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7个细节

点击：  作者：佚名    来源：横渠书院  发布时间:2015-10-05 10:23:59

 

            对一粒沙的漠视，导致一个古老帝国的覆灭。这个不是一个关于蝴蝶效应的比喻，而是一个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事实。

马镫

创立中国2000多年专制格局的秦帝国实际是从驯化马开始的。远古时代的秦只是一个小部落，地处与西戎接壤的偏远西部，善于驯马和驾车。马镫的缺失使骑兵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没有马镫，马上的骑兵必须时刻抓紧缰绳，身体紧贴在马背上，以防止被奔跑的马颠落下来。马镫的缺失使骑兵作战时根本腾不出双手搏杀，所以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更不用说使用长柄武器了。根据历史学家推论，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马镫。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崛起，骑兵数量达到30多万，而楚汉争霸连年内战却使中原马匹资源损耗殆尽，汉帝国初建时只有3000匹马。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纵兵差点将刘邦灭于平城。平城之败使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为了得到马，帝国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并不许10岁以下的马出关。

经过数十年养精蓄锐，汉武帝时代终于达到骑兵的巅峰状态，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马镫使战马更容易驾驭，使人与马连接为一体，使骑者解放了双手，骑士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左劈右砍，横冲直撞。马镫这对骑兵是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应该是已经被普遍应用了的。马和马镫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马和马镫也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

马的出现了很久，但人依然无法用马来代替自己的双腿，直到马镫的出现。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前就已开始使用，最迟到3世纪就已经普及，但欧洲人用上马镫还要更晚，直到6、7世纪马镫才得到推广。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马镫实物，出现在公元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中。阿瓦尔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据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是柔然人从中国北方把马镫传播到欧洲，马镫就被称为“中国靴子”。

在许多历史记载中，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争是马镫在欧洲的第一次亮相，这要比阿提拉进入欧洲早数十年。此战以后，马镫开始传入西欧，并使这种重装枪骑士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经典形象。阿德里安堡战役是罗马军队在坎尼战役和条顿森林战役之后的最大失利，也是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标志。依靠马镫之利，哥特人最终攻进亚平宁半岛，灭亡了西罗马帝国。阿德里安堡战役意味着骑兵开始取代传统步兵，成为欧洲战场决定性力量。

马镫的引进对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马镫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马镫进入欧洲，引发了一场彻底改变欧洲社会方方面面的一场变革，由于马鞍、马蹄铁和马镫的技术支撑，在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个披盔带甲的骑士群体，一个前所未有的骑士阶层诞生了，我们常常将马镫进入欧洲的800多年称为“骑士时代”。

从公元302年中国出现的单马镫到双马镫，在人类驯化马3000年后，真正意义上的马镫才出现了。马镫带来的巨大影响使黑暗的中世纪得到拯救，天主教会终于留存了下来，继续为早已灭亡的罗马帝国提供社会、文化和法律上所需的传统的连续性。国王成为强大的新帝国的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镫带来的长期影响更了不起。用来支持骑士制度的思想、社会、经济和法律体系持续了近一千年，远远长于马镫实际上带来的实际效应持续的时间。查理曼帝国的许多构架在拿破仑时代依然在使用，乃至如今仍屐痕处处，即是欧盟并不是一种完全创造。

弓箭

传说中国弓是羿发明的。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后羿被人们尊为“箭神”。在中国乃至东方世界，不论是中原汉族还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武器排第一位的几乎都是弓箭，而中国从秦汉起就将弩作为主要制式武器。

在弓箭制造工艺达到高峰的春秋时期，远射兵器又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弩的诞生。据传是楚国的琴氏“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发明了弩。弩通过机械原理进一步延伸了人的能力。与弓相比，弩属于更加完美的射击机器，其科技含量也更高。弩是一种冷兵器时代重要的远程武器，它从弓发展而来，但比弓威力更强，射程更远。强弩的射程可达600米，特大型床弩的射程甚至可达千米。

弩是弓的近亲，中国自古“弓弩”并称，并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在全世界都所罕见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将军事建立在弩这种兵器上的国家。弩在弓的基础上增加固定的弩身，使得它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得到提高。再加上望山的精确瞄准，使弩的短距离平射杀伤力大大高于弓。弩使射手的体力得到完全解放，大规模成建制装备弩机的步兵依靠有效的组织，完全可以对抗和击败持弓骑兵。中国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大量装备各诸侯国军队，秦国依靠手持秦弩的步兵一统天下。秦汉时期，弩绝对是帝国军队中装备数量最大的当家武器。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些大型弩和连发弩，唐代骑射之风大盛，重弓轻弩，但到了农耕技术发达的宋朝，弩文化终于达到辉煌的顶峰。当时弓与弩有着严格的分野，一次宋仁宗让一武士引弓射箭，武士拒绝，因为他是一名弩兵。宋人张浚在研究不同兵种的布阵搭配时，就曾经说过“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余步”。但自从被蒙古人征服之后，中国弩从此后逐渐没落。明清时期基本是火器与弓平分秋色，特别是明亡之后，曾经作为历代制式武器的弩已难觅踪迹，基本已经失传。

虽然弓箭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但它最大的缺陷是箭镞的消耗性极大。在近代工业之前手工时代，生产箭簇一类的准工业产品是极其艰难的。从先秦开始，中国就以箭镞为代表实现了兵器工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宋朝是中国古代兵器工业巅峰时代，甚至率先进入了火器时代。在宋帝国与北方游牧部落的300年战争中，宋军完全仰仗高技术的弓弩对抗北方原始野蛮的骑射，每年的箭矢需求量都以数百万计，这种规模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兵器制造业。“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仅四川的弓弩院就可供应地方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这种生产能力是任何游牧民族所不能企及的。1359年全英国总共才生产了85万支箭、2万张弓和5万条弓弦，不及宋朝一个省（路）的月产量。

10世纪之后，中国宋弩通过陆路和海路传入欧洲，从而开启了一个十字弓时代。因为弓弦在木头架上绷成“十”字形，所以中国弩被称“十字弓”（Crossbow）。十字弓甫一登场，就成为“骑士杀手”，它使骑士漂亮的锁子甲顿时失效。十字弓非常适合远距离射击和偷袭。只要有一把廉价的十字弓，一个农民几乎不需要什么训练，就能杀死一名身披重甲的贵族骑士，“最低贱卑怯的手可以夺走最英勇高贵的生命”。欧洲骑士团多次要求教会禁止使用这种“懦夫的武器”。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公会上，教皇英诺森二世宣布十字弓为该诅咒之物，禁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它，这也是人类最早的武器限制。

十字军东征使十字弓在欧洲威名远播。1191年，“狮心王”理查用十字弓击败萨拉丁的阿拉伯骑兵，数年后，理查亦命丧无名氏的十字弓下。14世纪的瑞士尚在奥地利人的奴役之下。奥地利总督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力，将自己的帽子挂于闹市，令路过的瑞士人向帽子鞠躬。一个肩扛十字弓的农民却拒绝鞠躬，因此连同他7岁的儿子也一同被捕。总督命人在孩子头顶放一苹果，然后让这个农民在80步开外用十字弓射，如射中苹果则免罪。农民竟然一箭射中苹果，甚至还举着另一支箭说，如果不幸射中孩子，即以此箭射杀总督。总督大怒，令手下抓住这个农民，结果被农民一箭封喉，遂后这个农民率领瑞士人赶走了奥地利统治者，十字弓使瑞士摆脱奴役，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个农民就是伟大的威廉·退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完全萧规曹随地沿用了中国弩的设计，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增加了手动开弩的机械装置。制动棘齿的发明使拉弓可以分次进行，无论多重的弩，只要时间够，即使老人也可以拉开。令西方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大惑不解，中国在古代钢铁业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但却是欧洲人最先将弓臂改为钢制。或许是欧洲人无法仿制出理想的中国复合弓，迫使尝试新材料，最终导致钢制十字弓的诞生。

轮子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轮子时代的，甚至轮子常常被作为中国文明的起点，发明轮子的人被中国人奉为民族始祖，他就是轩辕黄帝。《路史》中说，在4600年前，黄帝在空桑山北创造车子，“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故号曰轩辕氏”。在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已经大量使用牛车和马车。

自从3000多年前出现了马拉车，在接下来的漫长历史中，战车就成为从黄河、尼罗河到莱茵河几乎所有人类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公元前的历史中，战车一直是亚洲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中国战车可追溯至夏代。据《尚书·甘誓》载，夏后氏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其誓词中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车左、车右和御手指的就是战车部队。因此中国最迟在夏代末期就已经使用战车，殷墟发现更多车马坑，可见战车在商代更为成熟。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古代典籍记载，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双方一开战，只需一个回合，队列就已经冲得七零八落，难以再重整战斗队形，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多数在当日即见分晓。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革新。但总体上车战属于极其讲究体面的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军礼”约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反而是极其克制和礼貌的。车战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要求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在战前先要祭祀占卜，然后集体誓师，申明纪律。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向对方请战。

战车虽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六韬》说战车有10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扼，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事的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在吃马肉。穆公就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拿酒给他们喝。后来，秦晋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车战时秦穆公失败，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的莫大讽刺。

轿子

应当说，人类没有轮子的历史比有轮子的历史长得多，而对中国来说，轮子虽然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开始，但拒绝轮子的历史甚至比轮子的历史更加悠久，这就是中国轿子。《明史·舆服志》说：轿者，肩行之车。从文化上来说，轿子是反轮子的产物，或者是对轮子的反动。当轮子刚刚出现的夏代，轿子就诞生了。《尚书·益稷》中记述大禹治水，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就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而所谓“欙”就是原始的轿子。轿即桥，二字相通，《史记·河渠书》有“山行即桥”。过山之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着轿，“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已类稿·轿释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皇权政治的历史就是舆服的历史。舆服本身就是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和视觉传达系统。汉帝国以轮子为荣，只乘车不骑马，“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为了重农抑商，甚至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汉朝崩溃之后，永嘉之乱东晋南渡，江南地区牛多马少，晋元帝只好改驾六马为四马。随着清流士风甚嚣尘上，皇帝也仿“名士”以牛驾辇，牛车逐渐代替马车，以致“满朝文武，无乘马者”。南北朝战乱频仍，加上马镫普及，轮子逐渐冷落，文人士大夫无不以骑马为荣，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隋唐，“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唐朝时期甚至还诞生中国马术，在皇宫举行马球比赛。

隋唐两代，世风尚武豪放，女子亦以男装骑马。盛唐时代幅员辽阔，商业发达，马匹充足，曾经珍贵稀缺的马车牛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甚至被用于载重运输和农耕生产。马车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当时的皇族逐渐不满足于乘车骑马，或以人力的歩辇显示其尊贵，或以肩舆来代步。“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著名的《步辇图》中，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唐太宗就是坐步辇接见吐蕃使者的。唐玄宗一次欢宴百官，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

宋代一个重大的革新是将肩舆和歩辇上的乘椅躺椅改造成为全封闭的轿厢，这大概是受到棺材的启发，因为中国传统的出殡实际就是抬棺大游行，历史极其悠久。这种新式轿厢不仅外表华丽，也大大提高了轿子的私密性和舒适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暖轿”，从此以后，中国轿子才真正滥觞。首先是轿子品种增加。皇帝的专用轿叫銮舆；官宦贵族用轿为檐子；还有女人专业的女轿。《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一种豪华型大轿竟可乘坐6人。但当时的舆服制度仍然有所约束，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不得乘暖轿”。赵普有足疾，被宋太宗特许乘檐子，赵普感激涕零竟上表谢恩。四朝元老文彦博年老体弱，宋真宗特许他乘轿上班，这应当都是特殊的恩典。

南宋时期纲常松弛，民间自由经济几乎达到中华帝国上下两千年最为繁荣的高度，奢侈之风日盛，庶民不准乘轿的舆服制度逐渐被打破。“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值得玩味的是，轿子的滥觞与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存天理灭人欲”。帝国的一些人将另外一些人变成为自己的脚，从而可以坐着移动；帝国的男人还将女人的脚骨折断，使其永远失去移动能力。一个追求人格优势的等级社会就这样在互相奴役和摧残中如日中天。

在轿子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轿子是车，而认为它是移动的房间。轿子成为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对轿子的主要限制是人力的使用。最低档的是2人抬的小轿，其次为4人小轿、6人小轿和8人以上大轿，最豪华的是皇帝乘坐的16抬大轿。天朝的轿制是知县2人抬，总督8抬，皇帝16抬，皇帝死了要128人抬。天国的轿制是洪秀全64人抬，杨秀清48人抬，然后一蟹不如一蟹。另外在轿子的形制和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规制。天子銮驾专用黄盖黄帷子；明清两代，文禽武兽的官轿帷子为蓝呢或绿呢。銮驾和官轿出行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鸡犬人等一律回避。被权力奴役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4人抬或2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中国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朱元璋戎马数十年才以暴力夺得天下，为了防止统治体制腐化堕落，曾严令要求文武大臣只能骑马，不得乘车乘轿。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官吏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骑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从景泰到嘉靖以后，百官几乎都乘轿出行，骑马反倒非常罕见，乃至连乡下的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轿子如同贵族时代古老的战车，成为一个互相攻讦的腐朽帝国里最炙手可热的武器。

一旦被纳入官方礼制，轿子就从代步工具上升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炫耀消费品，轿子成为排场和面子最佳载体，即使几十步也要乘轿，大明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痴迷者。嘉靖时期，左都御史张永明上奏，弹劾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因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口坐八抬大轿3乘，四人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日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

清朝《大清律例》不仅严格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与历代禁轿令一样，先是准许文官和汉族官员乘轿，后来就完全解禁。解禁是一码事，自由是另一码事，所以官轿的等级规制仍然非常严格，容不得僭越。这时轿子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是很下贱的行为。地方官进京，只能乘车而不准乘轿子。后来，八旗将军上前线也都是坐轿去，轿夫倒是骑着马，跟在官轿后面轮班。当时还有一种骡轿，由两只骡子一前一后抬着一顶轿子，远看像骡车，近看没轮子；因为担心翻轿，赶骡子的跟着轿跑，比自己抬轿还紧张，颇为神奇，即使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明清两代，轿子几乎成为中国交通的代名词，“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轿子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物化，中国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坐轿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32人抬的大轿里放一碗水，走出数里水不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这或许也只有久经权力“考验”的中国人才能做到。1860年，英国大使额尔金请求赴京换约，天朝咸丰皇帝就不容许洋人乘坐中国轿子。美国外交官居中调停，既不让坐轿，洋人又受不了骡车的颠簸，只好一步步从天津步行到北京。看到洋人跟一个中国农民一般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天朝官吏无不感到扬眉吐气。火烧天朝皇帝的后花园圆明园之后，额尔金伯爵特意乘坐8人抬的金顶大轿与坐6人抬轿子的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

火药

人类无疑是最为好战的动物。据不完全统计，至今5560年中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作为地球上最好斗的一种动物，人类因为财富、权力、信仰或者资源，甚至为了一个女人或是一块石头都会大动干戈、血流成河。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炼丹术。李约瑟认为，中国炼丹术与西方古老的炼金术一样，都属于原始化学，而中国炼丹术更为古老。西方炼金术是想用石头炼出黄金白银，中国炼丹术则试图从矿物中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因为重金属的超稳定性，所以“丹药”多以金、银、铅、汞等重金属为原料，而硫磺能化金、银、铜、铁等金属，方士在炼丹时就常常用硫磺作为“还丹”的原料。硝和木炭起着助燃作用。事实上，古人关于这3种物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过程。

从960年开始，中国进入科技文化经济最为鼎盛宋帝国时代，北方游牧部落依靠骑射仍然保持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宋帝国建立了极其庞大而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并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制造各种先进武器。北宋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在开封设置“火药作”，这是“火药”之名首次出现于中国史籍。正是在这种文明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率先进入热兵器时代。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火药和火器全面兴起，离不开宋帝国对军事科技的极大支持和鼓励。火药由官方正式推广，也标志着火药时代的来临。

宋帝国是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时代，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在军马资源薄弱的困境中，宋朝只能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提高军事技术水准。早在北宋初年，政府岁入就达到1600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北宋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变法时期，岁入达6000余万缗，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一隅，繁荣的国际贸易却使岁入达到北宋的两倍。

为了对抗蒙古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权，南宋不仅继承和改进了古老的弩炮，并将火药引入城池守卫战中，使中国率先来到热兵器时代。可以说，宋帝国的国防是建立在庞大的军工体系之上，10世纪晚期的生铁年产量就达到125000吨（1720年英国的铁产量只有20000吨），仅信州铅山一个日夜开采的铜铅矿就有10余万常年矿工；军器监是统管全国军器制造的官方机构，雇工达40000多人，监下分10大作坊，火药和火器各为独立的作坊。

北宋时期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契丹人还是得到了火药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北宋官府更加严禁“榷场私买硫黄、焰硝”。在相当一个时期，汴京一直是火药火器的制造中心，北宋灭亡以后，产硝的泽州（今晋城）、大名等地俱为金国所据，这使金国很快进入火器时代。金国不仅完全继承了宋帝国的火器技术，还推陈出新研制出一批更具杀伤力的新型爆炸性火器，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3世纪初，“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迅速崛起，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展开了对女真金国的征服。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迁汴京，蒙古人入主中都（北京）。1230年，大汗窝阔台亲率蒙古主力军大举南下。1232年，蒙古人兵临汴京城下，北宋靖康一幕在金国身上重现。在攻城器械“牛皮洞”的掩护下，蒙古人挖掘城墙，守城的金军用矢石毫无效果，遂用一只震天雷沿城墙用铁索吊下。发火后，“其声如雷，闻百里外”，城下攻城掘墙的蒙古兵连同防护用的“牛皮洞”都被炸成碎片。一位被困在城内的人记录道：“进攻越来越激烈，投石如同下雨般从空中抛下。人们说这些投石半像碾石，半像锻锤。金国守军不敢露面。但城内有一种叫‘霹雳弹’的火箭，给蒙古军造成惨重的损失，那些没有被炸伤的人最后也被炸药引起的火烧死烧伤。”面对坚固的城池和可怕的火器，窝阔台久攻不下，只好撤兵。直到翌年，金哀宗弃城逃跑，蒙古人才进入南都汴京。金国灭亡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立即展开对南宋帝国的征服战争。依靠火器和城寨，宋人不屈不挠的抗争持续了长达40多年。

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窝阔台的养子孛儿只斤·蒙哥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大汗。与中东战事势如破竹相似，征服宋朝的战争进展得也极为顺利。由于无法突破南宋的堡垒战略，蒙古军队无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川西进攻云南的大理国。到1258年，蒙古人已经占领从甘肃、大理到交趾（今越南）的西部高原，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为了加快忽必烈占领中国的速度，被罗马教皇格列哥里九世称为“上帝罚罪之鞭”的蒙哥大汗亲率大军进入四川，短短10个月，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然后蒙哥大军迫近合州钓鱼城。蒙哥大汗派遣南宋降臣晋国宝来钓鱼城招降，被守城宋将王坚斩杀。蒙哥大怒，亲自督军围攻钓鱼城。蒙军先猛攻镇西门，数日不克。再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也均失利。一连数月损兵折将，蒙军屡攻钓鱼城毫无建树。

蒙哥汗率军入蜀以来如摧枯拉朽，不想遇上钓鱼城这样的硬骨头。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骠悍著称的蒙古骑兵派不上任何用场；蒙军的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完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虽然宋军屡次增援钓鱼城，但均被蒙军所阻。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与宋军相反，蒙军则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曾经在蒙古高原和欧亚平原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小小的钓鱼城下正将他们的锐气和生命慢慢消耗殆尽。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城战从冬天打到夏天，擅长野战的蒙古骑兵被困于城下，再加上酷暑难耐的火炉天气，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水土不服加上士气低落，不久军中就疫病流行，情况迅速恶化。

从蒙古军统帅汪德臣被宋军火炮击杀开始，厄运终于第一次降临到蒙古人头上，不可一世的地球大汗蒙哥已经被“钓”在钓鱼城下整整半年多。在损兵折将屡攻不下的愤怒中，蒙哥大汗来到前线台楼，亲自擂战鼓指挥攻城。钓鱼城守军见状危机，立即点燃巨炮的引信，随着火药爆炸的一声巨响，从巨炮中射出的弹丸如冰雹般扑面而来。攻城蒙军猝不及防，一下子被火炮弹丸打得血肉横飞，擂鼓的蒙哥大汗也被弹丸击中。蒙军赶紧回撤，抢救大汗。王坚命人从城内天池中捕来两条30余斤重的鲜鱼，连同一份书信和几百张白面饼扔给城下蒙军，“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攻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哥大汗被火炮重伤，不久即一命呜呼。据《元史》记载，蒙哥汗患病亡，《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伤而死。当然，中国人素有戏说历史的爱好，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就说蒙哥是被杨过用石头打死的。

蒙哥大汗的死亡成为一件影响巨大的世界历史事件。这个历史细节直接导致了一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为了争夺新的大汗位，负责中国战区的忽必烈在第一时间撤军北返，所有的战果几乎都付之东流。同样，正在西征的旭烈兀亦闻讯急忙东还，导致蒙军在叙利亚首次大败于埃及马木路克部队，蒙古人随之被赶出非洲，从而使蒙古侵略的黄祸开始退潮，在蒙古铁蹄蹂躏下呻吟的欧亚各族，闻之额手称庆，从此留下一句名言：“上帝的鞭子折断了！”

木器时代

人类的劳动产生了财富，也产生了工具。作为劳动的“物化”，工具一直被视为人类的专利，人类学家曾经将人定义为懂得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发现黑猩猩、渡鸦和海獭等也都能使用工具，人类又被定义为既能使用又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事实上，有些动物也会制造工具。近代科学思想的奠基者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事情是要靠工具来做的，离开工具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工业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人类最恰当的定义是“工具制造者”。恩格斯将是否会制造工具视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模拟人类文明起源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白手起家”的鲁滨孙也总是反复强调：“只要有了合适的工具，我什么都能够创造出来。”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简单的工具和较为复杂的机器对人类的影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常常用它们来划分世界文明的各个阶段，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乃至蒸汽机时代。

一万年前，地球进入温暖的冰川时代。木材是人类所遇到的最普遍也最容易加工的材料。在甲骨文中，“工”字是一把石斧。一旦拥有了石斧，人们就可以轻松地砍伐树木，清理土地；木材还可以被加工成为独木舟或其他器物。构木为巢，剡木为辑，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揉木为轮，刳木为舟，斫木成器，凿木成机。在纸发明之前，中国以木简作为文字载体，这比欧洲的羊皮纸要更加方便和廉价。从这两点上，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文明是非常发达的。早期农业完全是建立在木器之上的。所谓农具，完全是木制的。没有农具就没有农耕，最早的农业被称为耜耕农业。

如果说战争是技术进步的最大动力，那么投石机和大型弩炮无疑代表了木器时代的最高制造水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木制的攻城器械几乎是古代世界最明显的标志，甚至巨木本身就是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武器。中国古人还发明了一种大型水战利器——拍杆。在战舰交锋时，这种水上投石机可以用巨石将对方的舰船和水手击沉击伤。中国古代最精巧的发明当推指南车和木牛流马，这两种全木质机器将轮子的作用诠释得淋漓尽致。

木器时代最大的成就就是船。从石器时代的木筏和独木舟，到铁器时代的桨船和帆船，人类在造船技术上体现了最大的创造力和工艺水平。作为一个包含动力、控制和承载用途的大型机器，船的发展轨迹实际也是世界前进的步伐。除了造船，或许当推水车和风车了。这种木制机器与其说提高了效率，不如说已经取代了人力和畜力，这无疑是革命性的。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木器时代要漫长得多。作为形声字，“机”字本身就表示中国机器的木制特点。古代中国不仅各种器具都是木制的，而且连建筑都一色是木制，甚至不使用一颗钉子，就可以用卯榫连接得很好，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制作工艺的精巧。春秋时代，中国人就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了汲水机——辘轳和桔槔。桔槔是水车的前身，“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沃汤”。大型中国水车依靠水力自动运行，一直被用来灌溉，最著名的当属创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兰州“黄河大水车”。从广武门到雁滩河段，曾经水车林立，从单轮到五轮都有，蔚为壮观，兰州因此得名“水车之城”。黄河逝者如斯，水车亦不舍昼夜，自行将水位提升10余米，每架水车可灌溉数百亩良田。

作为中国最常见的水车，翻车从东汉时代出现以后很长时间里，一直只能依靠人力运行，后来发展到人力畜力混用，这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始终没有发展到西方水车和风车那种高效和普及的水平。相对翻车，风箱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机器。这个完美的机器虽然完全是木制的，但它却催动了铁器时代的来临。没有风箱，人们就无法将火的温度提高到铁的熔点，铁矿石就无法熔炼成铁。

风车是与水车类似的一种革命性机器。1 6世纪的荷兰将风车作用发挥到极致，风车巨大的效率几乎可以与3 个世纪后英国的蒸汽机相媲美。风车驱动的锯木机使荷兰成为欧洲最大的造船基地；巨大的动力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能生产一条船。风车磨坊每年要为欧洲加工5 0万磅来自东方的香料。对1/3 国土低于海平面的低地荷兰来说，风车几乎成为国家生存的依靠。

棉花革命

从中世纪开始，英国毛纺业就已蔚然成风，很多农场主将农场改为牧场，因为同样面积牧场的收益是耕地的两倍。到都铎王朝时期，毛纺业已经发展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支柱产业。

1700年，英国出口的毛纺织品价值达300 万美元。此后英国的毛纺工业一度由盛转衰，甚至处于勉强生存的状态。100 多年时间，虽然英国毛纺业始终停留在原始的手工工场水平，使用效率很低的木制原始纺机，以水力和风力为动力，但最大的发展瓶颈还是原料。羊毛出在羊身上，牧羊需要大量的土地，而英国本身就耕地紧缺。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毛纺业，严禁羊毛出口并扩大进口，但依然无法改善原料短缺造成的产业困境。

在这个背景下，羊毛的替代品出现了。在很短的时间里，棉纺工业异军突起，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急先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棉花而不是羊毛催生了工业革命。如果说发端于“圈地运动”的毛纺工业只是工业革命的序曲的话，那么，棉花的出现则吹响了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凯歌。英国本土原来并不生产棉花，直到14世纪才从威尼斯商人那里获得了原棉。虽然安特卫普是棉纺织业最早发展的城市，但18世纪以前，棉纺织业并不被人看好，根本不能与佛兰德尔的毛纺业相提并论。

要在这种国际贸易竞争中获胜，英国的棉纺工业只有一条路，就是必须采用大规模自动化的机器生产。1733年，曼彻斯特30岁的纺织工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简化了织工的劳动，增加了织布的速度，为实现织布机械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设计并制造出一架同时可纺8 个纱锭的纺纱机。他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纱机”。

从历史记载来看，机器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纺织行业，更是在很早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根据经济史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记述，里昂丝绸工业创始人维亚尔的一座厂房里就有46部织机。14世纪时，就已经出现拥有4000个纺锤，并以水力为动力的造丝厂。在1341年的波洛尼亚，巴赫萨罗建立了一个机械化丝织厂：由雷诺河水带动的大型机器能迅速地纺捻出4000根丝线，从而很快完成4000个丝织工的工作。由于使用水力，纺出的丝既结实又漂亮。他们每年出产1 8 万磅丝绸，……其中大量的是双股丝线。1589年，英国人威廉·李设计制造出了第一台织袜机。1790年，蒸汽机驱动的“骡机”纺线速度是中国和印度手工纺线的100 多倍。1802年，英国棉织品的输出第一次超过毛织品的输出。1803年，霍洛克斯制造出了第一架铁制织布机，棉纺织工业终于完成了它漫长的破茧成蝶的历程。1809年，英国政府给予卡特赖特10000英镑巨额奖金。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纺织品的输出出现井喷式增长：1780年尚不到3 6万英镑，1792年超过200 万镑，1802年超过780 万镑；2 0年时间增长了20倍以上。

棉花种植在美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哥伦布之前，印第安人就已经在种植棉花。虽然英国市场对棉花有巨大需求，但遍布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们却只能望洋兴叹。关键的制约原因，是适合南方种植的“高地棉”棉籽难以剥离。因为“高地棉”纤维短，只能用人工分离。一个黑人奴隶分秒不停地紧张劳动一整天，也未必能清拣一磅棉花，使之成为“一项成本很高的生产过程”。

这个至关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难题最终被“机械天才”伊莱·惠特尼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成功解决了。23岁的惠特尼经过6 个月的试验和改进，终于制成了一台功效强大的轧棉机。时间是1793年4 月12日。惠特尼设计的机器构造简单，但构思精巧。采用这台机器，一个劳动力一天分离的棉花比以前几个月都多。1793年轧棉机投入使用之后，这个数字增加到3 万捆；到19世纪，每年棉线的出口量是18万捆。轧棉机发明的前一年，美国棉花出口不到14万磅；轧棉机发明的第二年，棉花出口超过627 万磅，短短3 年间增加了40倍。哈罗德·埃文斯在《美国创新史》中写道，惠特尼“花了10天时间制造了一种彻底改变南方命运的机 器模型，于是他成了机械时代的教父”。

惠特尼的轧棉机被视作“美国农业上头等重要的一项发明”，是南方经济复苏的关键，“在1790到1830年的时期内，使南部的农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轧棉机所产生的影响渗透到南方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使奴隶制得以死灰复燃。种植场主养活一个奴隶一年只需要20美元，而其通过轧棉机创造的纯利却达80多美元。1790年，美国黑奴数量不到70万，到1860年已经翻了几番，增至400 多万。在轧棉机出现之前，奴隶制度在美国，尤其在南方正逐渐走向衰落，因为奴隶制度在经济上无法超越自由劳动和机器的结合。

轧棉机使种植棉花成为一项利润极大的生意。棉花是“最适宜于奴隶劳动的一项农产品”。南方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不仅成为南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而且将“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高地棉变得远比制造业更为有利可图”。于是，奴隶制从复活、发展到加强，南方宁愿进行战争，也不愿和平地放弃其“特有的制度”，和可观的经济利益。早在1787年，美国南方就已经投票废除奴隶进口，但随着轧棉机的发明，奴隶开始迅速增加。到1810年，南方棉花地里的奴隶已经超过100 万。一台轧棉机造成了罕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没有轧棉机，美国就不会有那么多黑奴，奴隶制也会更早的解体；这样的话，美国的内战或许也不会爆发。

早在惠特尼之前400 年，中国的黄道婆就已经使用搅车脱棉籽。后世的太仓式搅车利用辗轴、曲柄、杠杆、飞轮等原理，一人一日可出花30多斤。黄道婆创造的中国纺织机械为江南纺织工业提供了一台强力“发动机”，促进了江南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早在上海建市之前，在朱家角、罗店、娄塘等地，纱锭店、织机店、布店和布商就已经林立云集。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国棉纺业已经从家庭作坊转向大型手工工场，广州一地的棉纺织工场就达2500多家，有5 万余名纺织工人。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近代手工业起步甚至要早于欧洲，同样也是由棉纺织业开局，但在机械化程度和动力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