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引领全球贸易的潮流（参照上一期《大明帝国为何没产生资本主义》），却面临着最为窘迫的问题——通货紧缩。在明政府一直无法彻底推行的货币政策之下，是货币体系的紊乱，以及货币供应量的严重不足。

1567年，隆庆元年，大明帝国解除了延续一百多年的“海禁”政策，以完全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贸易和全球市场，使大明帝国再现繁荣，并彻底奠定了东亚霸主的地位。

但是在泡沫的繁荣背后，一场无意识的“货币战争”正悄然拉开帷幕，给大明帝国带来深重危机。

命运紧紧地与美洲绑在了一起

16世纪四五十年代，遥远的大洋彼岸陆续传出了几个大新闻：美洲银矿被发现和开采，并随着汞齐化精炼法传播，产量大幅提升；日本也几乎同时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银矿。

16世纪六七十年代，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初兴的海上霸主打通了“墨西哥—菲律宾—中国”、“日本—广州—澳门”等“海上丝绸之路”（或称之为“海上白银之路”），伴随着“隆庆开关”，川流不息的大帆船，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及美洲白银产量的3/4运入了中国。

这些都迅速回应了中国市场对于白银的迫切需求，并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白银的涌入，也使明帝国尝试建立自主货币发行体系的失败，来得更加全面、迅速且彻底。最终，明帝国将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换句话说，明帝国的货币主权完全脱离了国家控制，而委诸于市场豪商和国际贸易。

虽然这为明帝国中晚期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但也为明帝国的覆灭埋下了炸弹。

海晏河清，危机四伏

钱多好办事，原来困扰明帝国的南北两大患，变成了“南北两大贩”。

北边蒙古部落，自遁回漠北后，对明帝国的犯边掠夺从未停止。强悍的战斗力，除了民族天性和社会组织制度外，也源于其处于东西方财富贸易要冲的缘故。自海上航路兴起之后，中亚地位急转直下，腹背受敌，最终蒙古不得不倒向明帝国。

南边倭寇团伙，主要源于东亚武装走私集团雇佣军和日本流浪武士，背后或多或少有沿海豪商巨富和明廷高官的身影。走私团伙最初产生的根本原因，实是源于东亚贸易网络日渐发达和明帝国严密贸易管控的矛盾。自开放海禁后，日本与中国公开贸易，倭患随之渐平。

在白银日渐全面渗透了社会活动时，一场千年来的变革就势在必行了。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租、役、贡等赋税徭役形式都通过白银结算，白银成为了国家税收货币，从此中国从实物征税变成了货币征税。大明国库迅速得到充实，国力增强、市场繁荣，在一片“海晏河清、大明中兴”的外衣下，却隐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

银对于明帝国而言，是货币，也是“商品”，开采、生产、贸易的产量和价格都受到国内外供需关系影响发生波动，在进口初期，国内市场白银紧缺，有巨利可图，豪商巨贾遂大量进口白银，银贵物贱，耕作的民众深受其苦；随着进口量增大，白银充斥于市场，价格下跌，银贱物贵，白银的开采和贩运利润空间渐小，无利可图，造成供应减少，“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接踵而至、轮番上演。

另外，税收的重心仍在田亩土地及其所产米粮，但是结算手段却是白银，而白银主要掌控在豪商手里，民众必须先把所产米粮织品等换银，再行交税，在交易行为中，遭受多重盘剥，负担不断加重。故此明中期以后的繁荣，是以国家货币金融安全丧失、社会组织活动失控、社会阶级的分化的矛盾激化为代价的。

除了供应关系，还有一个原因，为日后白银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大量资本涌入地产房产，无法进行生产力的革新提升。在积累大量的白银财富之后，明帝国并未直接或间接鼓励民间的技术革新或产业拓张，资本拓张变成了资产拓张，大量白银流用于购买土地、建设院落房屋（想想今天看到的多少著名建筑都是源于明代），剩余的也多囤积储藏，进一步造成通货紧缩。同时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房产地产市场，造成土地兼并严重，从而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如果光是以上所述，还不足以引起社会动荡，无非是多少谷子换多少银子，每天吃多少的算术题，但设想下，如果银子和谷子都没有了呢？

天作孽，自作孽？

上集提到（参照上一期《大明帝国为何没产生资本主义》），由于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繁荣昌盛，劳动力，包括资本和资源的配置，肯定会朝向更有利可图的方向流动。

在中国产品竞争力凸显的情况下，从东南到华南、西北，原来的农田纷纷改种桑树（蚕——丝绸）、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劳动力大量从农业流入手工业（瓷器、铁制品等），明朝农业出现了区域化、专业化种植，无疑为明代中后期的贸易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明帝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则变成了“宏观失控”，粮食安全完全委诸市场行为而无国家主导，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偏偏明朝又赶上历史著名的“小冰河时期”，特点是“天冷、水少、旱多”，以明晚期的粮食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为例，更有直观感受：

嘉靖七年（1528年）华北各省、湖北、四川大旱，饥人相食；

嘉靖十七年（1538年）河北、山东、陕西、福建、两湖大旱，饥民流聚京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浙江、湖北大旱。福建两年大旱，民饥死载路；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京房、贵州旱；云南省城大旱，民饥；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山西、怀庆、延安、沔阳、浙江台州大旱，井泉皆涸。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黄安、广州、南宁大旱，死者白骨叠立。

天启四年（1624年）山西静乐、广西阳朔县旱饥，民变。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陕西旱饥，饿殍遍途，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

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连岁大旱，天下大饥，人相食，盗贼破邑城；浙江嘉兴、绍兴旱蝗。

基本进入十七世纪以来，气候恶劣，灾害频发，明帝国粮食危机加重，社会动荡加剧。再来回顾下同时期国际大势：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西、葡海上霸权日渐松动。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西班牙、葡萄牙海上霸权不断受英、荷、法等新兴强国挑战、蚕食，明帝国的“海上白银之路”也受到了池鱼之灾。然而即便是贸易量减少，只要白银能输入明帝国，就能购买粮食和抚恤灾民，不至于亡国？请再看：

明政府在1618-1636年为对付农民军和满族入侵，税收提高了7倍；

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产量断崖式暴跌，而这以后十余年间，正是明帝国衰落的关键时期。

银子没了，谷子没了，民心没了，国际环境也没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N根稻草同时压来！！！大明帝国轰然崩塌……

大明帝国历寿近三百年，曾试图建立自主、独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都由于政治制度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失败了，并随着“隆庆开关”和对外贸易的展开，这种失败来得更加快速、全面且彻底。

明政府失位主要体现在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组织力的失控：

1、没法建立中央到基层的有效政治机制，各地各自为政；

2、货币金融安全委诸市场行为，宏观调控变为宏观失控；

3、粮食安全缺乏宏观统筹，缺乏布局意识，放任市场；

4、没法有效组织和引导社会的资本和生产力，造成商业资本和技术脱节、和产业脱节，和国家武力脱节；

5、商业资本沦为热钱，盲目投资房产地产，没能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由贸易而推动技术进而产业的升级革新；

6、老生常谈的“政治腐败”等等……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16-17时机世界经济危机的交互叠加影响下，明帝国社会动荡加剧，隐患危机集中爆发，所谓“内外交困，回天乏术”，此时大明帝国崇祯皇帝再力图“奋发有为”，也只能是仰天长啸，魂断京城。

1644年，大明帝国寿终正寝，天无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