明的自信、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类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当代人类关注的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对诸如“民本与民主”“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调控”“个体与群体”“人权与发展权”等关系作出属于中国的说明。只有认真总结这些“中国特色”，才能把握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价值取向。也只有认清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才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帮助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更好地理解现实、展望未来，理直气壮地走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文章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