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中国道路的启蒙之作——摩罗新著《历史的选择》序言

点击：  作者：林治波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5-03 11:01:53

 

       【导读】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回答以下问题：是走国民党的路好，还是走共产党的路好?究竟是国民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还是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是不是白忙一场?假如不革命是不是更好?他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假如没有它，中国是不是早就腾飞世界了?在西方列强和殖民者面前，究竟是国民党能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共产党更能维护民族利益?究竟是国民党更能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还是共产党更能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摩罗兄对上述问题的有力回答。

 

 

国庆长假前夕，摩罗兄来电邀我为此书作序，我实不敢当，惶恐之余要他另请高明。无奈摩罗兄一再坚持，只好从命拾笔，勉为其难。

(一)

结识摩罗兄是在微博上，因为志同道合，同声相求，故常有互动。今年5月，邀他来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和兰大新闻学院讲座，题目正是此书的主题——《中国革命的大逻辑》。这个题目，摩罗兄显然是做了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的，因此演讲不但观点鲜明，而且内容丰富，逻辑严谨，论证有力，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大家听了以后，都感到豁然开朗、深受启发。这虽是我和摩罗兄的初次相见，但因为思想相通，神交已久，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摩罗兄是江西人，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气质不是南方朋友通常的那种聪颖灵锐，而是温和朴厚，更像是一个北方学者。

今天的中国，由于经济利益多元化，加之西方的和平演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对立，分歧巨大。一方面，爱戴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依然存在，人数众多;但另一方面，诋毁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也大有人在，且可以畅所欲言、四处散播。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最应该具有共识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都受到了猛烈攻讦，而替汉奸买办鸣冤叫屈的言论甚嚣尘上，主张私有化、膜拜市场化、赞美资本主义，以及否定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赞美国民党和蒋介石并将民国誉之为“黄金时代”的言论更是汗牛充栋，司空见惯。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是非颠倒、善恶不辨的混乱状况，让大家倍感困惑和气愤。

摩罗兄在书中提及，前些年他回江西农村老家过年，跟村里一位兄弟谈起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不料，这位兄弟竟反问道：“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就一定是共产党的功劳吗?如果蒋介石没被共产党打垮，中国经济就不发展了吗?我们现在就不富裕了吗?没准会更好些呢?”

一位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的农民兄弟，居然提出了这样的反问，可见这种不良思潮的蔓延之广、影响之大，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种思潮实际上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化与政治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逼迫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回答以下问题：是走国民党的路好，还是走共产党的路好?究竟是国民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还是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是不是白忙一场?假如不革命是不是更好?他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假如没有它，中国是不是早就腾飞世界了?在西方列强和殖民者面前，究竟是国民党能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共产党更能维护民族利益?究竟是国民党更能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还是共产党更能引领中华民族复兴?

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摩罗兄对上述问题的有力回答。围绕这些问题，摩罗兄从揭露西方殖民历史真相入手，弄清了西方殖民者的各种殖民方式、殖民逻辑及其邪恶本质，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的大逻辑，以及中国共产党相较于国民党的高明与进步之处。摩罗兄深刻指出：

“中国革命之所以获得彻底的成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草根群体，避开了西方殖民者的洗脑，没有染上买办思维，从民族利益和人类公理出发，洞悉了西方殖民的逻辑，并且有针对性地找到了破解这种殖民逻辑的革命逻辑。”

这些逻辑就是：必须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以国家的力量来抵抗殖民掠夺和控制;后发国家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打破资本主义模式，摆脱附庸地位，另建发展模式;国家政权必须有能力消灭作为殖民势力代理人的买办阶级，并在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思路上杜绝买办思维;后发国家要想在殖民强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谋求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增长，必须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后发国家必须具备产业规划能力和与之相应的民族产业保护能力，这就必须具备与帝国主义强国对等谈判的谈判地位和平等协商的谈判能力。

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些逻辑，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也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有其必然性，更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在此基础上，摩罗兄进一步强调：

“中华民族最大的幸运是炎黄尧舜奠定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道统，中华民族更大的幸运是在民族需要脱胎换骨起死回生的危亡境遇中，出现了堪与炎黄尧舜并立，也唯有炎黄尧舜才堪与他并立的英雄子孙毛泽东。他是炎黄尧舜道统的继承者和升华者。他是再造中华民族并引领人类摆脱西方殖民势力奴役的伟大英雄。”

摩罗兄强调：“中国一旦被殖民势力拽入世界体系，她就必将砸烂这个黑暗体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而重造一个平等、和谐、光明的世界体系。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但西方列强见不得中国好，他们绝不允许中国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是由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和邪恶本质决定的。用摩罗兄的话说，“在西方统治集团的全部政治想象中，只有一种制度，那就是奴隶制度，绝无第二种。在西方统治集团的全部政治思维中，只有一种奋斗目标，那就是当奴隶主。”确实如此。当中国衰弱时，他们穿着军装来，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实行强盗式的殖民统治;当中国强大时，他们穿着西装来，采取各种看似和平的方式，进行隐秘的经济掠夺。书中，摩罗兄还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西方的殖民统治从来就没有结束，只是变换了方式而已。“现在是殖民的高峰。我们对殖民不要曲解，不要认为大炮打你，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才是殖民。以前西方殖民要派军舰，有风险，搞不好还要被搞死几个。后来，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军事殖民后，奠定了今天的世界结构，今天所谓全球化运动，其实就是西方殖民的制度化定型。”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汉奸买办正干着与西方殖民者里应外合的勾当，帮着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财富。因此，中国要独立、要发展、要崛起、要民族复兴，就必须清除汉奸买办思潮，打掉与帝国主义列强里应外合的卖国势力。不如此，中国就无法堵住财富外流的巨大黑洞，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意图与决策。

(二)

中国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中国革命的大逻辑》有力地回答了前一个问题，而涉及后一个问题的，是书中关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讨论及中国主流文化和文化战略、国家战略的构建。其中，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摩罗兄自信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是另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崛起，将会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人类和地球都将因中国崛起而面临一种新的命运——这才是中国的大目标。”

的确，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民族自信了。一方面是我们取得了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显现衰落的迹象。

在我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崛起、发展和鼎盛的阶段之后，现在已经处于下滑之势。今天的资本主义面临着无解的三大灾难性问题：

一是无节制的物欲崇拜与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导致全人类所追求的物质享受使地球已不堪重负，空前的生态灾难已经开始。

二是资本主义模式导致贫富分化加速演进，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之快超乎预料，惊人的贫富分化正在撕裂着这个世界。

三是看似美丽的一人一票，掩盖不了西方国家少数精英资本专政的实质，也掩盖不了由此导致的执政集团的短期行为倾向，其种种弊端日益显现出来。

用摩罗兄的话说，今天的西方病表现为三个方面：他们创造了高能耗、高消费的发展模式，极大地破坏了环境;他们用强权建立了一个极不公平的全球经济秩序，加剧了西方式的贪婪和罪恶;他们已经习惯于用精神极权主义和强盗主义统治世界，并从中受益五百年。

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了日益深刻的危机。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短期繁荣而导致的虚幻结论。面对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局，“历史终结”说的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失去了以往的底气。

而与此同时，顶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走过了60多年的新中国，不但没有崩溃，不但没有被落下，反而实现了国民经济与综合国力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录，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因此而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认可。

与历史大势相反动的是，颇有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依然坚持走西化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路线。对此，摩罗兄满怀信心地指出：“西方文化统治全世界几百年，给全人类文化生态和地球环境都带来了无法自我克服的弊病，而中国文化资源中，饱含着克服这些弊病的思想财富。”“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优秀资源，可以用来遏制西方癌细胞的扩张。中国人在治疗西方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哲学优势、文化优势、道德优势、体量优势和力量优势，中国人应该勇敢地肩起主治医生的责任。”

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呢?它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把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已有经验和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结合起来，那么笔者认为，中国模式应当包括以下要素，在此不妨列出以为摩罗兄之补充，并供大家讨论：

——领导体制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远比西方国家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

——意识形态上，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政治上，实行超越精英民主的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经济上，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超过资本，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价值观上，以“为人民服务”为各级政府、各种机构的核心价值观;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个人修身的核心价值观;

——所有制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

——国家与社会支撑上，以本国民众的和平劳动，而不是以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殖民统治等邪恶方式来支撑国家运转与民众生活;

——社会治理上，实行以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宣扬家国同构，践行德法互补;

——经济管理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

——科学技术上，以自主创新打破西方资本寡头的技术垄断，实现价格低廉的高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输出，造福中国人民与全人类;

——军事上，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非军队国家化，坚持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军队不是用于谋取霸权的工具而是用于保卫和平的力量;

——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与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不干涉他国内政，包容各国政治制度、种族与文化的多样性;

……

上述要素，有的已经做到，有的并未做到而当努力为之。中国模式究竟包含和应该包含哪些元素，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不过，仅仅从中国模式的上述元素和基本特征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其三重属性：一是中华文化属性，二是社会主义属性，三是借鉴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部分合理属性。因此，中国模式不是一个纯粹而封闭的模式，而是一个融通古今、兼容中西的模式。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潜力和底蕴去创造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人类和平生活和未来发展的新模式，这是中国的天定使命。完成这个伟大使命，寄望于中华民族，寄望于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探索与构建，那将成为中国人民对于全人类的莫大贡献。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模式，而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只要把中国的事情办成办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模式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一个自然的榜样。当然，一旦中国模式成熟成型并走向世界，各国也不可机械照搬、全盘“中化”，而应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犹如中国必须将马列主义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一样。

(三)

阅读摩罗兄的著作，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观念：如果说解放思想，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增强民族自尊、树立文化自信，坚决从西方文化的忽悠洗脑中、从对西方模式的顶礼膜拜中解放出来。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砸碎西方殖民者建构的、五四精英群体传播的那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图式，建构一种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世界图式”。“西方文明已经没有能力与地球村中所有其他文明平等地，和平地相处，他们除了像十字军那样屠杀(比如美国屠杀伊拉克)，像殖民者那样掠夺(比如制造经济危机)，没有第二种相处之道。他们是人类的劫匪，是地球村的癌症。”

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尖锐的阐述、多么痛快的抨击!

不客气地说，西方文明崇拜暴力，自视优越，以欺压掠夺为能事，在其本质上属于仍未完成进化的丛林法则;而热爱和平、崇尚道德、同情弱者、敬畏自然的中华文明，才是经过进化的人的文明。中国人民乃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只有从根本上认清这一点，才有可能打破民族自卑的枷锁。

与挣脱西化枷锁相应的是，中国人应该具有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因为，无论和自己的历史比，还是和他国的现状比，中国都干得不错。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史无前例的非凡变化。这些变化，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和一些媒体，依然缺乏民族自信，充满民族自卑，在他们眼里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更有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屁股坐在西方一边，胳膊肘朝外拐，他们以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中国的一切，见不得自己的国家好，甚至对爱国者进行诽谤攻击。在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已经固化为新的“两个凡是”。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凡是”，他们一概加以攻击和排斥。

崇洋媚外，在中国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洋洋大观的不朽文明。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却屡战屡败，甚至败给了自己昔日的学生日本，这对于中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中国的精英们，比如被摩罗兄批评的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丧失民族自信，开始抱怨自己的祖先，开始蔑视自己的历史，开始否定自己的文化，转而如饥似渴、饥不择食地学习欧美和日本，并为自己的国家确定了近代化、进而现代化的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体现。虽然这种思潮出于爱国救亡的良好动机，其否定中华文化的偏颇也属事出有因，但过度否定中华文化而导致的副作用时至今日仍在发酵。

“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摆脱列强欺凌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一代一代的中国爱国力量都在向着“现代化”奋进，以致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现代化”几乎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褒义词汇，几乎没人会对此提出疑义。然而，深思细想之下，我们奉之为崇高理想的“现代化”确有值得质疑之处。

在近代以来的民族自卑、崇洋媚外、民族失败主义思潮蔓延的背景下，中国人奉行的“现代化”在自觉不自觉中走偏了方向：将自己的历史文化视如敝屐，必除之后快——如废除春节、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等等，都是曾经发生过的荒唐事;而奉西方文化若神明，奉西方模式如圭臬，从“言必称希腊”，到“言必称苏联”，再到“言必称美国”，成为绵延上百年的潮流。走偏了方向的“现代化”成了实质上的西化，成为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陷阱。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崇洋媚外、否定祖先的言论假“现代化”之名以行之?有多少丧失自我、拾人牙慧的丑陋假“现代化”之名而为之?有多少诋毁伟大祖国、侮辱中华民族，甚至胳膊肘朝外拐的恶行，假“现代化”之名而肆无忌惮?

在当代中国，谋划并企图裹挟中国加入资本主义体系者，其堂皇而终极的借口也不外乎对外开放和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西方就是先进的代名词，就是现代化的样板和化身，中国的前途与出路就在于西化，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实践证明，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接的不是“轨”，而是“鬼”。客观地说，西方确有其可取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但问题是，把那一套全盘搬来，能够完全适合中国吗?犹如看到一个女人的衣着漂亮，换到另一个女人身上就一定合适吗?十有八九并不合适。然而，热衷于西化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不问青红皂白，硬要裹挟中国朝着这个方向狂奔。这，正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巨大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深刻而坚定的阐述，他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

记得济群法师讲过一句话：“无明中的众生，天天都在过着愚人节，因为他们把荒谬的生活过得欢天喜地、津津有味。”而崇洋媚外、膜拜西方的那群中国人，正是这种情况。他们被人洗了脑而不自知，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跻身于先进，掌握了真理。对于这些人来说，摩罗兄这本书堪称一本启蒙之作，而用以启蒙的，就是对西方殖民历史真相和西方文明本质的无情揭露，同时也包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优点和优势的分析评价。这种对比性的揭露与评价，振聋发聩，震撼人心，但愿对崇洋媚外者能有醍醐灌顶之用。

真诚的自由派，基于爱国立场认为西方体制优越而希望中国仿效之，其动机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照搬西方那一套不但于国情不合，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也不相符。在这方面，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的多党制，乃至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的“左”倾教条主义，都曾留下深刻教训，足为前车之鉴。实际上，当代中国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困境，都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膜拜资本主义造成的;都不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而是迷信西方文化造成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指出，有人削尖了脑袋要加入资本主义体系，但这种努力已经遭到西方列强的无情掌掴，已经宣告失败。何以言之?面对中国的发展，美日等反华势力围堵遏制中国的各种活动日趋加剧;美日等国基于反华目的的相互勾结愈发紧密;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前不久出笼的南海仲裁案和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更是暴露了美日等国指鹿为马的邪恶嘴脸和疯狂反华的真实面目。此其一。其二，曾经打着自由贸易旗号主宰世界经济的西方国家，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却实行双重标准，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之后，中国本应自动地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翻脸不认账，欧洲也耍赖不认账。就连体育比赛，也被他们用作打压中国的手段，此次里约奥运会凡是中国处于优势而裁判又能发挥较大作用的项目，中国运动员的成绩均遭削弱，甚至全军覆没。这说明，为了遏制打压中国，西方列强已是面目狰狞而无所不用其极了。

大量的事实警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会敌视打压我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依然会敌视打压我们。因为，他们只允许中国走殖民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充当他们的打工者和血汗工厂，而绝不允许中国走发达、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既然都会遭到打压，那么中国何去何从呢?当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一，只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符合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才符合我们的宪法和党章;其二，只有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和力量，而中国如果实现了内部的团结，任何外敌都不能奈我何。中国倘若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只能做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附庸和血汗工厂，况且中国内部会因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而矛盾重重、内讧分裂，那将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居高声自远，处静思乃深。潜心治学的摩罗兄站在中华民族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文化的结合问题，以及改造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等问题。

摩罗兄指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中国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则是公平、正义与和谐;而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步结合，锻造出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步结合，将会锻造出指导国际社会走向公平、正义、和谐相处的“大同文化”——这将是未来世界的主流文化，也是我们所要寻找和锻造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在此基础上，摩罗兄进一步提出将以孔子代表的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以马克思代表的西方经典社会主义思想和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这三种文化资源相融合，用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促进民族复兴，推进中国崛起。

这是高瞻远瞩的大视野，大胸怀，大思想。近年来，我曾经在和朋友的交流探讨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与摩罗兄不谋而略合。以笔者研究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似乎可以三十年左右来分期——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进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诞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进入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举办奥运会，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前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后三十年是邓小平时代，第三个三十年则应当是毛与邓相结合的时代。因为，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但毛泽东思想和前三十年的建设经验依然具有重要价值;而从后三十年的情况看，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腐败现象和信仰淡化、道德下滑的情况相当严重。有鉴于此，将毛与邓的精华结合起来十分必要——毛的理想+邓的实惠、毛的方向+邓的效率、毛的社会主义+邓的市场经济，我认为这两个三十年互补融合而成的新模式，就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比较理想的发展路径。

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更长远的未来，则需要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融合。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发动过批孔运动，其实际动因是毛泽东立足于人民立场与继续革命思想而反对儒家维护统治秩序的作为。在21世纪的中国，进行文革式的革命运动和大规模阶级斗争显然是不现实的，而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则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孔夫子与毛泽东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可能——一方面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是儒家思想的主旨;一方面大力倡导为人民(而非统治者)服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要义。毛泽东与孔夫子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对立，但双方也有契合与互补之处，将两者的精华提炼出来进而加以融合，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实际上，在包括摩罗兄、笔者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里，孔夫子与毛泽东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孔夫子并非仅指儒家，而是代表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改造中国教育，摩罗兄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将中国经典纳入基础教育，将先秦诸子百家及后世各个流派，都看作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在基础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中享有尊贵地位;给学生讲一讲西方殖民史和精神专制史，能够打破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人种崇拜，当西方人讥讽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随地杀人的种族;给学生讲一讲赤裸裸的国际关系史，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谈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实际上是在助长中国精英的愚昧倾向，将来办理中国外交的，难免还是李鸿章那一类幻想家;设立奖学金培养外国留学生，因为美国人通过胡适给中国人引导的坚忍不拔的亲美崇美倾向，远超过投到日本的原子弹和庞大军队所逼出来的心理效果。

关于改造中国学术，摩罗兄主张中国学术不可做西方学术的跟屁虫;对于世界历史必须具有中国立场;不可按照英美口径评价苏联、德国和日本;不可按照英美口径自我否定;不可按照英美口径评价中国近代史;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必须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并与政治、经济联姻。

我以为，这是一等一的真知灼见，也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应做而未做，故急需补课的事情。

更为精彩的，是摩罗兄对于梁启超、鲁迅和蔡元培等人的评价。他说：“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鲁迅的体验有点像犹太民族亡国以后的体验，绝望而又凌厉。只是犹太人将这种凌厉刺向外人，耶和华颇有杀尽天下之慨。鲁迅则将这种凌厉投向国人，天天批评国人不争气。其实中国两百年来的奋斗和复兴，是一部极其光辉灿烂的历史。在全世界抵抗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历史中，中国的表现为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世界第二的成绩为什么还非得沉溺于失败的悲情之中?五四一代学人从这世界第二的成绩中大谈我们的劣根性和奴性，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是满嘴文人腔而已。当然，鲁迅他们是爱之太切，才责之太深。梁启超在中国最屈辱、最绝望的时候，依然具有博大恢宏的气度和不可战胜的自信，依然具有明察事理的冷静和心理力量，他基本上没有自虐心理。他亲自经历了清末明初中国传统社会崩溃的整个过程，完整地体验了中国走投无路的痛苦，可是他依然怀有‘飞龙在天’的阳刚豪迈之志。梁启超才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被月亮照得太久了，现在应该体验一下阳光的朗照了。”

对于上述评价，我深以为然。鲁迅，在微观上有深度，但尖锐有余而气度不足，这是其局限所在;梁启超，在宏观上有高度，虽痛苦郁闷而依然不失民族自信，这是其可贵之处。摩罗兄感叹：“现在的中国读书人，都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的继承者，充满了自虐和自轻自贱倾向。中国人在月亮下自虐太久了，太需要到梁启超那里晒晒太阳了。”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摩罗兄做了两个方面的评价：第一，五四时代，西方殖民者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是天下大势。中国只有主动归顺到由西人所控制的世界体系中，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寻找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批评五四时贤的同时，依然必须承认他们是指引中国起死回生的民族英雄。第二，五四时贤一面号召全盘西化，建构西方文化和人种的道德优势，一面也十分清楚西方势力殖民掠夺的本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如陈独秀、鲁迅)是白天哄着国人要向西方文化行礼跪拜，表现出明显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晚上则对于殖民掠夺者发出狼一样惨厉的诅咒。陈独秀后来更是发起社会主义革命，以图彻底摆脱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与掠夺。必须同时讲清这两面，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五四时贤和新文化运动。

摩罗兄还告诉我们：“正是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国的选择沉稳一点，则文化领袖一定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诞生的。”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如此犀利、如此深刻和清醒的评论，摩罗兄为我等所仅见的两人之一，另一人为纪宝成。在此，值得补充的是蔡元培之事，人们通常所了解的蔡元培是戴着五四新文化旗手和北大兼容并包光环的人物，而其实，他不但是切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脉络之人，还是蒋介石“四一二”反共大屠杀的幕后策划者之一。蔡元培的“民主”光环之下，实为另一种风格的专制。

关于多党制。摩罗的看法是：“假如中国搞多党制，就说两党制吧，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这给美国控制中国带来太多的机会。中国现在没有合法的反对党，美国还在用新疆西藏地方势力来要挟中国，如果中国有合法的反对党呢?美国拿这个党打那个党，又拿那个党打这个党，两党都会像台湾政党那样成为美国标准的附庸。那样的话，中国所受的控制会比今天深，所受的损失会比今天大。”这是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

书中类似的精彩之笔，随处可见，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五)

当今中国新左翼的主张，如果条分缕析地展开论述，可以满载五车，洋洋大观，但如果加以提炼概括，其实也简单，那就是：目光向外，热爱祖国，这是爱国主义;目光向内，服务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目光向后，尊崇祖先，这是民族主义;目光向前，世界大同，这是共产主义。摩罗兄及所有新左翼人士的阐述，尽管不会完全一致，但归根结底不外乎这四个基本点。那么，新左翼的立场排斥改革吗?当然不。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改革，主张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欢迎一切有利于政治上人民民主、经济上共同富裕的改革。新左翼的立场排斥开放吗?当然不。为了富国强兵的百年理想，他们主张开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和技术，以推动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新左翼所反对的改革，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损害人民利益、只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广大民众、丧失了人民性的改革;新左翼所反对的开放，是打着开放的旗号出卖国家利益、削弱民族产业、丧失了自主性的开放。简言之，改革的人民性、开放的自主性，是改革开放的最高价值观。我们之所以堂堂正正、旗帜鲜明地坚持这种主张，是因为它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符合新中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章的内在要求。

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人“得温饱而失信念，入小康而迷方向，有实力而无灵魂”，是这个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金钱崇拜、物欲横流的必然结果。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工农大众已逐渐被边缘化，而资本的魔爪已是无处不在，资本的控制正在向我们走来。资本，是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利润的，因而是反人民的;因为反人民，所以他们是孤立的;因为孤立，所以他们必然勾结西方帝国主义，以出卖国家利益来维护其国内统治和既得利益。对外的卖国主义，背叛爱国立场;对内的资本主义，背叛人民立场，就是资本统治的必然逻辑。如果站在祖国立场和人民立场上，就绝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在中国重现。一旦这种局面在中国重现，就意味着中国经过一场波澜壮阔而代价巨大的革命之后，又回到了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致力于恢复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革命优良传统的、符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所有言论和作为，都不是倒退，而是拨乱反正。用习总书记的话说，这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所谓“初心”，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惜流血牺牲而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残酷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历史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初心我们更是不能忘记，如果忘记了、背叛了，中国革命就真的白干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挑战与大机遇并存的时代，这是巨变的前夜。 从国内看，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实力、国际的地位都有了显著提高，中国由任人宰割的历史最低谷而逐渐上扬，而今步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但是，我们是将六十多年的发展成果归于人民分享，还是纳入富豪囊中?是沿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还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上资本专政的邪路?经济上，如何节制资本而维护人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如何逐步实现超越精英民主的人民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国内挑战。

在国际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削弱，中美角色互换的大剧已经拉开帷幕。中国最终能否突破西方列强围堵实现民族复兴?能否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而为全人类创造一种更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公平发展的新模式?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国际机遇和考验。

对于国内挑战若应对得当，实现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的全面成功，那么中国就能够抓住难得的国际机遇，进而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在崇洋媚外的公知们眼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自卑惯了、跪拜久了，根本不相信——甚至不愿意相信中国能走到这一步，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已经开始发生并将继续发生。

当然，处于巨变前夜的中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有可能渐入佳境，也有可能掉进深渊，变好变坏、何去何从关键在于中国自己的作为。

怀忧国爱民之心，执如椽点睛之笔，献强国富民之计，这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摩罗兄。作为赤诚的爱国者、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摩罗兄一方面坚持爱国立场，发表爱国言论，与汉奸买办势力作斗争;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和立场，与攻击社会主义、诋毁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作斗争;与此同时，还深怀着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尊崇仰敬之心，开办俊德堂，亲自为孩子们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这是真正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担当。阅读其文章之后，深感摩罗兄温厚和悦的外表之下，包涵着一颗壮怀激烈的内心——立场坚定、头脑清醒，爱憎分明，论述有力。

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上赞同摩罗思想观点的人为数众多，只可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并无话语权。能够系统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有机会昭示于众的新左翼学者为数不多，在官员和学者中尤其少见——因为他们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点，被西方观念洗脑最为严重的恰恰就是这两个群体。更为难得的是，摩罗兄眼界高而胸怀广，无偏执而有包容。他不但爱国，更爱民——主张藏富于民，且在爱国爱民的基础上，尊崇祖先以及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他不但肯定儒学，也主张学习、研究、弘扬诸子百家;他不但爱戴毛主席、讴歌开天辟地的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肯定邓小平、赞扬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因如此，摩罗兄是高屋建瓴、弥足珍贵的学者。笔者在希望摩罗兄更多地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希望涌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随着形势的变化、教训的增多、思考的深入，相信民众中的觉醒者会越来越多。而爱国爱民的觉醒者，正是确保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祛邪愚、走正道之希望所在。

犀利、深刻、一针见血、大义凛然，读罢这本书稿，可以体会到摩罗兄的信仰追求、思想深度和民族气节。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充满了独到认知，充满了建设性思考，洋溢着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热爱和赤子情怀。这本大作，不但是对相关历史的剖析评论，也是对糊涂认识和歪理邪说的有力批判和矫正，更是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华民族未来前景的洞察预见。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好书居然不能够在内地出版!由此联想到我自己的境遇——一本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主张对日强硬的书稿，也被外交部审读人判了死刑而不得见天日。与此反差巨大的是，一大批挖中国祖坟的历史虚无主义书籍，讴歌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化的书籍，为汉奸买办鸣冤叫屈、作翻案文章的书籍，甚至连汉奸胡兰成的文集，统统毫无障碍地出版了!这不禁让人迷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怪现象?这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细思之下，深感忧虑。

但不管怎样，这本书总算曲折面世了。遗憾、感叹之余，还是建议我国领导人和广大知识分子能够谦虚而专注地读一读这本应为主流而未能成为主流的启蒙之作。尽管我不能保证摩罗兄书中所言句句正确无误，也不能要求大家完全认同摩罗兄的主张，但我深信阅读本书之后，大家至少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醍醐灌顶、收获匪浅、大有裨益!

【林治波，察网专栏学者，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兼兰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