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借由此过程，与科技创新有关的社会各方带着对创新过程及其可市场化的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认可度（societal desirability）的看法，彼此积极互动回应，以便让科学技术进步以适当的方式嵌入社会。

大约200多年前，当英国纺织工厂的蒸汽机轰鸣掀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产业革命序幕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一个由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所驱动的历史快车道。然而，当耗资巨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在形成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是否必然能够被公众认同并接受，进而真正地实现以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呢？近年来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例值得我们深思。

众所周知，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已成为日益严重的世界性难题。为了实现2020年欧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欧盟在2006年曾颁布法令要求欧盟各国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终端用户的能源利用量。欧盟各国纷纷响应，规划和启动了面向终端用户的居民智能电表及系统项目。2007年，荷兰政府计划在2013年前将全国700万户居民的传统电表全部更换为智能电表。相较于传统电表只显示累计用电量并且采用人工抄录采集的方式，智能电表对用电量的统计更为精确。它可以显示每小时甚至每一刻钟的耗电量，并且实现与电网系统数据的双向传输，由此，电网公司就可以更好地预计消费者的需求而优化电力的生产调度。然而，智能电表的推广遭到了荷兰民间群体日益高涨的反对。他们指出，智能电表可以详细记录每户家庭中各种电器的使用情况，并存储到电网公司的数据中，借此反映出用户的用电习惯乃至某时某刻在家中正在做什么。这些数据一旦被有不法企图者掌握，就可能对用户的隐私造成极大威胁。2009年，荷兰议会认为强制安装智能电表会侵犯用户隐私权，为此，荷兰政府不得不放弃强制更换电表的想法。由于同样未获解决的隐私问题，2011年荷兰议会又投票否决了一项荷兰政府此前已经投入了3亿欧元的电子专利记录系统项目。上述决定不仅给荷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让欧盟其他有志于推广智能电表的成员国心生迟疑。

欧洲类似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受阻的典型例子还包括旨在化解现代农业难题的转基因食品。对此，人们不禁开始反思，如果说科幻小说中蓄意毁灭世界的疯狂科学家是邪恶的、引发众怒的，那么，为什么现实社会中的科学家怀着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科技产品的使用者也没有蓄意滥用或误用，如此情形下投放市场的科学技术产品依然会遭遇社会公众的质疑乃至抵制？

其实，这种困惑的产生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分不开的。

首先，现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其后果的预测或控制变得日益困难。传统地，科学意味着对无知和不确定性的征服。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科学观，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控制自然。那时，自然是被认为是简单的，自然的规律是确定的，人对自然是可控制的。科学技术总是服务于人类既有的目的，运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似乎总是在人们的预期之中。然而，20世纪以来，基础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重新发现了不确定性，新奇而复杂的技术应用也让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在实践领域中充分显现。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掌控那些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但又充满未知的新兴科技的后果。即便看上去有益处的科技创新，也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除此之外，在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与最终产品投放市场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延迟（可能达几十年）。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的难以预测性。

其次，现代科技后果的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往往可以追究到某个单一的“作者”，人们可以按照其设计者或使用者的道德意图来判断是否应当采用。相比之下，现代科技创新则很难拥有单一的“作者”可以为其使用而负责。因为大科学时代，一项科技创新成果的产生往往是众多“作者”（包括科学家、大学、产业界、政策制定者、研究资助者等）共同合作的结果。一旦出了问题，很难断定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在此情形下，传统地基于个体行动意图或后果的伦理学已经无法帮助人们做出评判了。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转变。17世纪以来的经典科学形态假定，科学理论陈述和结论正确与否，都是独立于社会的，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知识的自由探索。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美国曼哈顿工程而兴起的“大科学”，尽管已经让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自由探索宇宙奥秘转向了解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让科学研究从有钱人资助的私人活动变成了受国家和产业界资助的集体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科学共同体自治的假定，进而提出了科技发展的“线性模型”。这一模型认为，我们应该给予科学家所需的各种资源，并且尽量不去干扰他们、让他们去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科学家们则能够以自主管理和科学产出率保证他们的研究让社会和经济广泛受益。于是，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再到社会收益就会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被称作科学的“社会契约”。然而，二战之后，源自和平利用核能的科学家自我反思与源自民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重塑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诸如博帕尔化工厂爆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等一系列重大事故，也让公众对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的两面性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断曝光的科研造假丑闻又让科技专家及专业知识的信誉受损，日益引发公众对科学家自治能力的质疑。

在此情形下，传统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不论是科学技术创新的资助者还是监管者，都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创新走的远非线性模型的路线。科学技术及其成果被社会接受并非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科技发展具有两面性，没有适当引导的科技创新并不必然为社会带来福祉。从实际运作上说，科学技术创新也总是发生在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公司、金融投资者、公众等所构成的复杂互动网络中。如果只片面顾及某一方面的利益，没有将科技创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合理地考虑进来，那么，科技创新的进程就可能受阻。公众对新技术发展的怀疑态度不应当仅仅被看成问题。除了科学家、政府、企业这些科技创新的推动者，作为科技创新成果消费者的公众也需要被融入那些将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制定之中，如此才能确保公众明白他们的需求和关切已被决策者听到并且付诸行动，进而接受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

对此，欧盟在继续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了与之相关的潜在社会和伦理问题，力图改变科技创新屡次受阻的境遇。2014年，欧盟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和创新项目“地平线2020”。该项目总资助金额达到800亿欧元，时长7年（2014—2020年），被欧盟视作驱动经济增长、维系欧洲竞争力的重要动力。而贯穿该项目的全局性理念就是“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

该理念认为，“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借由此过程，与科技创新有关的社会各方带着对创新过程及其可市场化的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认可度（societal desirability）的看法，彼此积极互动回应，以便让科学技术进步以适当的方式嵌入社会。可以看到，这里的“责任”并非仅仅针对科学家，而是科学研究和创新过程所涉及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由于在科学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早期，相关技术尚未成型，此时实施社会干预将有助于确保科技创新获得更好的管理和利用。所以，该理念中，责任的承担主要通过在科学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就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获得与其所面临的选择有关的知识，并按照社会需求和道德价值有效地评估这些选择。尔后，所有这些考量会被作为设计和发展科学研究及其产品与服务的要求，嵌入到科技发展的实际过程。

虽然“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是欧盟新近提出的科技发展理念，其实效尚待观察，但当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发生类似遭遇的时候，借鉴一下他山之石，未尝不可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