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一桩堪称人类文明史的盛事，便是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

　　随着隆庆开关后，中国大门正式向航海时代的世界敞开，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大批西方学者纷至沓来，虽说传教很失败，但意外收获极成功：新鲜机巧的西洋物件大受欢迎，从望远镜地球仪这样的科普产品，到钢琴萨克斯管这类娱乐玩具，在明朝消费阶层里广泛流行。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研成果，更大规模的涌入。

　　大人物左宗棠的悲愤

　　新鲜的西方文明，仿佛大洋彼岸的季风，就这样一波波热情的吹来。而对这滚滚浪潮，绝大多数的明朝知识分子，情绪普遍稳定，态度更积极兴奋。虽然后人说起“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常首推清代林则徐，但要论看世界的境界高度，明末的士大夫，随便拉几个出来，也要甩林则徐几条街。

　　这些热情且睿智的明朝科学家，像武侠世界里吸纳别家门派真气的高手，“炼功”的新成果极喜人：《崇祯历书》的精确水准远超前代。天文望远镜“窥远镜”堪称十七世纪世界最尖端产品。改装欧洲装备的明朝军火，杀伤力强大到恐怖。龙尾车等西方农业器械，也被创造出各类升级版，到民国年间还广为使用。更有从《几何原本》到《泰西水法》，一批亚欧合璧的科学巨著，内容出名的丰富生动。晚明科技文化，在西方新思想的催动下，繁衍出一派郁郁葱葱的风景。

　　但这样的生机勃勃，随着清军入关，终变成了悲情的昙花一现。各种科学著作成果，以“异域邪说，蛊惑人心”的名义，长期遭到禁毁。好些明末时流传如家常便饭的科技，到了清朝退化到神秘：比如明朝战场上常见的开花炮弹，在清代销声匿迹，连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都一头雾水，不知这好玩意咋造。直到左宗棠西征，在陕西凤翔看到了明代开花炮弹的遗物，这才搞懂几百年前，明朝人不但早引进这技术，还完美融会贯通了。

　　明朝火器佛朗机，明代正德年间利用欧洲技术制造的大型后装火炮，使用带炮弹壳的开花炮弹!1537年装备达到3800门，带有准星和照门。有效射程500米，45度仰角发射的时候射程1公里。大型者炮身250厘米，中型者156厘米，小型者93厘米，炮弹从后方装入，发射间隔短，发射散弹时一发炮弹带有500发子弹，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威力惊人。

　　这拨云见日的场面，也令左宗棠十分心塞，在《左文襄公全集》里悲愤高呼：西方科技传进中国几百年，结果后人竟全忘光了，难怪欧洲小国靠几条船就能踩在咱头上。这番痛苦呼号，也成为洋务运动时代著名的宣言，一百多年来，十分振聋发聩。

　　但心塞的左宗棠，假若再知道另一个真相，不知是否会被刺激到心碎：欧洲人能骑在咱头上，不止因为自清代以来国人一直败家，更因为人家一直积极向中国学习。那场自明末起的东西方交流风潮，西方人带来的新东西多，从明朝学走的文化，却是加倍更多。尤其是让近代国人自卑不已的科学。那些极度崇尚西方科技的仁人志士们，好多都极难想象，真正造就西方科技文明在近代质的飞跃的，也许正是咱明朝的老祖宗们。

　　只是那些曾被欧洲人热情追捧，甚至深度改写欧洲史的中国科技文明，多半都是被清朝人自己忘光的。

　　国人谁知“中国热”

　　说起明末那场东西交流风潮，近代国人常称为“西学东渐”。这个新名词是从日本传入，而后广泛应用命名历史上的东西方交流事件。在那个中国已落后挨打很久，丧权辱国成习惯的年代里，这个新鲜词语，写照了当时东方“进步青年”们，对西方文化极度仰慕崇敬的心态。

　　但在西方自己的历史记录中，这场发端于明末的交流热潮，却还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号：中国热。

　　如果说明末西方人带到东方的新文化，仿佛阵阵清新季风。那么大明王朝回馈给整个欧洲的，却是持续火热的风暴：随着东方商品的持续输入，外加各类传教士介绍中国的书籍，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热销。剧烈的中国风从此登上欧罗巴大陆，全欧洲近乎癫狂的卷入其中。

　　倘若穿越到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想找点中国元素，从宫廷到民间，都几乎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宫廷宴会上最亮眼的，是王侯贵族身上华美的汉服。巴黎城里最拉动票房演出的名剧，是丰姿蹁跹的中国皮影戏。豪华干道上络绎不绝的，有装饰精美的中国轿子。那些上流交际场合里，达官贵人们最撑场面扮风雅的随身小物件，自然是中国扇子。而富家少爷小姐花前月下的浪漫场所，则是中国风情的凉亭。至于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更是从普通家庭到王族宫廷，享尽千家万户热捧欢迎。

　　贵为国王的法国路易十四，更堪称其中的脑残死忠，平时上班办公，必穿中国汉服，王后也深受影响，大爱中国丝绸面料的鞋子，业余爱养中国金鱼。两口子爱到深切，还干脆闹出把大动静：在著名的凡尔赛宫里，新建了一所中国宫。整体建造完全中式特色，宫里的砖砖瓦瓦，也全是厚重中国风：柱子上的瓷砖上，满是中国图案，能放东西的地方，全摆满了高档中国瓷器，还有精美中国丝绸织成的纱帐。放眼望去，扑面而来的洋土豪中国混搭风。

　　国王如此敢糟，大家也有样学样。英国女王就不甘落后。照着作家笛福(写鲁滨逊的那位)的形容，女王不但最爱中式汉服，而且每当重大典礼活动，相关的房间更必须以中式风情来装饰。且比起路易十四的混搭来，英国女王却是个精细人，房屋的中国风情装饰，一板一眼都必须考究，细化到窗帘屏风甚至桌椅家具，都必须完全中国式。她的足迹到哪里，哪里就打扮成中国。

　　国王们的带头下，贵族们的热情也高涨。当时欧洲上流社会贵族妇女闲聊，主要就攀比自家的中国珍品，连带着中国货的价格，也连年水涨船高：当时欧洲纺织画师的必修课，便是学中国图案，只要绘制得像，山寨版的丝绸货都能卖高价。瓷器更了不得，在西班牙这类军事国家，通常都是打赏有功士兵的珍品。而在奴隶贸易发达的英国利物浦，中国瓷器更炒到天价。没事抱件青花瓷到奴隶市场走两步，换十七八条黑大汉回来不成问题。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些情景，绝不是当时欧洲某一季或某几年的特殊风尚，而是绵延近二百年的火爆现象。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欧洲大地满是最炫的中国风。风靡欧洲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在明亡清兴的年月，正是热得发烫。

　　而比起看似轻飘飘的流行风尚，中国文化对欧洲的震撼与改造，却更强力到震撼。

　　这其中知名度相对高的，便是来自大明的人文科学。这算是洋牧师们在中国传教的最大意外收获：本来只为了获得中国人好感，勉强捧起四书五经看俩眼，以方便传教事业发展。

　　孰料中国儒家文化的吸引力实在太强大，以至于这帮认不得几个中国字的传教士，竟都拿得起放不下，深深的陶醉于其中。不但废寝忘食的学习，更前仆后继的翻译：利玛窦将中国的《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金尼阁将中国的《五经》也随后翻译完成，随后这股翻译热潮，更从中国本土传到了欧洲，大批传教士们呕心沥血，把中国儒家学说典籍，精心介绍给欧洲。

　　而这件事的后果，更像给整个欧洲大陆，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但凡有头脑的学者，都给震得发晕，其后史不绝书的，就是从十七世纪至启蒙运动年代，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毫不吝惜的赞美。照着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的话说，中国文化，便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正是以这个新世界为平台，欧洲人越发深切体会到了儒家文化的厚重积累。照着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断言，儒家思想“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而其中完善的思想体系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更是“竟使我们觉醒了”。儒家圣人孔子，也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极高的尊崇，以狄德罗的赞美说“使世人获得对神最纯真的认识”。霍尔巴哈得到的结论更激奋：全欧洲的政府，都要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政府为模范。

　　在对儒家思想的震撼认识与猛醒后，一代代西方思想家幡然振作，把各类典籍如饥似渴的解读。清新的儒家思想，更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最强力助推。如伏尔泰等领袖人物更对此推崇不已。风云激荡的法国大革命里，更有这场思想革命的闪光印记：1789年《人权和公民宣言》中的核心法律，正是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来自大明的高科技

　　比起儒家思想对欧洲思想家的火热碰撞，中国自然科学的传入，知名度不算高，影响却同样持久绵长。

　　中国自然科学改写欧洲历史这事，在中世纪早期就发生过一次，即有名的三大发明西传。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科技，伴随着蒙古西征的脚步登陆欧洲，然后深度改变了全欧洲的社会形态。之后的骑士阶层瓦解，文艺复兴运动红红火火，大航海时代蓬勃展开。全是这三大科技带来的连锁反应。照着“英国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的话说：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而在培根的身后，一件同样有着大影响力的事情紧跟着发生了：晚明科技持续传入欧洲。

　　如果说三大发明的登陆，带来的是天翻地覆的巨变。那么这一次明朝各类科技的到来，效果却是潜移默化的改变。

　　与四书五经的引进翻译一样，这次扮演介绍人角色的，依然还是传教士们。

　　虽然这群人动机不同，水平眼光也有差异，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优点，便是实在。特别是造访中国后，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三大发明的源头就在这里。因而也奋笔疾书，写了不少论证此真相的资料笔记。比如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里，有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证并赞美中国发明印刷术。就态度来说，真比后来的韩国人靠谱。

　　谷登堡印刷机：谷登堡正是根据中国古老的印刷术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

　　而与正本清源同时进行的，便是对明朝先进科学技术，几乎不遗余力的介绍。首先让欧洲人开眼的，便是大明的传统优势领域：农业生产。

　　西方传教士们对明朝农业极其称道的，除了辛勤的农民与广袤的天地，便是高精尖的农业科技了。很多传教士的日记里，都清晰记录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发达的灌溉体系。利玛窦的日记里更清楚确认，当时中国南部大多数省份，已经普遍推广了三季稻。以至于中国的大米亩产“远比欧洲富裕得多”。中国农民的精耕技术，也令欧洲人惊叹。就连曾在中国因为走私坐牢的海盗佩雷拉，都感慨回忆过中国农民精耕技术的细腻成熟。

　　比起稻种与技术，中国本土的农业设备，好些也更令欧洲眼馋。西班牙人拉达，曾不惜笔墨的形容过福建的水车，说这类水车比欧洲大得多，运转能力也强得多，就连山坡丘陵上的荒地都能浇灌得到。同时又介绍了一种大功率农具扬谷扇车。这种可借助风力脱谷壳的设备，使用极其便捷。

　　类似的介绍书籍流传欧洲，引发了好多客户兴趣。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荷兰船员倒卖中国大型农具，转手就有暴利。而到了清朝年间，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也经常做这种倒卖生意。彼时在欧洲最受欢迎的设备，正是上面说到的扬谷扇车，这种新农具的普及，结束了欧洲农民之前只能人力扬谷的苦累生活。

　　这类明朝农业技术，也引发了中国热时代，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农业的兴趣。特别是入清以后，每逢有重要外交活动时，欧洲人都格外精心策划，处心积虑搜集中国在种植与开垦方面的技术情报。但在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监管力度极大，这类学习工作，通常收获极小。

　　但是一本中国农业科学奇书的降临，却令欧洲人得偿所愿，收获得盆满钵满——农政全书。这部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主笔的巨著。却在清朝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遭到禁毁，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完全见天日。而作者徐光启生前更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凝结了他一生心血的巨作，竟在欧洲格外受欢迎。

　　在集结了明末多名传教士回忆文字的十八世纪欧洲畅销书《中华帝国全志》里，便有整一章的《农政全书》法文选译。这段《农政全书》里讲述养蚕技术的篇章，一下颠覆了欧洲人的蚕桑养殖理念，并很快被纷纷转载。俄罗斯叶卡捷琳娜沙皇时代，《中华帝国全志》得以转译成俄文版，但沙皇俄国只允许其转译书中的前两章，相反其中的《农政全书》部分不但全数翻译，更重新配有清晰插图。

　　在以后的百年岁月里，这部五十万字的巨著，便由各色传教士们艰难的引进转译，并于1849年完全翻译成英文。书中陆续亮相的中国农业技术，不断催生着欧洲本土产业的进步。这本书在欧洲，也逐渐有了一个公认的称呼：农业百科全书。

　　而同样获得欧洲认同的，便是一门今天依然被国人反复苛责刁难的学科：中医。

　　欧洲人开始大规模介绍中医，是从明朝中期开始。早在嘉靖年间的时候，一些欧洲传教士，就记录了中国人用黄连治疗病症的情况，甚至说明了茶叶的清热疗效。后来中国茶叶火爆欧洲，正是从这类“广告”开始。

　　特别有趣的是，当西班牙拉达使团出使中国时，还机缘巧合得到了明代著名的针灸著作《徐氏针灸》。可是西班牙人知识水平太匮乏，哪怕脑洞大开，也终究没看懂这书讲的啥。以至于门多萨在以这次出使为蓝本，撰写《大中华帝国志》时，说到中国的医学，依旧一头雾水，只能草草介绍几种草药了事。

　　一直到精通汉学的利玛窦出手，欧洲人才算开始明白中医。利玛窦不但详细介绍了中医的治疗方式，更细致讲述了中医考核医生和传授医术的方法。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这学科发生了兴趣。法国人哈尔文于南明永历年间，正式翻译成功了《中医秘典》，并在巴黎出版，很快火爆一时。这是全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医的欧洲读物。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医典籍，相继译出了外文版本。一开始还是明代同期的医书，后来许多中医先贤名家的典籍，也陆续介绍到了欧洲。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晋朝王叔和的《脉经》，甚至还引发了版权纠纷：此书本来由波兰人卜勒格翻译，却被荷兰医生可来耶剽窃，不但以个人名义明目张胆的出版，还配了新式插图。但这种无耻做法，倒也带来一个积极后果：中医的经脉学在欧洲迅速流传。

　　而随着大批中医典籍的翻译，中医的治疗方法，也在欧洲名气越发大：连道家的养生技法，也在欧洲流传起来，并被称为“CONG-FOU)。“功夫”一词，便是从此开始。同时流传欧洲的，还有中医的种痘防治天花法。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首先采取了此法，后来在全欧洲推广开来。以伏尔泰的话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先例”。

　　而相比于这一时期，中国在天文数学等领域的落后，以及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曾经全方位的学习。中国的另一个领域的先进技术，却更强烈的影响了西方社会：手工业。

　　首先一直被赞美的，便是外国人眼中的明朝产业工人们。以传教士科鲁兹的话说：明代中国南方城市的工匠们，技术特别精湛，到了巧夺天工的地步。纺织工人的技术，最令当时传教士们称道：中国丝绸的精致与细密，是当时欧洲丝绸难以做到的。而十八世纪法国经济的起飞，也因为一样与中国丝绸有关的本事：强大的山寨能力，擅长学习的法国丝绣，能够准确描摹中国丝绸的图案，因而出现的仿真版中国丝绸，照样可以卖个性价比高的好价钱。

　　而在西方人引以为豪的造船和军火制造领域，明朝带来的影响同样极大。后人常津津乐道明朝军工对西方火炮的改装，事实上欧洲对明朝火炮的学习同样执着。西班牙菲利普国王时代，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就曾用各种渠道，大量绘制明朝海岸火炮的图纸。以门多萨《大中国志》里的话说：这些炮比我们造的更好，更有威力。

　　西方人仿造学习更多的，则是明朝的造船。早在明朝正统年间，意大利人尼格罗康的游记里，就曾展示过明朝造船的独门绝技：横隔舱技术。而随着东方航路的开辟，学习明朝的造船，也成了西方殖民者的重点工作。中国先进的船体构造技术，对后来的西方造船技术影响颇多。从万历晚期起，随着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府的成立，不惜血本仿造中国船只，更成为一度的热潮。

　　在中国船流行的同时，中国特有的加帆独轮车，也成了欧洲社会的热宠。这种诞生于五世纪的交通工具，发展到明代，已进步得十分轻便迅捷。欧洲传教士经常惊叹中国农民似操纵帆船一样快速操纵小车，以门多萨的话说，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对这伟大的发明，欧洲人也十分追捧。从十六世纪晚期起，这种小车就传入了欧洲，并用于物资运输中。直到18世纪晚期拿破仑战争时，改装的高速风帆运输车，依然是输送军用给养的重要装备。从万历晚期起，欧洲上流社会还流行飙车游戏：把中国风帆小车改装成高速风帆马车，并有各种赛车比赛，场景十分火爆。荷兰人开发出的“中国式杨帆马车”，最高时速可达40英里。这是汽车发明以前，欧洲陆地器械的最高时速纪录。

　　而在手工业著作方面，一直在西方享有盛名的，便是明代宋应星的科学宝典《天工开物》，尽管比起《农政全书》来，《天工开物》介绍到西方的时间要晚得多，内容也同样有限。直到19世纪早期，法国人儒莲才将其部分翻译。但书中所记录的明代制墨，制铜，造纸等技术，依然远高于这时期的欧洲。因为这部简装版一出，轰动效应十分大，很快被转译成英德意俄等各国文字。然而当欧洲人用火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看到的清代手工业，却是另一出酸楚的情景。因而这部十九世纪中叶得以完整翻译的奇书，也就有了一个唏嘘的译名：中华帝国工业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