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论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点击：作者：吕景胜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编发发布时间:2016-05-01 09: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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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人文社科研究路径、成果表现形式、成果评价标准、成果评估机制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如理工科一样国际化。人文社科研究国际化是中国学者以国际视野、通用方法、统一规范、公认标准及国际语言从事研究。本土化的主要学术使命是彰显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部分专业领域人文社科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可以交汇融合，互为依托，二者无高下之分贵贱之别，国际化不可全面西化，本土化不可故步自封僵化。

　　近年官方倡导民间热议争做国际一流大学，大学国际化，其中海外发表论文成为大学国际化及大学考评指标中的重要内容，一些大学将国际发表论文当做高薪引进海归人才，考评海归人才，甚至国内职称评定的标准，一些大学以高于国内论文奖励标准重奖SSCI来源核心期刊论文。

　　所有人文社科成果能否国际化?人文社科成果海外发表或引进海归规定海外发表论文是否等同于国际化?国际化是否是“CI化”?即以是否在科学引文、社会科学引文、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三大索引所收录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学者地位高低和论文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模式。实证研究是否等同于国际化?实证研究可否作为衡量所有人文社科成果的标准?科研政策导向中内刊与外刊论文可有高下之分?人文社科研究中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否对立割裂?本土化与国际化内在联系何在?其二者契合点、融合路径何在?等等。俯瞰人文社科发展的全局视域，在未来时空坐标上躬身回首当今人文社科科研理念与科研态势，冷静反思当今人文社科研究国际化途径与趋势，上述问题均值得深入具体讨论。

　　一、　人文社科研究能否国际化

　　理工科国际化是伪命题，象纳米、基因、通讯、电子、材料等学科其前沿最新成果无论哪国语言发表都会迅速被国际同行捕获，迅速国际化。自然科学研究物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的世界，科技条件相同前提下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美国研究光电、化学、水分子与在中国做同样研究区别不大，可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知识、共同“普世”的结论。但人的社会有精神、有价值，且身处不同国度、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共同体和开放的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多变难以确定。你在美国研究中国可不一定得出什么“普世”的结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社会主体自身，这个被研究对象(社会主体)有时可以被研究者任意处置。社科知识与理论的合理及对错与否总是充满争论与质疑，社科知识理论仅是相对的。

　　社科研究国际化作为大趋势和时代主题应予提倡鼓励扶持，但社科研究路径、成果表现形式、成果评价标准、成果评估机制有其特殊性，与理工科迥然有异。

　　首先，理工科有国际公认的相对规范统一的研究方法、范式、技术手段、成果评估指标、评估方法，成果具有更多国际可比性。人文社科研究并不具备理工科研究所具有的相对规范统一公认的研究方法、范式及评估方法，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可比性相对较小。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旨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如美国在伊拉克8年战争所树立的新型民主国家与民主模式伴随伊8年内乱而破灭说明西式政治学中民主概念、范式、理论、模式的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单纯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应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在西方语境下的国际化无疑包含着西方话语霸权。自然科学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社会科学除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本国、本民族的问题。

　　其三，人文社科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产出具有更多国别性、民族性、地区性，更多受到该国该地区文化、宗教、历史、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如宗教、人权、主权、海洋权、民主、言论自由、国体政体、民族冲突、地区独立与分裂等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浓的相关问题研究各国因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很难有统一学术标准，如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对科索沃、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乌克兰内乱、海洋主权、反恐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各国学者其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一定迥然相异，而上述因素对不同国家地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标准显然会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性。显然，国际化标准不能适用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专业。

　　其四，理工科学术期刊国际间有更多共同关注的领域，前沿课题、最新成果的识别度高，识别方法简单。人文社科成果主题更加离散，国际间学术刊物定位、编辑学术意趣、科研理念、价值观、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对论文的发表取舍具有更多主观性和人为因素。经济、财经、管理学科有更多国际共同关注领域，发文概率高一些，政治、法律学科因意识形态、国别性、本土性国际发表论文受到更多限制，传统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国际发表论文空间更小。近日因教育部又要进行第四轮学科评估，爆出消息，由博士生导师投票教育部认定的5大顶尖英文法学期刊近年无一篇国内学者论文。此种现象既有学科特点，也有国外刊物学术意趣的原因，也有分析说美国学界认为自己的法律及法学是最好的，没有兴趣再关注外国法律。值得反思的是一厢情愿地想获得别人认可，还是主导自己的学科评估体系和学科建设？

　　其五，人文社科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科研考核标准、方法不同，评价体系不同。本土化科研成果形式更加多元化与差异化，不同学科不同院校定位不同，211及985一类院校与地方院校发展定位不同，专业设置、学科特色不同，即大学发展战略的差异化。有的院校优势在于理论学科基础研究，有的院校长于应用对策性研究，人文艺术类专业与财经政法类专业考核标准不一，社会科学与理工科考核方法有异。要求地方院校，如师范、轻工、商业、广告、服装、餐饮、旅游等专业都以发表论文为考核方式显然机械呆板。考核指标与方法应与院校自己独特发展定位及学科特色与优势相对应与协调。即本土化成果形式及考核指标可以是多元化多种形式，成果形式可表现为教学法总结、社会问题调研报告、政策建议、项目咨询论证报告、广告、服装、餐饮、旅游行业产品设计方案等等。比较而言，国际化成果形式较单一，即国际发表论文。

　　以国际发文作为衡量大学是否一流、成果是否一流、人才是否一流，尤其对所有学科或专业适用单一标准显然不尽合理，国内社科成果评价与考核并非国际发表论文一座独木桥的单一路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标准有别。能够适用国际化标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学科及专业才能适用国际化标准，以国际化成果形式标准，即单一发表论文指标，裁量要求本土化显然不切实际，且易限制本土化发展。

　　人为削足适履，拔苗助长，不切实际，不符国情地搞国际化不可取。近年不少院校高薪引进社科海归人才，同时课以1-2篇/年国际A、B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指标的任务。其巨大发文压力指标不切实际导致部分引进人才难以完成，且不符合社科成果自身产出规律和自然的人才成长路径。人文社科成果产出机制与人才成长机制有一定规律性，社科人才创作产出成果的高峰期一般在30-50岁间，社科人才除了外语和量化实证研究方法手段还需社会历练社会实践。对于像医疗保险改革、退休养老改革这些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连成熟知名学者还争论不休，提出一些不符国情令人贻笑大方的观点，指望20-30多岁低龄海归一年内发表一篇熟黯本国国情、或熟黯他国国情、国际有所关注的前沿有价值选题的论文实在有点拔苗助长。

　　海归人才是实现国际化不可或缺的途径，但真正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爱护海归人才的考核方式是适当延长考核期，不要短期急功近利地给年轻海归不切实际的压力，海归人才考核期应从2-3年延长为4-5年，考核周期应遵循社科成果产生的自身规律。对海归人才科研考核应重在考核奖励绩效与结果，而不是单纯考核奖励身份。早在2003年著名学者顾海兵、郑也夫就提出科研资助、考核、奖励应重在控制前期经费开支，重点奖励后期成果的观点。

　　二、　实证研究作为国际化象征的局限性

　　实证研究有其科学合理性不言而喻，实证研究作为国际发表论文的基本标准和公认的研究路径可以理解。但实证研究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仅作为社科研究的一个方面，仅是社科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可把实证研究神化为衡量社科成果的唯一标准、唯一形式、唯一方法，否则无法解释实证研究出现以前，人类产生的浩若星海的学术成果为何至今仍熠熠生辉。此外仍应清醒地认识到实证研究有其局限性。

　　其一，作为科研方法论有其局限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数学元素的添加使其变成一门科学，但是过度数学模型崇拜以及对经济学思想的忽视，使经济学脱离了现实并且扼制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宽以及经济现象影响因素的增加，单纯的数理体系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学科的要求。计量经济学中将数据导向和理论导向的建模思想相结合，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并不能实现对理论假设的完全证实或者证伪，计量检验的功能同样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国外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又如，上个世纪二战后西方兴起规范主义、概念主义法学等实证主义法学思潮与流派，主张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强调逻辑、概念、规范、语言分析，对法律条文做概念规范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法官操作法律时应该像计算机程序员操作计算机程序一样，法律判决就是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输入计算机得到计算输出结果的过程。因其主张排斥法学研究及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社会经验判断走向极端，后被新自然法学所主张的法学研究应重视自然理性价值观和社会法学所主张的法学研究应重视社会因素、社会事实、社会背景的观点所矫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也在反思单一技术性研究方法给研究带来一定局限性。

　　其二，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社科实证研究中出现验证假设、构建模型、杜撰变量、寻找数量关系。就验证假设举例，学术论文中充斥着如此多的假设需验证。“消费者爱好决定消费行为”，“消费行为与市场活跃有关系”，“有幽默感的领导能带动团队氛围提升业绩”，“严格的内控制度有助企业基业长青”，“公民民主意识强与投票呈正相关”，“董事会高效与企业业绩正相关”，“研发经费投入与企业创新正相关”，“农民工提高薪酬有利于企业文化建立”，“薪酬提高与员工归属感正相关”，“低关怀、高权威以及任务导向的CEO领导风格能有效增强高层经理的支持对中层经理工作绩效的正面影响”，“强大的公司激励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忱”，“本地化战略的成功能够促进公司业绩提升”，等等，不一而足。且这种学风、研风蔓延至学生论文写作指导。令人担忧和思忖的是，上述如此浅显公知、明显公理般的假设需要论证吗?如此数据建模量化论证有何理论与实践意义?如此求证假设有何学术创新?如此指导学生写作论文会不会导致学生以后只能写出远离实践难接地气的新“八股”?

　　虽然实证研究有其学术意义，但国际发文的评奖指标、行政指标之科研导向下，无节制一窝蜂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内容都搞数据建模统计分析，一方面人为制造数据、裁剪数据以适应论文结论，制造伪劣论文；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范围脱离实践难接地气，鸡毛蒜皮人为放大，无聊假设满天飞，其学风、研风热衷于构建象牙塔中空中楼阁，远离实践，不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问题。学界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大量论文除少量精品外，大部分是无人阅读、无人问津的次品、废品、赝品。多年后再反思这样一种广为泛滥一窝蜂式实证研究的科研理念、科研态势，是否理性?是否盲从?是否是某种程度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理性与学术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允许少数质疑观点的存在。

　　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中数量分析还存在各种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天文学家发现巴西某条河流30年一个周期有规律地呈现水位枯盈变化，同时发现太阳黑子也是30年一个变化周期，得出结论是太阳黑子30年周期性活动异常引起太阳热量辐射变化，引起地球表面热量活动异常，引起海洋蒸发及大气环流变化，引起该地降雨量30年周期性规律性增减，从而引起河流水位枯盈变化。该结论虽然适用于巴西该河流，但该结论在同是南半球同纬度的其他河流并不适用。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之纷繁复杂，数量关系、数理分析更加不可能完全描摹揭示社会真相。人文社科研究中传统的逻辑、经验、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地位。学术前辈费孝通式的“田间作业”，毛泽东式的跑遍十几个县市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社会调研功夫仍是弥足珍贵，散发着新的时代内涵。

　　定性研究也不能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证伪”并不排斥“发现”，“证伪”与“发现”可以同时并举。社会科学还有着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与角色，承载着探索性研究、对策性研究的职责。探索性、对策性研究不可避免包含有模糊性、前瞻性判断，逻辑推演，经验型总结归纳，伦理道德价值观分析等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理念。人文社科研究内容不仅仅是学者书斋中的学术游戏，还应有思想有担当。

　　该实证研究，需要实证研究的就实证研究，如资产定价、薪酬模式、税收优化、金融衍生品的计价、股权评估等等学科题材适合且应该运用实证定量研究。许多学科题材不适合实证定量研究不必刻意包装，人为拼凑实证研究。社科研究国际化的定位之一是，以我为主的引进，将西学精粹、西方文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地吸收改造地嫁接本土，为我所用，而不是那种生吞活剥不加取舍地全盘西化。早有学者指出所谓学术“伪国际化”，即无视社会科学知识效度边界的存在，无视中国社会的特点，夸大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解释东方社会现实中，无视东方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二是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亦步亦趋，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提出西人提出过的问题，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实证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化，国际化是有限度的，即在国情基础上的引进与吸收，国际化没有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与权威。

　　三、我国人文社科研究本土化的定位与使命

　　社科研究本土化是将国际上社科学术概念、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吸收消化为本国本民族所用，并以研究及解决本土问题为社科导向和使命的学术运动。社科研究本土化之倡议及运动其背后深层动机及原因一是西方理论不一定适合各国具体实践，各国需要产生符合本国实践能指导本国实践的本土理论，二是非西方国家本能地具有摆脱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政治话语霸权的民族自觉自信自立自主的趋势。我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就发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并积极践行。上世纪80年代学术本土化运动流行于我国台湾地区。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学界主要以引进嫁接吸收西方学术为主流及主要任务，其间虽不断有社科研究及教学加强本土化之倡议，但难成气候并形成规模化批量成熟成果。其中尤以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政治学家杨光斌教授、王绍光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倡导并践行的本土化理论与实践颇为引人注目。

　　近年一大批海内外中国学者并未盲从社会时髦言论，始终坚守独立学术耕耘与开拓，从不同学科领域兴起了强大的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本土化研究。拒不完全统计（专职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群体及持此相同观点的学者无法统计），如学者【艾跃进】、欧树军、白钢、戴旭、曹和平、何新、寒竹、胡鞍钢、郭松民、何建宇、贺铿、江涌、金一南、罗援、林治波、李世默、卢麒元、李希光、昆仑岩、孔庆东、乔良、梅新育、马戎、潘维、孙锡良、司马南、宋鲁郑、田雷、王绍光、王洪光、王义桅、汪晖、王小东、辛向阳、鄢一龙、杨光斌、余永定、张维为、张树华、张文木、张宏良、左大培、赵鼎新、章永乐、郑杭生、郑永年------等等。

　　该学者群体的研究近年已形成规模化大量成熟成果，笔者断言这一本土化思潮在不久将来将形成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研究的中国民族学派。这批学者以内心深沉执着的民族复兴为己任为学术使命而探索中国道路，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海外求学背景及经历，有中西文化学术融合的知识架构，但他们却不盲从西方话语霸权，真正立足本土国情在东西方时空交织的历史与现实纬度中理性平等地反观中西各自优劣，并以现实全球为坐标反观中国道路。他们结合前苏、前南、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乌克兰以及非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民主实验与失败寻求避免颠覆性错误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适合国情、结合实践、理性务实可操作的对策性建议，丰富了中国道路研究及马克思理论中国化实践。

　　很多学者提出中国社科研究应摆脱西式或美国话语体系，应构建社科研究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学者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复杂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学术概念、范式和研究路径。如衡量民主不能只看形式，更应注重民主内容与民主绩效；民主应有质量，有质量的民主的前提与核心是先解决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民主是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最大妥协，而不是绝对平均、绝对自由、绝对公平的民粹主义；应以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治理绩效、善治与良治的新范式来衡量民主效果；民主应在法治和高效政府主导的秩序下展开才能提升民主的实际效果；构建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要注重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使系统内部诸要素协调配合，以达系统效能的整体实现，如四个全面发展；应避免单一政体决定论思维，应有“政道、治道”思维解释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国家政治生态下竞选政党局限于利益集团或党争，中共具有更多全面代表性；宪政应是对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解释、信仰和共识；评价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一直被西方标准垄断，即单一狭隘的“民主-独裁”、“普选、多党制”等指标，本土社科研究应打破这种垄断，研究构建更为广泛综合和包容性的指标内容，如构建发展力、领导力、动员力、稳定力、保障力等指标，通过对各国“主权性、稳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洁性”等指标因素衡量各国政治发展力。

　　没有一种普世的理论解释所有国家的现实与历史并导引所有国家的未来发展，如民主一定带来经济繁荣，但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前南斯拉夫等此论并未成真；集权会导致社会衰败，新加坡却在集权中高度发展；预测中国崩溃而中国发展总是让中国崩溃论在星转斗移中贻笑大方；占卜俄罗斯垮台也总是在失望中落空。广而言之，各国社科研究本土化都应该解释为什么教派冲突的伊拉克无法构建民主所需的基本秩序，阿富汗的民主选举两年后为何仍纷争不已，埃及的民选总统为何被判死刑，新加坡的威权加民主为何有成效，中国特色特在何处，中国的成功做对了什么，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避免了多数国家转型中的动荡与经济衰退，中国怎样避免了改革中的社会撕裂，理论没有解释力便无实现力。

　　各国需要发现和挖掘适合本国的社科理论及发展道路。如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具备高效权力，各国亦因国情历史价值观不同，理解不同需求不同，俄罗斯历经裂国衰国之痛，又因反恐强国之需，俄国学者及民众政治理念接受中央政府强大、总统适度集权。美国传统政治理念恰恰讲究分权治之限制政府权力，但也造成国家治理中弱势政府低效。社会科学除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本国、本民族的问题。各国社科研究都可为本国服务，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构建适合本国本民族的理论、知识，总结自己的实践并导引自己的未来。

　　社会实践是多元的，社科理论也是多元的。正如物理实验可以修正生成新概念、新理论；社会实践也可以创造新思维、新思想。即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一道数学题答案唯一却可多路求解，条条大路通罗马。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唯一手段多元，民主价值唯一，实现路径多元。人类追求民主终极价值的模式、道路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绝对的所谓普世原则，社会变迁发展的进程一定是在丰富多彩的理论苍穹中展开。

　　本土化定位是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国情与中国实践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展示中国学术，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模式。如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须首先要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立足于探求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真实世界”，加强对本土政策实践问题的学术关怀。基础工作就是进行扎根于本土的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积累根植于本土政策实践的经验性知识，努力去发现中国政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建立起反映中国政策现象和过程全貌的知识体系。中国渐进地推进改革，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形成一套独创性的东西，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中国政府在长期的政策实践特别是改革实践中，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乃至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需要系统地加以挖掘。以本土性理论的建构和“输出”为学科发展战略，只有在本土经验上树立起来的理论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版图和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土化的定位并不排斥吸收国际外部理论营养，只是以解释中国自身的经验为主要学术使命。由于中国经验本身的巨大复杂，需要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做长期的研究，并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进行建构，并不断地回到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中检验。在此意义上检讨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方法论，那些看起来最为科学及最为精确的那些研究方法，诸如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数量模型等，恰恰可能是最远离中国经验整体，最不能有效掌握中国经验整体的研究方法。所以有经济学家尖锐批评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流行数学模型时，认为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成为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游戏，这些玩数学模型游戏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能否与国际同行交流，而不关心能否解释中国复杂的经济现象。这些玩模型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复杂的经济现象。

　　社科研究发展路径中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主体性意识严重缺乏的困境。一些学科研究中强行而生吞活剥地运用西方理论范式切割中国的经验与事实，导致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再者，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某个理论，而非探讨中国自身问题及中国自身学科理论发展的需求，如此，中国社科研究只能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原创自身理论的诞生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状况仍存在诸多缺憾，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几大学科的中国农村研究都缺少对中国经验的足够人文关怀和本土化理解，也未能形成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如农民工之社会公平，夫妻分居之苦、留守儿童之痛，农民工社会保障，农产品价格，土地流转，城镇化道路，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等等，中国社会科学如能解决好8亿人口的农民及农民工问题，不仅对本国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不言而喻的学术及务实意义。

　　国内学者的国内社科成果能够通过国际期刊走向世界固然可喜，但如果挤不上国际期刊的独木桥也不必自卑自谦。诸如从严治党、社会治理、社会稳定、社会沟通、社会保障、新型反恐、国企改制、城镇化、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提前退休、弱势群体养老、扶贫攻坚、住房改善、产业升级、下岗职工转型再就业、环境保护、雾霾治理、反腐败、社会隐性危机、收入分配调节、土地改革、司法公正、金融监管、网络安全、经济增速等诸多问题，国际上并无现成标准答案，更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经验，其研究充满本土特色，本土学者有更多话语权，其问题之解决恰恰需要结合本土国情，以本土思维、中国学派解决中国的问题，其成果形式及成果评价评估也无法以国际发表论文来衡量。

　　四、人文社科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社科研究国际化定位的精髓要义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学者以国际视界、国际思维、国际通用的学术范式、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手段从事研究，并以国际通用语言进行学术成果推广；二是社科研究国际化有两大基本主题，两大基本任务，即一是将国际优秀学术“引进来”，二是中国学术智慧“走出去”，将中国古代文明及现代文化成就推向世界贡献人类。以往谈论国际化时，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更多着眼于适应别人，迎合别人，追随别人。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的地位让我们在谈论国际化时应该有了别样的视角、别样的心态、别样的立场，即而今的国际化应该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国际化。国际优秀学术引进来，服务并贡献于本国学术，同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引进来”与“走出去”没有高下之分，更无贵贱之别，“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实施社科研究国际化以我为主战略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两大战略定位、两大基石，缺一不可，无法厚此薄彼。

　　在处理社科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上应在多元多维文化与价值冲突的学术及政治观点面前坚守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的学术自主、政治自主的定力，即显示中国崛起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不可敝帚自珍讳病忌医本土糟粕，拒绝学习西方成功经验，也不可将不符国情的西学局部不加吸收地奉为圭臬当做放之四海的救世良药良途。学习外来思想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因古老文明而盲目自大；分析别国缺陷不为自护本土之疾，亦不因本土自信而虚构自身完美。

　　人们以往过多谈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割裂与对立，其实在部分学科邻域本土化与国际化也有其内在联系。国际化中“走出去”的内容与方面恰恰与本土化密切相关，要将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国际化得以本土化为依托。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高度契合表现为，本土化与国际化水乳交融，互为依托。脱离中国原创的国际化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沦为仰人鼻息，形式上机械模仿人家方法论之皮毛；缺乏国际化推广与交流的中国原创又可能巷深酒香无人识，待字闺中无人赏。在处理二者关系上应强调，国际化不可全面西化，本土化不可故步自封僵化。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契合表现为，在引进和运用西方学术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应用的可能性，将西方学术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与我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等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矫正，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契合，引进来的西方学术在阐释和解决我国社会各种实际问题时，才能形成经得起本土社会实践检验的理论和对策，才能真正促进学术繁荣。学坛亦如歌坛，既有古典美声亦有民族唱法，不必一枝独秀，亦可姹紫嫣红。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地域性、本土化问题及研究又可能具有国际一般性、共同性色彩，此点台湾学者早有非常通俗的解释。如分析明朝的银币与铜钱虽是地域性研究题材，但一旦将视野拓展到“双元货币体系”的研究即超越了明朝的银钱制度研究，而具有人类共同性一般性的研究范畴。考古研究中挖掘出的中国古代铁器延伸至文化起源差异性研究就具有了人类共同性。当孤立地研究养猪、发电自然是琐碎不起眼的话题，但在地区性产业结构中关注“农工双元体系互动”则具有了一般性意义。2014年2月中国生态修复案例入选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案例的提供者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亿利资源。该案例讲述了亿利资源是如何花了1/4个世纪，从中国库布其沙漠的一家小盐厂，发展成为一家“致力于从沙漠到城市的生态修复和生态产业的领导者企业”。这意味着对中国亿利资源的绿色商业实践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启发性作用。

　　历来学界共识，越是民族的越具有国际性。西汉古墓、敦煌史籍、马王堆文物研究国内学者一流成果无论是否国际发文都是国际一流的，国内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林教授独特的中国流派声乐训练方法为中国培养了国际声乐舞台上群星灿烂的获奖者而享誉海外，海尔、联想等企业管理案例、电视非诚勿扰节目等原创性知识成果引得海外商学院前来取经学习。孟加拉乡村银行创设的小额信贷融资扶贫模式充满了发展中国家特色而为国际关注。其对世界小额信贷产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也是举世公认的扶贫小额信贷规模最大、运作最成功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元素”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我国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为世界瞩目，美国政府曾派出几十名政府高级公务员就读于清华大学，学习中国管理的成功经验。又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以及实践意义方面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其原因是在今日世界，基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超过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主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文献评价中心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12月分别联合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指出，我国一些非SCI和SSCI期刊具有国际影响力，已能比肩和超过SCI和SSCI收录的众多国际期刊。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已平均高于大部分日文、俄文、法文等非英语WOS期刊。尽管我国人文社科类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指标普遍较低，但经上述三单位评选出的人文社科类“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指标也高于127种SSCI收录的人文社科类国际期刊。

　　该结论至少可以说明，一是不可妄自菲薄本土中文期刊，中文期刊也在成长与发展，逐步具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无论土鳖还是海归只要成果有原创性都会吸引国际目光；二是不要神话外刊，因刊定文不可绝对化，即以刊物内外来确定论文质量高低，似乎外刊论文质量高于内刊论文质量，甚至奖励金额都存在悬殊。科研政策导向不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研究、国外发表的就是高级论文，非实证研究、国内发表的就是低级论文。一些院校在职称评定科研奖励区别对待外刊与内刊论文，外刊论文无论在级别还是奖励金额上高于内刊论文。

　　国际发表论文不能简单等同于社科研究国际化，更不应该庸俗地沦为衡量学校资质和包装领导业绩的指标。如果将国际发表论文等同于社科研究国际化其境界过于狭隘，社科研究国际化有其更高的使命与责任。站在国家学术发展战略角度上，科研政策与科研导向所倡导的社科研究国际化其价值取向应更辽阔与宏大，其政策立意应更深邃与久远。应该有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和理由来解释，如果国内一线优秀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A、B类内刊上发表论文，如果排除语言因素，该论文与SSCI来源核心期刊论文高下之别何在，差异何在?不可把“国际化”看成“外语化”，无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而搞所谓形式化的国际化。人们对英语论文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早年一些院校在科研考核与职称评聘中曾将EI收录的会议论文作为社科A类成果与《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并列。后一些院校发现EI会议论文产生之轻率、数量之庞大、质量之伪劣，颇有方鸿渐式克莱顿大学之特色。中国人民大学于2011年在科研考核与职称评聘中果断而明智地不再把EI会议论文作为A类核心期刊成果充分说明人们对这类论文的认识。

　　国家文化战略和自主知识产权战略应鼓励所有中国学者立足本国以我为主、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以泱泱大国的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放眼国际走向世界。国家应重点扶持搭建学术期刊英文出版发行的平台，建立论文英文出版发行基金，解决论文英文发表的技术问题和经费问题。国内所有学者只要真正是原创性成果都可以以英文发表，与其等待别人施舍发表机会不如自己创造发表机会。在此机制上土鳖与海归一样可以参与国际化，既然我们可以拿出大笔经费资助课题项目前期研究及人才引进，也当然可以拿出必要经费扶持资助扩大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的英文版发行，为中国学术成果借船出海走出去创造便利条件，为人文社科研究与成果国际化做一件实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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