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化建设的重要教训是增加了知识，放弃了政治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伯恩斯坦的“粉红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红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事实上，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的文化源头并不在德国，而在英国。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1]在大陆失败后逐渐形成了对付欧洲大陆的“费边主义”[2]，这是一种用渐进迂徊的方式与欧洲大陆进行战略博弈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最早的表现就是英国大力推出的丑化法国大革命并具有“伤痕文学”特点的小说《双城记》[3]，英国用马克思批判的“爱的呓语”[4]的粉色文化文化，控制了印度、南非等；1871年还让具有“戈尔巴乔夫”气质的巴黎公社领导们放弃武装并使巴黎公社倒在梯也尔的屠刀之下。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费边社”。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工业化进步，这些人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粉红色”思潮后来在德国变异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伯恩施坦主义，至此，这种思潮腐蚀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的力量，使之丧失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列宁与伯恩斯坦决裂并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放弃了列宁主义，重拾伯恩斯坦主义，结果苏联几年内在里应外合中被肢解。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这种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醒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说明，中国重复苏联覆辙的可能性并没有根本消失。今后有可能导致中国“行百里半九行”不幸后果的因素，将不主要是直接颠覆共产主义真理的“黑色”文化，而是用接近本质的手法颠覆真理本质的“粉红色”文化。比如有些人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大谈五千年传统文化，谈中国劳动力红利，谈GDP，谈一般的国家制度，就是不提或淡化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优势，更不提人民民主专政在保障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中的关键作用。用列宁的话批评这是一种（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禅宗）“不结果实”的“僧侣主义”[5]。列宁说：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6]

目前看，这种思潮正在中国深层布局。伯恩斯坦主义+汤因比的“文明论”[7] 正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合流，形成了中国人极不易辨别的强大的瓦解中国马列主义的势力，并以此阻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结合。核心是诱导我们放弃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其形式就是宣扬无阶级的“爱”，言不及义的“文明”。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无阶级的“仁”“善”等。毛泽东晚年在强调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还对“批孔”作出重要指示的深远意义，就在于防止这种合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强化了知识的同时，也有弱化了灵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倾向。结果孩子们只知“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我担心，我们这一代人之后，中国被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打倒。因为毛泽东把我们照顾得远离了战火，避免了苏联的结局。这使我们没有国家“破产”的亲身体验，而这种体验，俄国人是完整的，美国人也开始进入了感性认识阶段。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我们接近成功，但成功又何尝不是失败之母呢？

1989年3月邓小平同志注意到我们文化建设忽视政治建设的问题，不无担忧地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8] 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全党提升文化强国能力的今天，仍有重温的必要。

注解：

[1] 百年战争（英语：Hundred Years' War），英、法两国在1337年至1453年的百余年间断续进行的战争。

[2] “费边主义”来自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

[3]《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首次出版于1859年。

[4]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通告·第一部分：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5] “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6]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7] 参阅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收录于《张文木战略文集》第4卷《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8] 邓小平：《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