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大义和以德治国（接上文,发表时文字上做了调整和补充）

上节说《春秋》的实质和地位，需要再讲几句。先说儒学的坎坷经历。诸子百家中，从先秦到汉初，先是法家学说从诸子中脱颖而出，振兴秦国，助秦统一六国，显赫一时。然秦二世而亡，暴露了法家学说的弊端，使其遭到重创，于是汉初黄老之术又兴盛一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曾经有不小的收效。但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实践，内忧外患并起，汉武帝登基之后，黄老之术被迫让位于儒学，称为显学也是官学，占据最高的理论权威地位和治国理政的准绳。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便一发不可收拾。儒学历经坎坷，最终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和正统，这其中自有中华文明的深刻道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从此儒学总体上持续支撑中国历代政治体制并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长达两千年。儒学在中国历史包括思想史上独占鳌头，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社会学的道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儒学为中华民族的提供了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和治国理政的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其实儒学融入了道家和后来释家的智慧，而法家更是从儒家托生，是儒学的支脉。对此一定要争论纠缠不休，实属存门户之见，没有必要。《春秋》是孔子创立儒学最主要的政治学兼历史学著作。解读儒学，必须重视《春秋》并发掘《春秋》大义，舍此则难以深刻了解中华文明的优秀价值所在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真谛，也难以深刻全面地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说到《春秋》的重要性，历代古人的评论太多，也最有争议性，《春秋》在历史上的遭遇坎坷，不同时期的地位落差也很大，甚至长期几乎湮没无闻。主要是明清以来，中西文明相遇引发文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将《春秋》大义激活，并在晚清的思想启蒙和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近年来《春秋》和公羊学重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更凸显其重要意义。

我以为，说《春秋》是《五经》之经，主要在于《春秋》的微言大义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固然并非儒家独有——例如“道”，乃是先民早期的社会共识，但儒学确实较全面地将其囊括其中，而其若干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得以集中体现，这是一个曾经长期被历史忽略而现今时代再也不应继续忽略的事实。窃以为，古人论《春秋》，最重要和著名的也最有现实警示意义的，当属司马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一段议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世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段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读来仍觉深刻，如指当下。所以，《春秋》至今仍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经世致用的经书。经过20世纪百年历史经验，今天要不要读经，已经不需要争论。“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重政第十三》）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读经典读历史，又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亲作表率，其义已明。所以，各级党校、高校应当开设《春秋公羊学》，但需要在学理上将《春秋》大义与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特别是与马列毛主义融会贯通，并将其灌注于有关的各类教材。这个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也有一定的难度。

中国历史上的存亡危急之秋，特别是清末包括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内，其所以重视《春秋三传》（《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中的公羊传，这既是历史形成的，更由于《春秋》大义本身，可以拿来救亡。

首先，最重要的理由在于，阐扬《春秋》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并非仅仅是孔子真传，根本就是孔子亲传。《春秋》微言大义的表达实在是太曲折、隐晦和幽远了，史家认为，除了孔子本人口授和身后代代相传，连“子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其他人根本无从知晓，又有谁能设传指点？依古代公羊学家的观点，《公羊传》为孔子亲传。（参见刘尚慈《春秋公羊传概述》，同上书）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

其次，《春秋》本质上是一本政治学著作，《春秋公羊传》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本质。孔子作《春秋》主要是为了阐述义理。虽然《春秋》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作者本意主要不在于记述历史——那不是孔子的志向所在，而是借鲁史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故《春秋》本质上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著作。关于《春秋》三传的区别优劣，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毂梁传》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转引自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664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皮氏此言被认为比较客观。

再次，《春秋》不仅是一本政治学著作，更是一本主张变革的历史哲学著作。当代公羊学家刘尚慈先生指出：“公羊学家善于抓住《春秋经》、《公羊传》政治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精心取证、归纳。在阐释经义中，针对自己面临的社会现实加以大胆发挥，不仅具有富含变革意义的史学理论，而且有丰富例证，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一门历史哲学。应该说公羊学是以圣人经典来解决现实问题、‘借古论今’、‘古为今用’的先驱，在古代经学中自成体系，是一门有很高价值的学问。”（同上）

《春秋公羊传》经过董仲舒的演绎，实际上已经为公羊学理论体系奠基。汉代统治者将《春秋公羊传》立为官学和治国理政的圭臬，举凡皇帝的诏书、策问，朝臣的奏议多经常引用《春秋公羊传》作为依据；举凡朝廷的重大政策，诸如皇帝的立嗣、大臣的用废、刑狱的判决、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包括平定“七国之乱”，甚至处理民族问题、对匈奴的外交等等，无不以公羊传为依据或重要参考。即使董仲舒“疾免居家”之后，朝廷每遇大事决断之前，都派人前往咨询请教。（《汉书董仲舒传》）后代统治者“有国者”、“为人臣者”，不仅多熟读《春秋》，更多则将其奉为治世圭臬和经典。其影响之大，以致满清一朝，统治者也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犹重《春秋》。康熙皇帝甚至撰就了一部《日讲春秋解义》，由雍正校订，共六十四卷，奉为“圣经”和“帝王学”。《日讲春秋解义》提要曰：《春秋》之“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择帝学之本原。”（纳入《四库全书》）

说到读《春秋》，必须了解什么叫微言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难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春秋》一书的性质和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春秋》本质上是一部政治书，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孔子为什么临终前要作《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句话清楚地给《春秋》定了性，是政治书。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借书鲁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为什么不写论著？因为没有自由表达、直抒胸臆的政治条件。没有那样的政治条件，还要表达，怎么办？就只有借事明义，借书写鲁史，来表达大义。借书明义，为什么不秉笔直书，而非要要采取“微言”的方式来曲折地伸张“大义”，宣传他的思想和主张？这主要是为了避免遭到迫害，“焚书坑儒。大而论之，“微言”是指以隐晦委婉的言辞批评指责或贬斥君主，以戒后世或为后王立法；大义，就是诛讨乱臣贼子，实现治平（“大一统”）乃至大同理想。何休《解诂》曰：“此孔子畏时君，上以晦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转引自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582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须知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乱世，弑君司空见惯，孔子一介平民以学术介入和干预政治，书写鲁史、品评褒贬历史人物，许多是君主王侯政治家，这既是一件“三不朽”的功德，也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业，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为了避祸，孔子在记录当代人（“所见之世”）的罪恶不得不特别隐晦，对稍远一些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所闻之世”），曲笔要差一些，对更远一些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所传闻之世”）则可以不特别隐晦。另一方面，《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贤者的恶行或错误有意隐晦而不明言，不直书，只在措辞上有所变化，加以区别。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涉及孔子在历史人物恩义方面的顾忌，时代越近，恩义越深，隐晦就越多。“昭、定、哀为孔子及其父辈所见之世，此三公于己恩义深厚，故于记事中隐晦、回避之处尤多。”（同上）这些微妙的言辞表述，不明白《春秋》书例笔法的人，难以知晓，甚至完全不懂，故称“微言”。“微言”处多隐含“大义”，不了解“微言”，也就无从知晓“大义”。《春秋》是孔子晚年的著作，也是他唯一的政治学著作，更是中国乃至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西方著作，其历史和事实都多有存疑之处，正在被学术界和历史推倒）。《春秋》也是孔子创立儒学的精义所在。不从政治学角度去读《春秋》——这正是公羊学的可贵之处，就不了解孔子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哲理与其博大的胸襟、远大的个人志向、社会理想和难能可贵的文明历史担当，也就不可能真正读懂《春秋》。不读懂《春秋》，不了解《春秋》大义，也就难以真正读懂儒学——只读《论语》，远不能了解孔子和儒学——甚至会产生种种错觉，所谓“章句小儒”就是不明孔子的大义。西方人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和历史，就更摸不着头脑而流于盲人摸象。而如果把《春秋》完全当作历史书来读（不如去读《左传》），不见“大义”，实际上辜负了孔子的良苦用心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等于无视先秦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正因为孔子作《春秋》，注入了政治思想观点和社会理想，蕴含着精彩的历史变易观，故其微言大义给后人以阐扬发挥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故公羊学在历史上多次——特别是在晚清的思想启蒙和改良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信进入21世纪，它仍然可以发挥起重要作用。

各位朋友，前面铺陈太广，说了那么多——都是必要的。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五经之经”的《春秋》及其大义，过于荒疏了——不信你搞个问卷调查一下，或者去问问你的师长——不得不补一补课。那到底你要说的《春秋》大义是什么？各位朋友，稍安勿躁。朱子曰：“《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者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朱熹：《近思录》）笔者学问浅陋，然为国家现实需要起见，义不容辞，只好不避嫌疑（时下读线装书，总体上符合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利益，但一方面读线装书的情况不简单，确有暗潮流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有各种流言和误解，相信读者诸君，自有明断），就其“炳如日星而易见者”，窃以为是最核心的六条内容（上文说五条，实为六条），分述如下。（河北省遵化市凤凰岭风景区横渠书院第一届夏令营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