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中山大学教授李淼反驳朱清时院士利用量子力学支持佛教世界观之后，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投文《知识分子》，阐述他对科学与宗教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与宗教遵循着不同的理论进路，即使用科学来解释佛法，只能把“微妙精深”的佛法庸俗化，既不能为佛日增辉，也不能给科学添彩。

《知识分子》欢迎来稿，讨论量子力学与佛教，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同时，《知识分子》将就此话题于5月组织一次公开对话，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向斌与中山大学教授李淼作为嘉宾参加，敬请关注《知识分子》的直播通知。

撰文 | 邓耿（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生）

朱清时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物理化学界前辈科学家，又是声名卓著的教育家，为学为教都成就斐然，原非小子所能置喙。然而虑及道理所在，原不论先生后生，因此不揣浅陋，写了这篇小文，只为求实辩理，非欲论评长者，祈望海涵。

把现代科学的最新进展（如量子力学）同传统宗教经典中的某些观点联系起来、进而得出“自然科学与某某宗教殊途同归”的结论，并非是朱先生首创，所谓“量子佛学”的名词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过援引科学事实解释宗教教义的实例，甚至面相学、占星术等等领域也有引科学以自重的趋势。这种思维方式一般是：科学研究得到的事实，我们（宗教或迷信）早就通过自己的方法得出了，现在是我们站在山顶上以逸待劳，等着你们（科学）从山下来殊途同归。

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宗教与科学到底是不是“同归”，而在于是不是“殊途”。一般而言，“殊途”是显然的，支持宗教的人士大多数也认同，宗教与科学遵循着不同的理论进路。于是科学界反驳的焦点，常常放在了“同归”上，力图说明宗教并没有真正揭示出科学结论、或者科学结论不同于宗教断言。但宗教经典文本常常晦涩模糊，解释方式多种多样，而科学事实又始终处在新陈代谢之中，执此衡彼，难免有刻舟求剑的危险，令观者陷入新的困惑。其实，科学工作者就算承认了“殊途同归”，也无妨于科学本身的地位。

我们姑且假设“同归”成立。以量子力学与佛学的关系为例的话，“同归”可以认为量子力学中波函数随观测发生的坍塌与佛学中的原理是等价的，量子信息也就是佛学中说的灵魂。那么我们马上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佛教经典和教义中早就包括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那么为什么没有佛教大师根据佛经做双缝干涉实验、研究分子光谱？它们可是量子力学成立的最早、最经典、最直接的实验证据呀。

答案很简单：因为佛教大师也不知道到底那一句佛经揭示的是量子力学的真理，只有到量子力学被科学家建立起来之后才恍然大悟。看过《西游记》的大概都知道，神话故事中的佛经分三藏，“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事实上，仅汉文化地区历代递修的大藏经就不止一藏之数。宋代《开宝藏》共5048卷，金代《赵城金藏》共6980卷，清代《乾隆大藏经》共7168卷，现代的汉文《中华大藏经》仅正、续二编就已经超过23000卷，字数则在四亿以上。如此繁重的卷帙，势必令人难以把握要旨。

更麻烦的是，虽然佛教徒都奉佛陀为教主，但对教义经文的理解各有不同，甚至对经文的真伪也有争议。整个佛学体系，大的方面分为大乘、小乘两部分，大乘讲求解脱众生、证悟般若，小乘讲求证得阿罗汉果位。大乘佛教里面主要又分中观和瑜伽两大法脉支流，它们对意识的有无就意见不同，“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化；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义净三藏法师《南海寄归内法传》）也就是说，中观一支否定一切俗有存在，非无非有；瑜伽一门则认为一切世相乃是阿赖耶识变现所成。但不论如何，建立证信基础都要从“破我执”出发，勘破物我皆空、世相皆幻的真谛，以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第十四品“离相寂灭分”）的境界，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至于唯识宗所强调的阿赖耶识，与人的意识并非是同一范畴，而是人的各种感官和意识的种子。

在此基础上，中土大乘佛教又演化出十余个宗支，其中代表者有禅、净、密、律，所奉的核心经典不同，教义也各有不同。例如最广为人知的禅宗语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坛经》“行由”第七节），显然否定了人的主观意识和灵魂是真实存在。即以《楞严经》义而言，乃是世尊开示破魔修法的殊胜之道，先破除六凡三圣之种种世相妄想，然后破我法二执、以显真如，进而达到如来甚深三密不可思议的境界。“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云云，乃是佛陀说法破除妄想的一句话头，经由此要达到的真正甚深般若是“不可思议”无上法门，恰恰是不能通过意识层面的“思议”去想象的，与量子力学中的意识和测量毫无关系。所谓“意识造成了物质世界的存在”，本来是佛陀批判的妄想境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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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单单从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和教义中找出一两句只言片语，将其与量子力学比附起来，只可能是今天我们认识了量子力学原理之后的“马后炮”，不能证明佛教已经开创了量子力学，更无助于历代佛教徒们研习和应用这一“量子佛学”。我们就算承认了“殊途同归”，承认那只言片语确实是佛陀当年领悟了量子力学后的开示，这种知识也是毫无实证效力的：既不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也不能指导精神世界。而佛教讲求的就是要在世相流转甚至是外道邪魔的诱惑中证悟佛法，否则即使开悟的信仰也不能够坚牢。非要引用佛法来解释量子力学，反倒真有可能入了佛门的外道。

那么科学与宗教的“殊途”体现在何处呢？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即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工具》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得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以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科学的内容总是包括来自直接认识的知识（实验）和来自系统总结的知识（理论）两大部分，后者来自对前者的正确归纳，又可以演绎地得到前者，并对未知知识给出可证伪的预言。科学发展的过程一般是从实验得到知识，对知识进行正确归纳得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验发现新知识。这就把抽象的思辨和实证关系颠倒了过来，使得自然科学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实证主义要求科学知识应当遵从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无增实体”，后来卡尔·萨根把这一原则通俗化成了“车库里的喷火龙”：如果我说我的车库里有一条隐形的喷火龙，但不管用什么实验手段都无法检测出来，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条龙并不存在。实证主义的原则是，我们只能承认和相信那些经过实证检验的事实，而非经实证检验的只能暂时不信，即使它们有可能是正确的。“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注2】，但在显微镜发明之前，我们常人谁也不能用肉眼看见水中的虫，即使佛陀确实开了佛眼、看见了小虫，但对我们常人而言，这“八万四千虫”就是车库里的喷火龙。一般人可以怀疑水中是否有虫，自然也可以相信佛陀的开示、认为水中确实有虫，但科学的态度是不相信那些未经实证证明的假说。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列文虎克不是通过显微镜看到了水中的微生物了吗？这不就证明了佛陀的天眼是真实的吗？科学不也有先猜想后证明的发现吗？”这样的疑问混淆了先验判断和科学假设。先验判断并非是从其它业已为实证证明的知识出发做出的逻辑推论或合理归纳，而是基于先验知识——非经实证获得的知识——的一种断言。例如佛陀所说“一钵水中有八万四千虫”，这既不是佛陀研究了一般天然水中的微生物分布密度后计算得到的结论，也不是佛陀用显微镜观察计数的实验结果，而是佛陀用无上般若观照客观世界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先验判断。而科学假设则不然，其出发点是其它业已为实证证明的理论或实验结果，得出它的方式是演绎或归纳逻辑。例如列文虎克利用光学原理发明了显微镜，又用显微镜观察了身边各种水样，都发现了其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于是他可以假设道：“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一切水体中”，这是从实验出发、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科学假设。

先验判断和科学假设都可能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只要这样的判断是一个陈述完备的命题。例如，只要我们界定明白了“一钵”的体积、“水”的来源、“虫”的计数标准，就可以用显微镜检验一钵水中是不是真的有八万四千虫。反之，如果我们在某地送来的水样中没有观测到微生物存在，也可以证伪“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一切水体中”这样的科学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相同。因为先验判断来自于非科学知识，是自外而内进入到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在被实证证实之前它始终不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最多只能称其为“元科学”或者“潜科学”。即使科学实证证实了先验判断，也只是将先验判断的命题本身变成了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能由此得出先验判断的来源也是科学知识的结论。还以“八万四千虫”为例，我们即使证实了水中有八万四千虫，也不能由此得出佛陀确有佛眼神通的实证结论，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水中有八万四千虫”这条科学知识，在实证科学体系中，无需佛陀的佛眼，就能从其它科学理论和实验知识得到。

科学假设的来源则是业已经过证实的科学原理或实验结果，例如爱因斯坦根据迈克尔逊实验得到的光速不变这一实验知识，提出光速不变原理，构成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一，并进而得到质能方程E = mc²，后者在核聚变和裂变实验中得到了证实。这种来自科学知识的假设实际上应当被称为科学预言，是科学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果之一。科学预言可以被证实，也可被证伪，而后者对科学发展而言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假设被证伪乃是挑战既有原理、进而完善科学的进路。迈克尔逊之所以要进行光速测定，就是为了证实十九世纪流行的以太假设，但他的实验结果恰恰证伪了以太假说，这就给了相对论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科学是由科学家们研究的，但科学家并不等于科学，并不是科学家提出的所有命题都是科学假设。“人的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的量子纠缠”这个命题，虽然其中有不少科学名词，但它过于模糊，目前不能称之为科学假设，至少不能称之为一个表述完整的科学假设。要令其完整，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命题中各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然后进而建立一套可实证的实验方法对其中所谓“量子纠缠”与“意识”的关系细节进行深入研究：何为“意识”？如何判断意识的存在与否？是什么样的原子/分子在大脑中发生量子纠缠？以什么方式进行量子纠缠？如何从实验上说明量子纠缠与意识存在关联？等等。科学家的确不能从自己的先验经验出发否定这个命题，有可能在未来它就成为了新的科学真理，但在实证证实之前，我们也不能选择相信这个命题。

由此还可以看出科学不同于宗教的另一个重要之处：科学从不自视为终极真理，总是“从真理走向谬误”（萧伯纳语），而宗教始终自命为终极真理、不可更改。当科学假设被实验证伪时，科学原理便要随之调整，旧的科学真理为新的科学真理所代替，使得人类的实证认识不断逼近客观真理。而当宗教的先验判断被证伪时，支持宗教的人士不是变更宗教的教义，而是为之发掘种种辩解的方案。例如佛陀所说婆娑世界由四大部洲组成，与现代天文地理知识不合，便有人说佛陀是随缘开示、当时大众不能理解深刻精微、后世流传又有文字错讹、难免会偏离真相。总之，教义永远正确，错误的是诠释。而科学则不然，它永远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

有趣的是，科学的这种新陈代谢发展进程反而也会被宗教或其他非科学思想利用来否定科学。他们的逻辑常常是：“科学事实也在不断变化当中，牛顿的那一套，不是被爱因斯坦用新的一套代替了吗？随着科学发展，谁知道真理会不会早已掌握在教义手中了呢？”这种观点利用了科学不能承认自己是终极真理的谦虚，来鼓吹宗教的盲目自信。的确，即使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讲，这样的假设也并非完全不能成立，有那么一种可能，未来的科学会发现，宗教或者其它什么思想揭示的确实是这个世界的真谛，即使这种可能性十分微小。

但承认这种假设对人类认识真理并无助益：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将认识真理的方法从实证变成了思辨，而后者在宗教中被进一步垄断为法王教主、高僧大德的特权——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是看不见水中的八万四千虫的，只有大神通的佛陀才能。但是，基于实证的科学则不然。只要发明了显微镜，只要是视力正常的人都立即能够实证水中存在的微生物。科学实验的现象和结果不因观察者的身份、地位、思想境界高低而改变，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科学训练理解科学、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科学带来的各种技术发明能够实实在在地普惠众生，让即使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获取到那些本来在神话传说中才能获得的神通大能：日行千里、万里传音、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等等。

实证科学最大的社会意义，就是将被宗教大师、迷信祭司垄断的解释自然、操纵自然的能力解放出来，交给任何一个普通人，这过程不需要任何慧根高低、灵性禀赋做前提，即使他们不理解科学的精深细节，也可以按图索骥。通过实证，科学把历来被宗教和其它前现代意识形态神秘化的世界重新改造为人人可以认知、理解、改造的客观存在，即对世界的祛魅。通过科学实证完成的祛魅，是人类社会向现代性演化的动力之一，打破了大众与传统精英之间的知识和能力壁垒。在宗教那里只有大师们才能登上山顶的崎岖小道，被科学改造成了人人可以阔步前进的坦途。

当然，宗教自有其社会价值、理论体系和信众教团，原本也不需要科学为它站台。我们并不否认，宗教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所有方面）都走在科学前面。我们甚至可以允许假设，科学真理发展到尽头就是宗教揭示的世界本质，尽管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很渺茫。但这并不是用科学支持宗教的理由。即从佛教自身道理而论，科学不过是研究六道轮回中的世谛俗法，佛法才是教人解脱生死、跳出轮回的出世真谛，用科学来解释佛法，反倒是把微妙精深的佛法庸俗化了，既不能为佛日增辉，也不能给科学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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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累积的知识和文化早已不是个人所能通晓的了，即使是某个领域的顶尖大师，也不可能同时精通其它所有领域，“学而优则仕”越来越不现实，“术业有专攻”才是常态。所谓“科学与宗教在最高层次上是相通的”，或许它们在某些宏观结构或美学价值上有可比之处，但绝不是说殊途同归的科学与宗教可以划等号，更不是说站在领域顶端的大师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跨界到别的行当。科学家不必替宗教教义强为解人，更没有必要援引科学为宗教张目声援。

传说当年达摩老祖与梁武帝话不投机，于是北上弘法，拔根芦苇就横渡了长江，但后来从未有人重现过这一奇迹【注3】。我们不反对达摩老祖天赋异禀，因为毕竟谁也没有亲见亲闻当时的情景，但事实是，现在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以各种方式横渡长江，既不需要甚深般若，也不需要大士推舟。至于当年，达摩老祖到底有没有一苇渡江，又是如何靠着一根芦苇渡过长江的，纯粹是一个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问题，或许可以给他颁发一个“第一个横渡长江”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这并无碍于科学的价值。我们确实学不到达摩老祖的佛法神通，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学。因为科学走的是天下人都能走的康庄大道，宗教和迷信的道路则并非如此，就算他们捷足先登，也无损于科学开辟的实证之路的光辉。

【注1】《楞严经》的真伪，至今尚有争议，不能确定其是否为佛陀所述。

【注2】此偈语来自《毗尼日用录》中所载的“饮水偈咒”：“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诵此咒，如食众生肉”，也不能确定为佛陀所说。此外，“八万四千”本是佛经中常见的一个大数，并非精确所指，而只是略指其数目之多。例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厌身品第七”有“亦如大肠，八万四千虫所住故”，又如《贤劫经》“诸度无极品第六”有“以能具足度无极，便已备悉八万四千众要上业，八万四千诸总持门自然达矣。”

【注3】“一苇渡江”的故事在《诗经·卫风·河广》中就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孔颖达疏为“言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苇也。”达摩渡江的传说，或许就是由此演绎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