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关于列宁及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点击：作者：汪亭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发布时间:2016-10-22 1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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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水星清按】汪亭友老师深刻地指出来当前中国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错误思潮的形式、动机、手法、目的及其危害，廓清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揭穿了民主社会主义各种画皮。

　　列宁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刻意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出来，用各种“魔术”将之“变没了”，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今天的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内核，党的领导则无法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法维护，那么等我们的将是比苏联更悲惨的命运。

　　近年来，受苏东剧变以及国内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盛行的影响，一些人在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把虚无的矛头集中对准列宁及列宁主义。有人恶意散布片面的材料和谣言，捕风捉影地诬陷列宁是德皇的间谍，说十月革命是德国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有人把苏联剧变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攻击列宁把俄国引向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剧变说明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也验证了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彻底失败；还有人把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充其量只是列宁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列宁主义不是正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篡改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长期受此影响而误入迷途，因此，需要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指导地位。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谢韬，明确说“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写进我国宪法党章的须臾不能动摇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既然如此，一些人为什么还偏要在经过历史检验的完整严密的思想理论链条上截取列宁主义加以批判和否定呢？其背后的意图、逻辑、实质和危害是什么？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自觉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今天，围绕列宁及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澄清似是而非的造谣、污蔑和丑化，针锋相对地批驳其错误观点，显然是有着理论的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是为了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从形成和推动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谢韬、辛子陵等人的讲话和著述来看，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是为了进一步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官方没敢公开承认而已。

　　谢韬明确说：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00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00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2]

　　中国官方之所以不敢承认的最大思想理论障碍，就是指导思想里还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了列宁主义，进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对接，就能彻底搬除这个障碍，就能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就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同瑞典等北欧国家一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就能踏上民主社会主义这条“光明之路”。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名，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并加入社会党国际。

　　为达到上述目的，他们开始为民主社会主义唱赞歌：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制度竞赛中，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力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显示出巨大无比的优越性，体现并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首先拾起苏联剧变期间及以后国际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疯狂掀起的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浪潮的牙慧，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有利时机，大肆贬损丑化列宁的形象，鼓吹列宁主义失败论、崩溃论。在他们看来，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强行把落后的俄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使俄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后天失调”，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发生。苏联剧变不仅意味着列宁开创的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完结，也表明列宁主义这一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失败的理论当成科学的思想来对待，为什么还要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二、为达到上述目的，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

　　他们运用一切修正主义者和理论骗子们惯用的手法，极尽歪曲、造谣、诽谤之能事，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的某些论述，肆意篡改其本意，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上，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他们先从源头上割裂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把列宁主义孤立出来并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列宁主义。为此，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认为晚期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不仅否定了自己早年和马克思共同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且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3]

　　比如辛子陵曾提出要记住恩格斯的一段“93个字”论述，扬言“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还说这“93个字”论述表明恩格斯晚年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不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而且还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所谓“93字”论述出自恩格斯写于1886年2月25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一文。其实，细读恩格斯的“93个字”论述不难发现，他是针对年轻时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引发出来的议论，是对早年并不成熟的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恩格斯晚年多次强调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存在谢韬、辛子陵等人认为的那样：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革命原则，抛弃了共产主义，转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那一说。

　　然而，他们以上述无根据的揣测为依据，指责列宁别有用心地批判伯恩施坦为修正主义，无视甚至曲解恩格斯晚年的正确思想，认为“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列宁“要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以俄国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把红旗插遍世界。”[4]

　　在他们看来，种种事例表明，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是对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要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翻案，要恢复民主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

　　三、为达到上述目的，重拾苏联剧变期间丑化列宁、贬损列宁主义的论调

　　为进一步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一些人还重拾雅科夫列夫等人在苏联剧变期间丑化列宁、贬损列宁主义的论调，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恶意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列宁实施人身攻击。

　　苏联剧变期间，雅科夫列夫是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此人彻底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极端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不仅声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而且恶毒攻击自己曾热情歌颂过的十月革命，肆无忌惮地发泄他对十月革命的仇恨，认为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从此社会主义的大船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5]。“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

　　与此同时，雅科夫列夫赞赏“二月革命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变所取代，是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6]他还拾起早就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谣言，说列宁是德国间谍，拿了德国政府的巨额秘密资助，回国从事反对沙皇政权的暴动，还说十月革命是德国人策划的，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

　　苏联剧变期间甚嚣尘上的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思潮，完全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出于推翻苏共政权、颠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刻意制造的谎言谣言，是禁不起起码的历史事实的检验，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阴谋。令人不解和忧虑的是，这股思潮也影响波及到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盘接受这些错误观点，成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声虫”。

　　比如《炎黄春秋》在2010年第10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7]的文章。作者全盘转述一位应邀来华访学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潘佐夫）是2009 年出版的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以下简称“史书”）编撰者之一。据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介绍，该书原定由苏联时期以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著称的索尔仁尼琴牵头组织编写，但因为索氏年老体衰，便推荐了祖波夫担任主编，索还指导并审阅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仅从俄历史学家这一点介绍就可以看出，“史书”不可能客观公正地描述二十世纪俄国史，更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评价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肃反”、农业集体化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科学评价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事实也是如此。

　　据这位俄历史学家介绍，“史书”把列宁被描绘成“德国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他接受了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政变”，“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列宁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德国照准放行”。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而这些结论仅根据“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这些所谓解密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史书”对“十月革命”评价荒诞离奇：说什么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

　　在“史书”作者的笔下，“十月革命”俨然成了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破坏社会法治秩序的“恐怖”事件。为了突出列宁的“惨无人道”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恐怖”，“史书”突出强调了“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不仅编造事实说在“列宁安排”和“斯维尔德洛夫办理”下，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皇子，以及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而且还援引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8年在重新安葬末代沙皇遗骨仪式上的讲话，说“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

　　不仅如此，“史书”还认为，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说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还援引列宁写过的“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说明苏维埃政权不讲法治的“专横”“残暴”。还说，1918年—1922年2月被遍及全俄各地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杀害的人不少于200万。“史书”还匪夷所思地说：“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

　　此外，“史书”还把被列宁誉为“伟大的创举”的莫斯科—喀山铁路莫斯科调车站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自觉发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所谓“吃大锅饭，革命‘急性病’”联系在一起，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

　　据这位俄历史学家介绍，“史书”还全盘否定“农业集体化”，高尔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是苏联文化革命中造神气氛的产物，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发动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不存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有的只是“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通过上述的介绍，不难看出，《炎黄春秋》刊登的“颠覆”一文，彻底颠覆了苏联的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祖波夫以及潘佐夫，作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和鼓吹者，到处散布他们的观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颠覆”一文中，面对苏联历史上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见到同潘佐夫攀谈的中国学者有一丝一毫的质疑的记载，给人以他们肯定来访者观点的印象。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此文刊出后不久，便受到不明真相的网民的广泛传播，成为网络上错误散布苏联和苏共历史的重要源头。而且此文也被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用来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所谓“证据”。比如辛子陵如获至宝，2011年初他在某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段地摘引宣扬。

　　四、为达到上述目的，把苏联剧变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甚至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

　　目前，在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上存在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是从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为中心展开的。总体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会肯定列宁及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就必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相应地，也就必然否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与其同宗同源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与此相反，总体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定会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并由此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与同为丘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贯坚持并遵循的认识路线。

　　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伙人就是这么干的。苏联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先在历史领域大搞虚无主义，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否定共产主义学说，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抹黑人民领袖的形象，接着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继而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造成红旗落地、亡党亡国。这一过程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结束。

　　我国仍有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宣扬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论”，大肆鼓吹“去斯大林化”、“去苏联化”，声称“苏联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要求中国必须与斯大林模式“完全切割”，更有甚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攻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人断言，“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模式的本质是官僚垄断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有人恶毒攻击斯大林是“俄国的暴君”、“苏联的新沙皇”，“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允许别人客观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谁要是这样做，就要被他们咒骂为“斯大林主义的专制遗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势力”，甚至还被扣上“反民主”“反人类”乃至“反宪政”“反普世价值”之类的荒唐帽子。

　　与此同时，这伙人还设法肯定赫鲁晓夫，美化戈尔巴乔夫，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翻案。有人认为中苏论战的主要责任不在赫鲁晓夫。双方都有错，我们的错更大，因为我们是以极左反“小左”。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不是修正主义，他的“三和”、“两全”没什么大错。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更是推崇有加，甚至用它来解释我们的指导思想。

　　对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其“洗地”辩解。不但不允许批判是戈尔巴乔夫之流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耻叛徒，还说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没错，如果说有问题，那主要是具体措施不当。还说中国的改革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殊途同归，两者的方向和道路都是一样的，都在搞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方式、结果不一样而已。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始终坚持渐进的改革原则，因而避免了苏联改革失败的命运。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浅层次的现实因素，只有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逼走上放弃政权这个道路的。因为斯大林模式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经走到了尽头，完全丧失活力。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已经死亡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仅仅加速了苏联灭亡的进程。

　　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

　　这些主张背后往往都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其目的是要影响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方向和道路。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开脱罪责的，往往是要为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因为苏联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消亡的，必须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同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责任切割开来。为此，一要肯定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没错，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具体政策或措施上的不当；一是把苏联剧变的主要责任推给别人，主要是推给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推给列宁；或者干脆不承认苏联发生过“亡党亡国”。

　　还有的人是要为在中国搞西方的“宪政民主”寻找历史依据。在他们看来，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就是没有施行“宪政”，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如果按照他们开列的“社会主义宪政”这副“灵丹妙药”，苏联的“宪政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屹立不倒，像美国那样能“开万世太平之路”。其实，这个逻辑和结论非常荒唐。因为戈尔巴乔夫虽没有喊出“宪政改革”的口号，但他的那套做法恰恰符合西方宪政民主的理念和要求。他通过修宪废除了苏共的“一党专政”，在苏联确立了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经济领域也主张搞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所谓“改革”同国内一些人鼓吹的“宪政改革”如出一辙。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宪政民主”能够救苏联，而是“宪政民主”搞垮了苏联。

　　还有人是配合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需要，拿苏联问题说事。一些人对直接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顾忌，不敢明目张胆，于是便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否定列宁及十月革命道路，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甚至以“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为由，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根本指导地位。这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问题了。

　　我们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全面地看待苏联剧变，而不是为达目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断章取义，更不能站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上。

　　五、要科学地评价十月革命和苏联剧变的原因

　　所谓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说，是指把苏联剧变归因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搞早了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十月革命强行把落后的俄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俄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加上斯大林模式等“后天失调”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但追根溯源在于十月革命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才能进行，因此，十月革命也可以说是苏联剧变的“原罪”。

　　比如，有人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十月革命充其量是与争取社会主义无关的一次自发的事变。因为当时的俄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与无产者自发联合的行动，只能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一次自发性质的事变。而俄国的共产党硬把这次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来接受和发展，其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只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按照其本意它还要短命得多。人们完全有理由根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事实，对列宁主义做出最后的判决，完全有理由把苏联东欧的剧变归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产”[8]。

　　主张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当·沙夫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是同具备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一定形势相联系的。超越这个规律而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马克思所指出的、而人们却不能满足的主要条件，变成了正是在那些不具备相应物质条件的国家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病态的早产儿”。

　　产生这一观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马克思在早年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得非常成熟的英、美、法、德等国家首先并同时取得胜利，希望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带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在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调整与完善，克服内外危机能力的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革命形势，马克思在晚年又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条道路，即寄希望于东方落后国家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胜利。此后，在其他一些落后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领导本国人民也取得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连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与十月革命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终究要替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规律。但这个规律在具体的民族国家里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取得胜利以及怎样去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革命条件和革命形势是否具备以及具体形势的发展状况。

　　首先要具备革命的基本条件。所谓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

　　其次，还需要有有利的革命形势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谓革命形势，按照列宁在总结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时指出的：“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9]所谓成熟的马克思平义政党，是指“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0]。有没有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去准备和争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有一个成熟的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1]。

　　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几个方而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有一定联系，需要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但这不等于说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就越是成熟。换句话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事实也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搞起来。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要革命形势具备，有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落后国家也可以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与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还不发达，落后国家里的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还要解决和农民如何结成革命同盟军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和依靠农民阶级中的革命力量，并领导他们一道前进，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农民的国度并不是说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农民起来革命也并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如果有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是可以把农民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的。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农民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关键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十月革命正是落后的俄国革命条件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产物。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看，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有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具有社会性质，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俄国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有着有利的革命形势，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加上有列宁领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因此，还不能说十月革命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针对孟什维克苏哈诺夫以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至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由反对十月革命，曾作过非常有力的回击。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还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必坐等资本主义发展到足够成熟才革命，而是可以先取得政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至于说74年后苏联发生剧变的悲剧，更不是生产力落后的缘故。相反，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把苏联剧变的根源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归结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苏联剧变绝不是“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也不是因为搞了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决不是具体政策或措施上的毛病，而是在性质与方向上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在于：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党，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社会制度，把苏联的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了资本主义；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对待政治斗争，使得共产党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一味妥协，步步退让，最后在一定意义上是拱手让权。这一改革路线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毫无疑问，斯大林模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这些问题不带有根本性，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体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的问题，是通过正确的改革有可能妥善处理解决的问题。从整个苏联剧变的历程看，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说明了苏联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但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要发生演变，苏共必然要垮台。苏联剧变说到底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现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原本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导致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

　　苏联剧变充分证明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逐渐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被搞乱了，苏共的思想基础被瓦解了，苏联的社会失去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支柱。在此背景下，党内外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纷纷出笼，相互勾结，共同窃取了苏维埃政权，并摧垮了苏共，解体了国家。

　　2013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习近平书记的这一论断完全符合苏联剧变的实际，对中国共产党搞好自身的建设，旗帜鲜明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7页。

　　[2]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1页。

　　[3]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4页。

　　[4]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5页。

　　[5] [俄]《文化报》1994年1月19日。

　　[6]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页。

　　[7] 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3-87页。文内此处以下的引文均出自该文。此文的责编为“大名鼎鼎”的杨继绳。

　　[8] 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91、94页。

　　[9]《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10]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