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之前的税收机制，有利于国企不利于私企。也就是国企交的少，私企交的多。但随着国企的蓬勃发展，国企比例越来越大，私企比例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国家税收的降低。我们刚建国时一穷二白，之后还有五年计划，国家没钱是不行的。

“所以要改善国家税收减少的情况。

“于是推出了新税制，新税制讲究的就是一个平等，不论国企私企，统统一律交税，还取消了国企的很多优惠政策，说白了就是新税制不再偏袒国企了。”

我不知道当年的具体情况如何。但是，以上观点，应该是未理解当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人民币本质和规律。

我以前写评论卢麒元先生观点的文章时，把经济学区分为税权派和币权派。我认为我的分法，是非常重要的。

税权派，认为国家财政收入只能依据税收，完全忽略了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对于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忽略了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对于政权的重要性，也忽略政权通过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对行业劳动力的分配、行业利益平衡、形成建设发展重点、支撑国家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

币权派，则认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货币发行和公有制经济，税收当然也重要，但远不及货币发行重要，在公有制经济和中央掌握币权的条件下，税收仅仅是调节行业收入、确保货币流通、限制私有工商业资本的一种手段。我认为我自己是币权派。卢克文先生的观点，应该是认为财政收入只能来源于税收，忽略了货币权利和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才是财政收入的支柱。

在卢先生看来，“也就是国企交的少，私企交的多。但随着国企的蓬勃发展，国企比例越来越大，私企比例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国家税收的降低。”接下来，还应该有一句话，“导致国家财政困难”，逻辑上才圆满。

不过，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国企，指的应该是当年的“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国企比例大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公有制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央对货币发行手段的依赖减轻了！即，对税收的依赖大大减轻了！说到底，国家政权的运行，组织工农业发展，建设重大工程，进行战争动员和支撑战争，需要的是人力物力！而不是“钱”！在公有制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公有制工农业生产，及运输、储存、销售等体系，还有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文化，因为都是公有制的，就可以完成人力物力动员，就可以支撑工农业发展、重大工程建设、进行战争动员和支撑战争、完成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这时，货币，很大意义上仅仅是衡量人力物力价值的一个计价工具！相当于“公斤、市斤、升”等。国家政权，也不需要过多发行货币以支撑财政，因为，国家需要的人力物力，绝大部分可以依靠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和保障体系实现，而不需要用钱向私有工商业“购买”。

【1953年7月，官厅水库建设】

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有了占据主体的公有制体系，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物，自己生产、运输、保障却可，不那么需要“钱”了，如果真需要钱，那就增加货币发行量，也未必非要指望税收。

反过来看，如果国家没有充分强大的国有工农商业体系，没有公有制的医疗、运输、储存、分配、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那就必须依赖私有工商业资本，就必须向私有工商业资本“购买”，就需要发行很多人民币，如果再认识不到或者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那就必然更多地依赖税收以获取财政收入。

请注意一个基本情况，上世纪50年代后期、整个60年代、整个70年代，中国人民币的发行量，一直稳定，并没有“多发行”人民币，而且，同期中国承担了支援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革命、支撑大规模工业化、支撑教育、卫生等免费社会保障、支持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造等重大任务，但中国物价非常稳定、没有财政困难，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怎么解释？原因，即公有制经济体系已经建成，国家政权并不需要向私有工商业“购买”过多额外的商品和服务，不需要那么多财政“收入”。

也请注意，那个时代，政权对于小微型个体户，基本上不收税。

我父亲上世纪60年代末、整个70年代、80年代初，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从事裁缝服务，每做件衣服收大约两毛钱，大衣服缝制需要三毛或者是五毛钱，且不向国家缴纳任何税收。我家那时是很富裕的，是本村第一家盖瓦房的人家。为什么国家不向这种小型个体户收税？因为没有必要，国家财政、地方财政根本不指望这点税收。

我父亲之所以搞这点私有制个体服务，是因为家里孩子多，负担重。

我父亲这点小手艺，对生产队也有贡献，那就是本村社员缝制衣服，通常会少要一些钱，有时甚至免费。

所以，卢克文先生说“国有企业增多”、“私有企业变少”，税收也变少，导致了国家财政困难，这种说法，逻辑上是错误的，理论上说不通，应该不符合当年的实际。

也可能，当时财政的确困难。但，导致这一困难的根源，并不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比例过多，应该是货币政策和综合平衡出了问题，加强公有制建设应该能够解决。

实际上，当年中国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强公有制建设，而不是市场化、私有化。

也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的财政情况。尽管美国政府欠了巨额债务，现在已经达到36万亿美元。但是，它的政府的财政，一直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私有制社会”，虽然税收也不怎么行，并不足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它有政府和金融资本，有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即币权），解决财政问题。

上面两个例子，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解决财政困难，我认为是极为荒谬的，只会“剪不断、理还乱”“越陷越深”。

为了增加税收而打击公有制、发展私有制即市场经济，更加荒谬。这是不是意味着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意味着公有制是社会发展的“负担”？是不是意味着反对国有企业？是不是意味着支持私有化？

按说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增加，政权减少了对私有工商业的依赖，会彻底解决财政问题，绝不会导致财政困难；相反，私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增加，必然削弱国家运用货币、所有制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才会导致财政困难。

通过公私平等、增加税收的方式，解决所谓财政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做法。

整体上，卢先生的经济思维，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思维，而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思维。

特别是，没有正确认识货币的本质和规律。

是不是，当年，中国就存在币权派与税权派的理论分歧？财政部持税权论，而国家计委持币权论？

币权派，当然主张发展公有制经济；而税权派，当然重视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以上观点，与卢克文先生商榷，也请批评。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