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美国政府进入特朗普2.0时代以后，旋即挥舞起关税大棒砸向世界市场。在“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霸权主义旗幡下，不仅要对“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强征叠加式关税，而且对美国“最亲密的东北亚盟友”日韩两国也毫不留情，高悬起令其胆寒的关税大棒。由于美国在外部所施加的泰山压力，迫使中日韩近来开始协调关系，有望通过加强三方经贸合作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有鉴于此，应当借助于地缘关系优势，首先在涉海领域加强市场化深度合作，以求可持续地获得共同的更大的市场利益。着眼于可期前景，不仅必须做好关于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的机遇把握，评估关于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认定关于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的进取方向，明确关于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的路径倡导，而且还要谋划关于中日韩海洋科研和环境保护的合作策略，推出关于中日韩渔业和旅游业合作的对策创意，采取关于中日韩海洋能源领域合作的务实举措，安排关于中日韩远洋捕捞合作合理分享经济鱼类配额的对策创意，加强关于推动中日韩形成全面自贸区的动力灌注，提出关于中日韩涉海领域需要解决矛盾的友好建议，进而形成和落实关于构建中日韩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推进构想。只有这样携手努力下去，中日韩才能合力在短期内逃过特朗普关税大棒一劫，才能在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获得长远的区域合作前景。

迫于特朗普2.0时代高举关税大棒的共同压力，中日韩三方捐弃前嫌开始合作接触，已经商定近期在日本举行中日韩外长会谈，并且还要协商安排三国元首在2025年内进行会晤，以求全面加强三方合作关系，从而也会为推进区域性海洋合作创造条件，特别是能够为构建中日韩涉海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所以有必要在此试作战略推进构想。也就是说，新时代中日韩三方应时因势加强海洋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可期。

着眼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论述精神，研究如何通过经略海洋，对冲美日韩等对我国的围堵，服务我国对美斗争大局和发展大局，应当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和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开始研究如何加强与日、韩海洋经济合作策略。特别是2025年在韩国和日本相继更换领导人之后，中日韩关系将会迎来新的合作契机。

有鉴于此，要应时因势首先推动RCEP框架下互利贸易合作，确保中日韩汽车和船舶产业的供应链稳定。其次是要加强远洋渔业合作，争取中日韩合理的金枪鱼和南极磷虾配额。我国辽宁营口和广东汕尾可以规划建设远洋渔业加工基地，优化我国远洋渔业产业布局。

在海洋科研、海洋气候与环境保护、电子通讯等领域，中日韩三国之间拥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合作空间，可以选择汽车芯片作为合作重点。在临港工业方面，可以在辽宁沿海设立进口石油先进炼化工艺为代表的石化基地和新能源汽车出口基地。要力挺在中日韩三国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重点加强合作汽车芯片领域。韩国具备较强的高端芯片制造能力，日本具有半导体设备和光刻胶等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和动力电池力拔头筹，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关系。此外，中国汽车芯片需求量大，每年进口1400亿元左右，通过多赢合作的市场关系，可以逐步实现我国汽车芯片国产替代。

中日韩不仅可以在海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而且可以重点推进黄海和日本海、南海深远海风能开发。依据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与技术，可以开发量超12亿千瓦的新能源；再加上在日本海域将超过20亿千瓦，我国海洋风电设备制造和施工技术能够问句国际领先地位，可以帮助日本和韩国解决清洁能源供应问题，开拓三方共赢的市场合作开发前景。

与此同时，中日韩之间加强涉海旅游合作，不仅有利于三方国内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进程，也有利于加强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期待打破美元霸权主义的垄断地位。

可以确信，通过加强海洋经济合作，扩大中日韩的共享利益，有利于三方应对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棒挑战增强共识；通过中日韩海洋合作的示范效应，还能够吸引印度参与区域性的海洋经济合作，有利于逐步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

二、关于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

应当认定，海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海洋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和长远发展。中日韩三国隔海相望，海洋命运休戚与共。随着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和挑战逐渐增多，海洋安全合作很有必要。近年来,中日韩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灾害防治、海上运输、海洋科考、海洋监测与观测、海上执法等海洋事务各领域进行了深入沟通与合作，取得了诸多建设性成果。

2.1 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

必须看到，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最大阻碍，是美日军事同盟和美韩军事同盟，还有中日韩之间的海洋领土争议和历史遗留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吴昊同志提出了中日韩海洋安全事务与合作的基本思路：中日韩三国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加强海洋能源安全、海洋通道安全、海洋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海洋安全合作，进而要从理念和机制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对接，并探索建立“中日韩三国海洋智库联盟”，以促进三国海洋科技、经济、战略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为中日韩海洋安全与经济合作提供助推力，推动“东北亚海洋圈”与“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通过扩大中日韩之间海洋能源合作和产业合作，扩大共同利益，而后才能有效推进海洋安全合作。而在海上安全通道领域，也要可以合作，保护中日韩海上运输安全，共同打击海盗行为，共同破解海洋霸权主义势力干扰。

中日韩在海洋经济领域加强合作，有利于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通过海洋经济合作，能够力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利于亚洲和平和稳定，有利于满足中日韩的安全需求。

2.2 中日韩海洋经济合作

我国人口超过14亿，进口额逐步增加。据海关统计， 2023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9.9万亿元。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讲，中国市场关系日韩的出口企业利益。

十分明显，中日韩之间在经济合作上互补性很强。虽然在船舶、汽车等产业领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从总体上看合作前景广阔；在高铁领域，中日两国曾经是合作伙伴，目前存在竞争并不是大问题。

中日韩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三国非常有必要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分享共同合作的利益：一是通过合作可以共同获得金枪鱼等经济鱼类配额，携手把握南北极海洋资源的开采权；二是中日韩作为滨海国家，都需要海洋渔业，都在建设海上牧场，可以协调满足本国人民的食物需求；三是中日韩加强海洋经济合作，有利于在世界工业中占据更大份额。中日韩都是汽车产业和船舶产业大国，具有产业合作的共同需求。在船舶领域，韩国企业重点研发建造液化天然气船和低排放船，主攻高附加值船舶市场。而日本另辟蹊径，全力研发环保智能的新船型。从长远来看，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船企加强合作，能够面向未来共同构成全球完整的船舶产业链。这一产业链，可以涵盖从原材料供应、船舶设计、船舶制造与航运、维修等各个环节，能够为全球船舶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在海洋合作领域逐渐全面地构建起产业链，在起步阶段就要注重遵守国际法和海洋相关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据此，先要加强海洋经济统计领域和航运领域、临港工业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3.1 要按照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开展中日韩海洋科研合作，加快启动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项目。

3.2 要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以我为主、主权在我的原则基础上，落实与推进海洋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油气资源合作开发模式。在海域主权主张重叠的海域范围内，可以采用联合投资模式，共同开发海上经济区，共享经济利益，和平解决争议区问题，逐步化解争议。

3.3 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方式。对于中日钓鱼岛领土冲突，要采用搁置争议、建立共识的推进方式。对于中韩苏岩礁的划界分歧，要采取积极沟通的方式，逐步增加共识。

3.4 要注重共同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当IAEA最新监测报告确认日本核电站排放水放射性指标符合标准后，日本政府在2024年底主动邀请中国专家团进驻东电公司实验室，并开放所有实时监测数据。这种"透明化沟通"的步骤，使得持续两年的外交僵局出现转机。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宣布恢复进口宫城县水产品，首批38吨扇贝已通过天津港入境。

值得一提的是，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2020年底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签署RCEP，是地区国家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步，对于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意义。特别是对于中日韩海洋经济合作铺展了推进路径。

4.1 中国加入RCEP有利于打破美国经济围堵，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进程

应当认定，RCEP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区域自贸协定，RCEP运行规则涉及到若干经贸规则的改变，将会对中日韩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利于我国高端制造业包括海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电子通讯和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电池等产品出口到日韩和其他十五个成员国。这样做，有利于韩国现代从我国福建省宁德时代订购500亿元的动力电池；有利于日本丰田公司计划采用我国深圳比亚迪集团的刀片电池。我国的稀土产品是日本和韩国最需要的原料产品，三国合作有利于我国的外循环稳定。

特别是RCEP有利于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区域产业合作转型升级。由于RCEP协定涵盖关税见面、贸易便利化、服务投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众多领域，所以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的货物能够逐步实现零关税，推动我国更高水平的市场开发。

4.2 日本装备行业和韩国芯片，可以占据中国和东盟国家等更大市场份额

日本是全球先进的设备制造大国，尤其是先进机床、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同时，日本也是我国传统的设备进口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优势。以机床行业为例，我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机床进口国。据日本机械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0月份完成的机床订单总额达到了1225亿日元，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更令人瞩目的是，来自中国的机床订单增幅高达49%，达290亿日元。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24年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8.8651万亿日元，换算为1450亿美元。在对华出口的商品中，日本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的增长显著，较上年增加27.2%，达到4.4962万亿日元。日本汽车出口也有所增长，对美混合动力车（HV）等出口额达到17.9094万亿日元，其中也包含了对中国市场的贡献。因此，2024年对华业务增长，导致相关日本企业股票全线飘红。到2025年初，日本经产省同步宣布解除对华半导体材料出口的14项限制；还撤回原定提交国会的《特定重要技术保护法案》，该法案被普遍视为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隐形壁垒。

应当看到，韩国的存储芯片等占据中国市场也有较大份额。据了解，韩国三星在西安的NAND闪存工厂从2012年9月开始建设，投资额达到了150亿美元。到2022年，三星西安NAND闪存工厂全面投产，占全球总产量超10%。三星存储芯片在全球市场占据40%份额，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第一名，获得利润更高。2024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为1330亿美元，同比增长6.6%，中国继续保持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地位。

4.3 关税成本降低和免签政策，有利于增加中日韩贸易量和投资

预计在RCEP实施后，中日韩三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将享受到新增降税的优惠待遇。RECP还将会显著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经营成本，带动企业重构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优化区域内的商品流动、技术流动、服务流动和资本流动，推动中日韩迈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崭新时代。

由于中日和中韩贸易量增加，还会有利于三国航运业发展和壮大。2024年，中韩贸易额为2.33万亿元，占贸易总额的5.32%。同期，我国对韩贸易逆差2516亿元，韩国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逆差国。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为2.19万亿元人民币，两国贸易量占据中国外贸的5%份额。在出口方面，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为1.0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25%；从日本的进口额为1.11万亿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5.1%。再从投资规模来看，日韩是对华投资重要来源地。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初，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6万家，实际在华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每年营收约为2600亿美元，是中国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截至2024年5月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1013.3亿美元。因此，中国的青岛港、盐田港以及日本的大阪、东京湾港口、釜山港口等一大批港口从中受益。以大阪港口为例，70%的货物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服务。

我国在2024年底推出240小时免签政策，也在刺激中日韩投资和贸易量增加。有鉴于此，我国还需要加大职业教育，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职业工人群体，争取日本和韩国在华加大投资力度，并和东盟国家进行合理竞争。

4.4 有利于促进三国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商与绿色金融合作

为此，中日韩应当共同把握RCEP带来的机遇，包括扩大绿色金融合作以助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赋能跨境电商便利化，共同制定跨境电商纠纷的妥善处理方法，保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进一步释放双边贸易潜力，持续投资海洋供应链创新，以加速产业链整合进程。

应当珍视，中日韩在海洋科研领域拥有一定的合作基础。早在1994年中韩两国就签署了《海洋科学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1995年便在青岛成立了“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作为两国政府间海洋科学合作与交流的主要推进机构。这是中韩第一个政府间海洋合作平台，由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共同负责运营。双方借助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不仅促进了黄海领域的科研合作，还开展了一系列大洋、基地科考和海洋执法合作。2024年石破茂担任日本首相后，日本主动邀请中国专家监督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达标，采取了合作姿态，促进了中日海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可以说，中日韩的海洋经济合作是互利多赢的。

5.1 应当注重推动中日韩三国海洋科研合作

新时代在RCEP框架下，中日韩三方应当协商设立海洋科研共同基金，面对黄海、东海海域及全球性的海洋问题，协力解决集约节约利用海洋资源、减轻海洋环境压力、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生态多样性等问题，进一步加强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海洋可再生能源合作。具体涉及：海洋经济学、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减灾防灾、数据共享服务等领域。

特别是在海洋能源领域，可以作为中日韩合作的重点进取方向，加大力度服务海洋能源的装备制造，并且把海洋风电、风电制氢等作为合作重点项目。

5.2 应当注重中日韩在海洋装备领域形成产业链

在造船和海洋装备领域，韩国拥有一批世界性大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在 LNG船技术品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年产销量占整个世界1/3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位。烟台大宇造船厂是韩国大宇在烟台市投资建设的造船基地，是烟台造船工业的主力。因此，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山东省出口100强企业。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系全球第二大造船企业，而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的两大造船基地之一，主要经营大型集装箱船、液化气船、钻井船、大型油轮等高附加值船舶的分段制造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海洋结构物制造，年生产能力达30万吨，产品全部出口。

中国企业在造船和集装箱制造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在海洋装备领域也在快速发展，不仅已经具备了海洋石油钻井平台“蓝鲸2号”研发和生产能力，而且在载人深潜领域，还相继研发了“蛟龙号”，“潜龙号”，“奋斗号”万米深度载人潜水设备。近年来，中国船企在FPSO（自浮储油装置）市场上迅速崛起，包括中远海运重工、外高桥造船、大船集团、招商工业、海油工程等在内的中国船企，正在拓展FPSO项目的EPCI总包能力。据悉，目前在建20艘FPSO订单中，就有17艘的部分或全部由中国船厂建造。

目前，日本SBM Offshore在中国大量发展上部模块设备供应商，三井海洋公司（Modec）MV30的上部模块几乎包揽分配给中远海运重工和博迈科。以上情况说明，中日韩在海洋装备领域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今后还应进一步加以巩固与完善，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霸权主义挑战。

5.3 应当注重加强中日韩三方海洋环保和执法合作

中日韩三国作为近邻，在海洋生态环保合作方面，首先要注重解决海洋塑料废弃物与微塑料这一全世界面临的难题。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海域的风暴潮、赤潮、绿潮问题，还有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保护问题，也需要中日韩共同应对。

围绕着中日韩三方共同关心的海洋生态环保问题，加强我国与日本、韩国的科技创新合作，构建RECP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并使之成为降低污染、推动区域海洋生态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协调加强执法合作，以求区域性海洋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中日韩三国加起来人口众多，协调发展海洋渔业，可以满足百姓的饮食需求。为此，要积极扩大海水养殖产品贸易额，推进中日韩合作建设海洋牧场，共同打造国际性的蓝色粮仓。而把海洋建设成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巨大“蓝色粮仓”，这是我国几代海洋科学家的梦想。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海洋牧场建设原理、关键装备设施研发、建立资源评估与养护、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技术体系等方面取得全面突破。

经过无数次的研讨和论证后，我国海洋牧场领域的专家学者在201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230期双清论坛上，确定了海洋牧场的概念和内涵，即基于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和管理模式，通过生境修复和人工增殖，在适宜海域构建兼具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生态系统。据中国海洋大学韩立民教授主持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海洋事业发展中‘蓝色粮仓’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A）课题成果表明，我国2013年养殖水产品总量达4542万吨，占世界养殖水产品总量的65.3％；水产品出口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02.6亿美元，占世界水产品出口总额的15.6％。中国2023年的海产品产量为7100万吨，较2022年的5565万吨增长了3.5%。其中野生海产品产量为1,288万吨，同比下降1%‌‌。尽管总体产量有所下降，但水产养殖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水产养殖量同比增长4.4%，达到5812万吨‌。中国水产品主要出口国为韩国、日本、美国和欧洲；2019年，我国海水养殖产值为3575.29亿元，占全部渔业产值的27.64%。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设海洋牧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于1999年制定了《可持续生产养殖确保法》，明确要求各地区制订渔场改善计划，要求各渔场改善养殖环境，通过减少释放入海水中的有机物,减少渔场的环境负荷。2014年,日本又出台了《内海渔业振兴相关法律》及实施细则，将恢复生态环境及渔业环境提高到国家立法层面。2023年,日本海产品总产量为84.9万吨。具体来说，银鲑和黄尾鰤的产量分别增长了9%和8%，达到22,100吨和12.3万吨，而蓝鳍金枪鱼和扇贝的产量分别为16,200吨和15.13万吨‌。为了进一步推进海洋渔业的发展，韩国政府于1998年开始在沿岸建设5个不同类型的海洋牧场示范区，其中有3个示范区为“观光型”或“捕捞+观光”型。2023年,韩国野生海产品的总产量为360万吨。具体到各个种类，远洋水域的产量降幅最大，为8.9%，而内陆水域产量有14%的增长‌。因此在同年，韩国从各国的海产品进口量排名中，中国排名第二，占进口总额的21.8%‌。具体到品种，中国供应的产品主要是冷冻安康鱼‌。

【韩国海洋牧场示范分布‌】

中日韩海域相连，共同交流海上牧场技术，协调保护黄海和东海的海洋环境，有利于中日韩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维护亚洲海洋秩序。为此，应当进一步论证和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时联合布局海上牧场。中日韩要协调投资在东海、钓鱼岛海域和美济礁附近建设国家级别的海上牧场，并且将海上执法与远洋渔业养殖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已实施了以养护型、增殖型、休闲型为主要类别，覆盖渤海、黄海、东海与南海四大海域的11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2025年，我国计划建成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将成为我国解决粮食安全、保证动物蛋白可持续供给的有效应对方案。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海洋牧场发展的重点区域，无论在海洋牧场装备制造，还是种苗培育都走在全国前列，能够为中日韩在这方面合作提供示范。

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中日韩远洋捕捞渔业补贴政策方面要加强协调，尽量采取同等的渔业补贴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鱼类远洋捕捞上，要注重加强合作，合理分享配额。其中，主要是涉及金枪鱼、南极磷虾等经济鱼类的远洋捕捞合作事宜。

一是关于南极磷虾的捕捞合作。南极磷虾具有的大规模开发潜力，日韩等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捕捞。我国从2009年进入南极捕捞业，2014年捕获量为5.4万吨，预计2034年可以达到50万吨。为了避免盲目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展开国际谈判。中日韩可以合作研究南极磷虾的捕捞配额问题，做到合理配额，利益共享。

二是关于金枪鱼的捕捞合作。金枪鱼是最重要的海洋鱼种之一，以罐装、生鱼片等各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金枪鱼渔业由于具有较大的生产价值，对于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来说，尤其是依赖渔业经济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韩国、美国等远洋渔业大国的推动下，金枪鱼渔业从传统的竿钓拓展到延绳钓，特别是采取了围网等捕捞效率较高的作业方式。随着人工集鱼装置、直升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金枪鱼渔获量得到迅速提升。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资源衰退、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兼捕渔获物大量上岸等问题，不仅导致鱼类种群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在国际范围内，渔业资源管理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法律框架，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除此之外，还有粮农组织四个国际行动计划，为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带来的诸多管理问题，所以必须根据金枪鱼鱼类种群高度洄游的特性，中日韩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并且与其他国家一起建立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还可以考虑采取联合捕捞行动，联合海上救助，这样做有利于实现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通过中日韩涉海旅游业合作，可以使三国共同获益。因此，应当协调发展涉海旅游业，加强人文交流，以求凝聚共识，提高彼此的认同感和接受度。为此，早在2006年，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就签订了《中日韩旅游交流计划》，阐明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十分必要，应当使之日趋活跃和相互促进。据统计，在新冠疫情蔓延前的2019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增加2.2%，为3188.21万人。其中，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访日游客达1677.56万人，占全体访日外国人的52.6%。中国大陆游客为959.43万人，中国台湾访日人数为489.06万人，中国香港访日客达229.07万人，均创历史新高。2019年，赴韩旅客84.62万人次，同比增长30.09%。目前，中国已开通的游轮旅游航线，大多是以中、日、韩为目的地的航线，有利于三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兴旺发达。

2024年，日本接待海外游客数量为368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纪录。其中，中国是日本的重要客源国之一。在这3687万人次中，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位居第二，为698.1万人次，较2023年增加187.9%。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3年11月17日起，中国对54个国家实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2024年，在又宣布对多个国家游客实行放宽过境240小时免签政策后，我国接待外国游客数量为6488.2万人次，同比增长82.9%。其中，日本和韩国游客占有较大比例，预计今后中日韩三国旅游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为此，应当利用RCEP的规则，加快整合三国旅游资源，从开发机制和联合防疫入手，推动中日韩三国旅游业差异化发展。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邮轮经济发展最快的市场，可产生10亿-15亿美元的消费金额，每年至少可创下100万人的搭乘人数，中日韩将在旅游合作力拔头筹。包括扩大邮轮合作，探索多元航线，建设海上旅游立体交通体系，这对于中日韩之间扩大人文交流，都是势在必行的，应当协调安排，加强引导与推进。

近年来，中国在海上风电领域技术进步较快，日韩两国与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合作意愿明显。中日韩三国在海上风电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东北亚海域。然而，具体合作的海域和可能的规模，还需要综合考虑地理条件、风能资源、政策取向、技术实力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论证，才能有利于采取务实举措，进而以建立中日韩海洋风电合作为龙头，驱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关系。

9.1 东北亚海域的风能资源

在东北亚海域，包括中国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海等区域，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这些资源，为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同时，在日本和韩国的海域，也具备一定的风能资源开发潜力。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150米高度近海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15亿千瓦，深远海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能够为东北亚海域的风能资源有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应当锚定中日韩适于合作的海域加大开发力度。特别是东北亚海域的黄海和日本海多个区域，都具备开发海上风电的天然优势。这些区域通常具有水深适中、风能资源丰富、靠近电力需求中心等特点，有利于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在实际合作中，中日韩三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海域条件、风能资源分布、电网接入情况等因素，共同规划海上风电开发区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9.2 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握合作规模

从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的趋势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规模有望不断扩大。以我国为例，在“十四五”期间，我国规划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北部湾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集群，海上风电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到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并网容量将超过64GW。这一趋势表明，海上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资。

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通过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海上风电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区域海上风电的开发规模和效率。与此同时，通过共享市场信息和资源，能够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

9.3 扩展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利益

早在2018年10月26日，中日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日创新合作机制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中日高层对话框架下，建立跨部门的“中日创新合作机制”，以求促进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创新知识产权等具体合作。目前，日本的大企业伊藤忠、丸红、三菱、三井都在研究如何加强与中方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加工制造业、新能源开发等多领域合作。

在此导向下，还应进一步扩大有关的共同利益。中日韩可以在海洋油气能源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由中、缅、韩、印4个国家的6家公司共同参与投资建设的，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合作工程。其中包括中缅原油管道、中缅天然气管道和配套原油码头工程。合资公司均采用股东会/董事会管理模式，对重要事务共同决策，以求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

9.4 共同合作开发可燃冰新能源，扩大共同利益

在可燃冰领域，要以中国为龙头，可以带动日韩通过企业股份制合作方式，共同开采和利用可燃冰资源。应当指出，可燃冰作为超级能源，一直以来都备受各国关注。这是一种高效清洁，储量巨大，并且在短期能够替代油气资源的新型能源。根据估量，可燃冰的总资源量，是全球石油、煤炭、天然气总量的两倍以上。由于可燃冰储存的能量是巨大的，一立方的可燃冰就能释放出160立方的天然气，所以对可燃冰的技术开发和开采，谁领先谁受益，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展开竞争的原因。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可燃冰领域的第一，有条件围绕可燃冰发电开展国际合作。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可燃冰领域的第一，主要是因为在可持续开发的资源和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日韩等国，曾经在6天的时间里就在可燃冰中开采了12万立方的天然气。而这次中国在可持续一周的时间里，已经开采出12万立方的可燃冰，平均日产超过一万立方，最高日产层达到了3.5万立方。

中日韩都有巨大的能源需求，可以围绕可燃冰发电厂建设进行合作。在起步阶段，中国重点负责可燃冰开采和运输，未来技术成熟后便在三国沿海区域建立可燃冰发电厂，以满足三国的能源需求。预计正式合作五年以后，可以产生1000亿美元以上产值。

由于RCEP的签署，必定能够为各成员国以太平洋为纽带形成更多机遇与发展空间。太平洋地区和中日韩的港口群如何互利互通，海洋产业包括船舶制造、海洋生物等如何合作开发，海洋科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化，海洋生态如何进一步修护与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正被纳入RCEP各成员国的讨论范围。通过RCEP进行的中韩合作、中日合作，将会促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成。 鉴于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中日韩还可以加强电子信息领域的合作，汽车芯片可以作为突破口。

欧美处于芯片产业的第一方阵，在汽车高端芯片占据垄断地位。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芯片领域也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鉴于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领域拥有优势，韩国在芯片制造和存储芯片领域拥有优势，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拥有优势，中日韩可以共同扩大汽车芯片研发和制造，以满足新能源汽车产量快速增加的市场需求，进而打破欧美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目前，日本正在大规模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例如，2024面向中国市场的出口额，连续三个季度占总体比重超过50%左右。

这种情势下，中国可以积极推动三国在汽车芯片研发和芯片制造领域的互利合作。面对全球汽车芯片的短缺，中方可以在沈阳临空经济区、大连金普新区以及青岛相关区域，设立中日韩汽车芯片园区，加大汽车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扩大中日韩汽车领域的共同利益，化解日韩芯片领域的利益冲突，共同形成完整的中日韩芯片产业链。与此同时，还要依托辽宁省港口群优势和鞍山钢铁公司在营口的滨海钢铁生产基地优势，筹划在营口鲅鱼圈区域设立我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出口基地，在锦州和葫芦岛设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以满足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

在电子通讯领域，中日韩可以加强5G领域的务实合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共同参与6G的标准制定，共同促进中日韩形成强大的电子通讯产业集群。展望未来，中日韩区域合作对全球经济合作发展具有示范意义，特别是在全球海洋经济领域合作，可望力拔头筹。

中国海洋大学韩立民教授着眼于完善东北亚亲缘关系，阐明了中日韩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东海划界分歧。中国与日本、韩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分歧明显，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中韩在苏岩礁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对立。二是近几年来中日关系仍不稳定。在美国的拉拢下，日本参与给我国统一台湾设置障碍，充当美国军事干涉我国统一台湾的马前卒。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对华立场强硬，中韩关系不如文在寅担任总统时期友好与稳定。三是俄乌冲突加剧了中日、中韩之间的国际对立。拜登执政时期，美国政府通过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仍在作祟，并且极力加强美日韩“三国联盟”，妄图拉拢日韩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日本和韩国跟随美国围堵中国倾向继续发酵。有鉴于此，中日韩涉海经济合作需要以我为主，在风险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加大中日韩合作力度，逐步打破美国的科技封堵。为了化解中日韩合作存在问题和矛盾，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一是要组建中日韩涉海经济统计专家组，制定和执行合理合规的统计制度。在RCEP框架下，应当加强三方交流，探讨出一条公认的统计口径，使得对外公布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为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打开方便之门。

二是要通过中日韩海洋经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形成三方互利合作关系，打破美国的科技封锁和战略围堵，进而在亚洲逐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韩立民教授提出，要利用好我国沿海地区各种经贸平台应当操作起来。

三是要利用好中韩、中日经济合作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种经贸合作关系，深化与RCEP 成员国在海洋产业投资、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现代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展贸易便利、服务开放、投资自由、监管安全、运作高效、辐射带动作用强的RCEP经贸合作示范城市。

四是要共同维护黄海和东海海洋生态环境，并且联合朝鲜、韩国以及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太平洋周边其他国家，坚决反对日本向海洋倾倒不达标的核污染废水，保障海域经济带健康发展。

五是要联合更多国家民众行动起来，特别是中日韩人民一起来保护海洋动物，共同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坚决反对日方无节制地捕杀鲸鱼，确保海洋生物链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应当认定，中日韩三国为近邻，是得天独厚的一衣带水关系，同为中华文化圈有事好商量，涉海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能够逐步地得到解决，进而形成和落实关于构建中日韩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推进构想。只有这样携手努力下去，中日韩才能合力在短期内逃过特朗普关税大棒一劫，才能在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获得长远的区域合作前景。

【作者简介】李靖宇教授，男，中共老党员，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东北方向一带一路开发研究院院长，涉海企业家产业创新联盟主导者与创建人，中国海域经略大安全观（国家重点项目批准号19FJLA001）》的创立者、践行者和推广者；杨宝民教授，男，深圳市新摩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东北方向一带一路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EMBA总裁班16年授课教授，辽宁省海洋经济研究会产业顾问；蔡静教授，女，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