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列宁一手创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立国将近70年之际轰然倒下，分崩离析。而这就给十月革命纪念带来一个难题：既然这场革命的直接产物是如此脆弱，那么这个事件在多大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值得今人纪念的伟大事件?

2010年，《新左翼评论》发表了该刊前主编、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长文《两场革命》。正如题目所示，安德森的努力是要比较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两场革命，探讨它们何以产生出了不同的后果：俄国革命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流逝，苏联最终在90年代初轰然倒下;而中国却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并在21世纪成长为惊人的经济体。安德森的说法是：“如果说20世纪受俄国革命的轨迹主导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事件，那么21世纪的形貌便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读者可以发现，安德森对中国革命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对俄国革命的评价。

　　在安德森看来，十月革命是一场极为迅疾的城市起义，布尔什维克仅仅数天就在俄罗斯的若干重要城市中成功夺权。俄国革命是以暴风骤雨的形式，对一个虚弱的政权进行了打击并且一次成功。但中国革命与此不同，革命者先建立割据政权并不断扩大，逐渐蚕食掉原有的政权的正当性和力量，耗时更长，难度也更大。

　　俄国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要比中国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狭窄。在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工人阶级在全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3%，布尔什维克也根本没有想到去组织占俄国人口80%的农民。而中共一开始模仿苏共在城市发动革命失败，被迫退到偏远山区，在那里，党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苏联，政权与农民的关系长期比较紧张，集体化过程也比较暴力。而在中国，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集体化，都要平和得多。

　　影响大众支持的的重要因素是革命之后社会的改善。在安德森看来，十月革命之后，内战接踵而来，让俄国陷入了比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还要糟糕的境况。而在中国，革命结束了内战，“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彷佛是一种救赎”。因为“在超过百年的岁月里，中国还没有看到过一个能够对外抵御列强侵略、对内维持全国秩序的中央政府”，而大众迅速感觉到，新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民众多年求之而不得的政府。

　　当然，内战之后的苏共曾经获得两次大众的积极支持，第一次是出于那些来自农村的新一代工人，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工业化运动中被动员起来;第二次是在二战期间，各族同仇敌忾，一致抗击纳粹入侵。但是，斯大林长期依赖恐怖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在中国，也出现过源于人为因素的饥荒和党内斗争的扩大化，但在安德森看来，在动机与后果上都与苏联的同类事件不同。在中国，饥荒源于官僚主义盲目性而非打击农民的目的，党内斗争更多诉诸群众运动而非克格勃这样的安全机构。在苏联，斯大林的整肃导致了苏联的第一代领导者几乎全军覆灭;但在中国，建国的领导者集体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安德森指出，中国强调教化而非强制的儒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塑造着党内斗争的风格，使之不至于像苏共内部那样残酷无情。

　　斯大林去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去斯大林化”的反弹。赫鲁晓夫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上的反复无常，也从未考虑对斯大林留下的以重工业为主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的行政官僚们拥有了轻松的二十年，但这种官僚化治理的结果，却是经济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调侃无奈的情绪四处蔓延。到80年代，中苏两国都在改革。但在中国，由于之前的运动的冲击，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推动经济改革，遭到了政党官僚们的抵制，而不信任其政党的戈尔巴乔夫试图寻求别的支持基础，搁置经济改革，率先推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架空了苏共政党系统的组织脉络，“成为了既游离于苏共之外却又凌驾于其上的个人统治者”。但是，苏共是能够将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捏合在一起的因素，如果苏共受到削弱，就很难遏制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最终，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与官僚体制已经受到政治运动很大的削弱，毛泽东也多次下放权力，从而削弱了中央计划。中国推进经济改革，因此不会像在苏联一样受到官僚集团的抵制。在国内，农民仍然支持党;在国外，中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导致在国外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革命中过来的领导人仍然掌握着领导权，他们的性情是列宁主义式的：激进、纪律严明、富于想像力。他们吸取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教训，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审慎的决议形成了新的政治共识。在80年代末，在负责党政日常运作的后革命领导面对风波犹豫之时，正是元老们果断出手，平息了风波。

　　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掌舵者比以往更依赖于打经济牌。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1990年代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安德森指出，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拥有完全的主权，在国内也拥有很大的力量，因此可以承受高水平外来投资和低水平农村生活，二者共同塑造了强大的出口制造工业。经济发展和外交成功带来了政治声誉的恢复，政府能够享有可观的非强迫的大众支持——按照安德森的判断，这种大众支持度比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代都要高。

安德森的分析，实际上放大了我们在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既然十月革命带来的苏联如此脆弱，那么纪念十月革命还有多大意义?如果中国革命已经比俄国革命更加伟大，那么何必要纪念俄国革命呢?

答案其实并不难找：不管中国革命多么伟大，它都是十月革命启发的结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就难以想象国民党的改组与共产党的成立，难以想象国民革命与北伐，更不用说之后的漫长的革命与战争。

　　中国推翻专制帝制的革命爆发得比俄国更早。列宁在1913年写了两篇文章《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指出：“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甚至认为亚洲因为这样的民主运动，已经获得了“先进”的地位。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革命者并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将“皇纲解纽”之后的中国重新组织起来。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落到北洋集团的旧军阀旧官僚手中，但北洋集团也无法完全控制局面，在袁世凯死后更是分崩离析，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状态。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从事继续革命的革命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自身呢?1914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采用的组织方式是要求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且要按手印。这一方式引起了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们的很大不满，许多人拒绝加入这个个人色彩浓厚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但采取的方式还是依赖一派军阀来打倒另一派军阀。但是，既然军阀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均势，那么这种策略就很难行得通。

　　十月革命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头，给中国送来了“旧邦新造”所需要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在1917年，中国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社会经济基础，都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割据与混战的军阀各自寻找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谁也无法吃掉谁;中国的地主阶级过去需要通过帝国的官僚制度形成横向的联合，但这个官僚制度现在已经碎片化，地主也在迅速地蜕变为“劣绅”;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服务于列强利益，而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列强商品倾销的压力而举步维艰。这些力量都难以领导中国的重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建立一种既能集中权力又能扩大民众参与的政党形态， 发动社会革命，凝聚起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而克服旧势力之间的毫无前途的均势。

　　 这种政党是新的政党。它不是中国传统的会党，也不是西方的议会党，而是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有明确的纲领，铁的纪律，成员效忠于党与主义，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因而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它又将自身镶嵌在社会革命之中，动员基层民众，在自身周围形成丰富多样的群众运动。它讲民主集中制，决策集思广益，执行雷厉风行。

有人把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也比拟成一个政党，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纲领。但与列宁主义政党相比，传统士大夫集团存在很大的弊端，历代士大夫权力比较大的时候，也是内部党争极其厉害的时候，而且党争经常会导致官僚机构运作的瘫痪，在这里，就存在着组织密集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同时，传统的士大夫集团能够吸纳个人，但很难吸纳整个的社会群体。而列宁主义政党在诞生之初，面对的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因此发展出了许多群众组织和统一战线的形式，将革命的潜在盟友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这样的党，并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贡献，而是列宁的贡献。列宁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组织革命。在苏联崩溃之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技术，仍然在到处被使用着。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是列宁遗产的直接继受者。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学习了列宁的组织方式，比如印度的人民党，它的意识形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其建党方式受到了列宁的深刻影响，在其政党的周围也围绕着一系列群众组织。甚至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政治力量，也深受列宁遗产的影响。只是许多人运用了列宁的发明，却不感谢列宁。像中国这样坦然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影响力的国家，并不多见。

　　事实证明，列宁留下的这一组织遗产生命力最为长久，在今日中国也保留得最为完整。但列宁留下的其他一些遗产，仍然在中国得到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但列宁作出了这一尝试。布尔什维克在一战过程中在俄国夺权，接下来又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但以顽强的毅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渐扩展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许多地方造成了革命的态势。对于那些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来说，当今世界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列宁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而列宁曾经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进行某种权变提供了先例。

　　列宁领导的革命与国家也深刻地冲击了19世纪留下的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为国际体系的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19世纪的国际秩序因镇压拿破仑而生，欧洲列强们为捍卫王朝制度而相互妥协，在内部避免战争，但在外部加强对世界的瓜分。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欧洲列强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日本才具有一等国的地位，相互之间可以签订平等条约，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属于二等国家，只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大量缺乏国家组织的部落社会，则成为列强直接征服的对象。列宁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秩序，号召被压迫民族与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并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联合起来。就此而言，列宁留下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遗产。苏维埃政权从未被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吸纳，而是对欧洲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构成一种强大的批判性力量，支持了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独立斗争，促进了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作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也得益于苏联的支持，中国革命过程中获得苏联的帮助(当然，莫斯科的干预也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代价)，在工业化初期更是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支持和援助。毋庸讳言，苏联自身后来逐渐蜕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力量，但不能否认其在历史上起到过进步的作用，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调，再也无法回到维也纳会议的原点，这就为许多弱小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赢得了国际空间。

　　在“民族复兴”的视野中，今人可以很从容地重述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政党组织、民族解放、一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留下的遗产。甚至列宁的国际主义的遗产，也可以在“民族复兴”的“平天下”维度上得以部分的吸纳。在此意义上说，列宁送给民族的信，中国已经收到，而且可以很好地传递下去。

       但列宁送给工人阶级的信是否还在传递，却存在诸多的晦暗不明之处。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目睹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新的科技的发展使得资本能够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和联合，但工人的联合却变得日益困难。在欧美，传统的产业工人正在萎缩。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针对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许多抗议都已经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人民”的旗号。但在这里，“人民”不过是许多异质的社会群体的简单聚合，缺乏内在的有机组织。列宁创造的组织形式，已经被用于有效地组织民族，但一旦被用于组织工人阶级，则会遭到相互协调的全球资本的无情压制。一种建立在劳动而非资本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今日更显得遥远。

　　不过，上文至少可以说明，列宁的遗产比后冷战时期人们一般设想的要来得更为强大，有一些内容已经进入到了人们“日用而不知”的阶段。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列宁的遗产虽然并没有变成物质性的现实，但以一种替代的可能性存在，被一些人向往，同时又遭到另外一些人的憎恶。这种替代的可能性，也参与了我们今日社会现实的构成，至少，它削弱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别无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宣称的正当性。

　　在十月革命一百年到来之际，有必要强调的是：今人决不能简单地将苏联作为列宁与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并据此认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十月革命遗产的破产。列宁来过这个世界，他在大地上留下了许多思想子嗣，而苏联只不过他留下的遗产中的一部分。在苏联崩溃之后，还有其他的子嗣存活于世，将列宁的思考和探索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