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正处于国际化进程的关键节点。通过国际化,我国既可能因制度和价值观等精神元素的魅力征服世界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也可能由于无知觉中认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等精神元素而再次臣服于欧美。因而,认清当前国际化主流上呈现的资本主义化本质,理清其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找到抵消其负面影响的方法,并借力推动我国制度和价值观等精神元素的国际化,对我国国民坚守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信,重要的是要理性看待国际化,认清其对我国的影响,辩证借鉴其长处。
我国正在推进的国际化包含两个方向,一是我国各方面的改革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范本和标准并推行的国际化,二是我国各方面的经验、技术等走向其他国家的国际化。第一个方向是我国国际化的主要面,对我国影响广大且深远,需要特别关注。第二个方向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努力推进。本文旨在分析为何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个方向的国际化。
一、第一个方向的国际化的实质是欧美化
所谓国际化,是国际社会化的简称。国际社会化即是指世界各国排除自身有形和无形国界障碍,使人、财、物畅行于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无国界社区的过程。
理想状态的国际化,作为行为主体,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即一方面发挥该国自己的优势,扩大自身影响,获取更多收益,改善国民生活;另一方面立足该国自身,学习他国优势,弥补自己不足,促进社会发展。国际化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国家间相依相长,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它得益于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
然而,现实中,由于国家的发展程度和软硬实力积累存在很大差异,国际化的行为主体——国家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具体国家的国际化,整体基本呈现单向流动的局面。对于大而强的国家而言,国际化进程主体上是一个将自身优势向其他国家输出的过程。对于小而弱的国家而言,国际化进程主体上则是借鉴和引入其他国家优势的输入过程。显然,不同实力的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权利是不同的。大而强的输出国自然获得国际化的主导权,对输出的内容、价格、方式等拥有决定权。小而弱的输入国则只有是否接受输出国输出的内容和条件的权利,没有任意选择输入内容、价格、方式等的自由。
国际化可以分为两类,即以人、财、物等物质元素的跨国流动为主体的国际化,和以价值观等精神元素的跨国流动为主体的国际化。前一类是自发状态的国际化——由民间主导,以货物的跨国界流动为主要推动力。后一类则是自觉状态的国际化——由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目的地促使自身价值观等精神元素走出国门的国际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化基本属于第一类的国际化。第二类的国际化,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我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第二次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带领欧洲大国推动的国际化。前一次因为随后明朝的衰落而失败。第二次则正在全球进行中。当人类社会完全受第二类国际化支配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真正到来。届时,不同族群、国家间要么会因彼此的价值观等精神元素的差异太大,无法统一意见而引发混战;要么会普遍接受一种真正具有普世意义,并能给世人带来和平和安宁的价值观而实现全球大同。
当下第二类的国际化尚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整体都呈现出两个层面的跨国流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定国际贸易、金融、外交等制度推动本国物的跨国流动,通过物的跨国流动带动本国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等精神元素的跨国流动。这种情形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正式开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凭借长期对殖民地和本国印第安人的掠夺和剥削,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而积累的巨大物力、财力和人力,开始着手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它利用世界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期待心理,推出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政治机制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世界金融机制安排,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世界贸易机制安排,并利用欧、亚国家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的时机,向欧、亚主要大国输出了携带意识形态等精神元素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际机制构建和具体实施,由美国主导的自觉状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式开启。随后,恢复元气的欧、亚资本主义强国也加入到这一国际化进程中。
当时的这类国际化的范围,基本局限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亚、非、拉、澳等国家。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始,这类国际化则伴随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正式向世界非资本主义国家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当下国人价值观混乱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推这类国际化的直接或间接成果。经过60多年的强推和渗透,当下的国际社会,无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制度领域和精神领域,游戏规则、社会进步标准、理论研究方式和方法等基本都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主导,并以其为范本。相反,其他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的国际化几乎都是泥牛入海,不见踪迹。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的国际化,实质是一个按照其自身战略诉求,在全球强行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由他们主导制定的国际社会运行法则,个人安身立命于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一系列社会优劣与否、发展与进步与否的标准的过程,也即欧美化的进程。
二、欧美化的国际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化
欧美发达国家是由欧美大资本主导的国家(对此,简·迈耶在其《黑暗资本》一书中有过振聋发聩地揭露[①]),因而由其主导推动的国际化的本质是使世界资本主义化。这是由其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的。逐利本性与域内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大资本必须不断扩大市场范围。现实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都有扎紧自家篱笆的自保本能。对此现实,欧美大资本通常会选择动用武力、威逼利诱、和平演变的办法清除民族国家的自保城墙。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现实破坏力和核武器的想象杀伤力都使欧美大资本在直接使用武力方面变得相对谨慎。威逼利诱、和平演变就成为最优选择。国际化则是这些最优选择的最便捷,成本最小,也最能获得持久成效的载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p31~32)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动由他们主导的国际化,短期目的是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和人们都崇拜欧美,学习和模仿欧美,从而继续并长久维持其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使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秩序长期存在下去[2];终极目的则是使全球私有化、殖民化,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纳入由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一个由欧美大资本控制和主导的“地球帝国”——这是一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2)
在这个“地球帝国”里,欧美大资本控制了人类社会。他们将高居于世界统治体系金字塔的顶端,负责制定和掌管帝国的运行规则和资源分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属于一等公民,安享优美的环境、轻松的工作、丰厚的福利、悠闲的生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则是欧美大资本的臣民,只能是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源的被动供应者,只能凭借自身的原始资源换得一些基本的生存资料。世界各地的人们重新回归动物本性,普遍呈现短视,沉溺于享乐,爱财如命,惜命如金的特征,都以自私自利为处世原则,以资本的思维逻辑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绝大多数人只会沿着投入——收益的经济计算模式进行思维;只会沿用物质主义来判断生活幸福指数和生存意义;只会将生产的目的定义于增值,而不是服务;只认为个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和法律关系,族群之间、国家之间只存在彼此的竞争关系。“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p30)
为实现上述的图景,欧美大资本在面对他国政府时,一是通过给目标国政府找麻烦、制造困难,以便向其发放贷款和援助等;二是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和援助、低关税或零关税等为诱饵,要求世界各国开放国门,推行经济运行市场化;三是以保护目标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借口,要求目标国政府采取多党制,以便于他们插手目标国的内政;四是对不听话的目标国进行封锁、制裁、武力威胁,乃至动用武力。
在面对他国人民时,欧美大资本则力促目标国人民树立四个方面的坚定信念:一是享受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二是人的劳动完全被机器取代是科技发展的终极追求;三是以私有化为本质的市场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四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决断和行为是政治的最高追求。第一个信念外在表象于对金钱的执迷和挥霍;第二个信念外在表象于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和滥用;第三个信念外在表象于对市场的崇拜和强求;第四个信念外在表象于对选举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偏执和强推。
欧美大资本将这两个层面的国际化包装隐藏于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全球推进中。欧美大资本通过其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垄断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及其他秩序的构建权,以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国际话语权和传播优势,将工业化和现代化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代名词,将市场化和民主化演绎成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捷径和时代潮流的主题词,欧美发达社会正是因此才有今天的富足和安闲。经此演绎,工业化掩盖了其巨大物质财富积累背后的血腥殖民的本质;现代化掩盖了其绿水青山和国强民闲背后的环境成本外嫁和科技垄断的本质;市场化掩盖了其经济发展背后的自私自利和大资本控制的本质;民主化掩盖了其政权和社会稳定背后的金钱专政和对个人精神控制的本质。经此现象对本质的隐藏,世人获得一种浅性思维逻辑,即要想实现国富民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个人自由,就必须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先进与否、优劣与否的标准。欧美发达社会在各层面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与进步的方向标。
从当下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拥抱国际化,向往欧美发达社会的态度看,欧美大资本通过主导国际化而控制全球的努力已获显著成绩。已有越来越多的非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精英日渐深信:全面学习欧美是一种进步和时尚;融入欧美代表的国际社会体系是本国政府最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对本国进行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学习欧美国家的人们在公、私领域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是一个社会人的基本要求。要在本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就必须通过国际化,将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理论、技术、实践方法引入照搬到本国实践之。由此看,国际化实际已成为欧美大资本控制世界得心应手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在无意识中失去自我,变成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的最便利平台。
三、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对我国民族自信心的影响
我国是非欧美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也是欧美大资本推进国际化的重点对象。实际上,欧美大资本推动我国国际化的进程自鸦片战争就已开始。经过170多年各种形式(如战争、政府援助、慈善资助、舆论宣传、文化植入、直接干预等)的国际化的影响,我国对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的抵抗力和辨别力正在日渐下降。当下,在各领域各行业都出现了积极拥抱这种国际化的态势,对我国文化自信心已造成严重影响。具体可概括如下:
第一,影响到我国国民对过去和现在的落后原因,以及对社会一直存在的旧问题和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原因的客观分析。在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的长期影响下,我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远超我国的物质生产能力,是由其各领域的开放制度带来的。正是由于这种开放体系,才造就了他们在科技、教育、医疗、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水平远超其他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军事能力的快速增长也是由于其明治维新后采取的学习西方的开放态度带来的。相应地,我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主因即是清朝时期的自我封闭。今天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旧问题、新问题(如国民素质、企业发展困难、各领域人才外流、腐败等)也是由于对外开放不足,国际化程度低造成的。
第二,影响到我国国民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判断。经过长期的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的影响,我国社会各层面都普遍存在盲目崇拜欧美的现象,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理论、制度、价值观、技术、产品、生产生活方式等都优于我国,代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近年来,国民的各种出国旅游热、热衷欧美奢侈品、狂购日本马桶盖等都是例证。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业发展规划基本以欧美相关理论为指导,科技参数为标准,各种制度为模板,优先聘用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以强调产品原材料、工艺等来自进口以突出的自己产品的优质、安全、品味、身份、以至尊贵等;社会各层面,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习惯于拿欧美相关人士的话语、相关实践经验给自己备书,做支撑;我国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媒体舆论也习惯于拿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为参照物,得出我国不如欧美,应该全方位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结论。更有甚者,我国青年绝大多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都以学习、模仿、接轨欧美日韩等为正确方向。稍有能力的中国父母也以送子女到这些国家学习、工作、定居为傲。
第三,影响到我国行业发展模式和方向的客观规划。目前,我国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急切与国际接轨的冲动。一方面存在做大做强的冲动,其途径基本都是走国际化的道路,寻找和创造各种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和条件。为此,一是邀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华传经布道;二是派优秀人才去这些国家学习取经;三是相互交叉式设立相应合作机构,即便在落座我国境内的合作机构中也以英语为工作和学习语言,以尽量多聘请外方人员为荣,以生产具有这些国家特征的产品为工作目标;四是想方设法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可和赞扬。另一方面许多行业都以与国外发生关联的程度作为具有显示度的主要成绩和标准,并把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结于国际化的不足。此外,我国社会舆论导向也把所谓与国际接轨看作是“高大上”的事情来进行宣传。社会各行业都普遍存在一种迫切期待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承认的心态。各行业的决策者中也普遍存在一种迷信,即只要我国国际化了,我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就都可以解决。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的影响下,我国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已下降到非常危险的程度。如果不及时进行纠正,任其发展,将会危及中华文化本身的存延。
四、克服欧美化的国际化的渗透,坚守文化自信心的四点建议
减少我国国民对欧美化的国际化的迷信,坚守文化自信心,至少应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重新明确,达成社会共识。
一是重新明确我国近代的落后和当前社会发展中的旧问题、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国近代的落后是相对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械化工业生产及其产出能力而言的。机械化工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大量个体劳动者的高度集中和相互协作配合。依此为判断依据,我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处于落后的旧式农业社会,社会下层广大劳动群众缺少生产和生活资料,且被分散开来,力量未被有组织聚拢的结果。欧俄日等外部列强的侵略、干涉、渗透更强化和延长了这一落后进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增长的物质生产能力,正是因为中世纪其分散的失地农民被资本组织起来,为“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致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并“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2]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也是日本上层改变对外战略,减轻外部压力之后,内部聚合分散的民力,并注入统一精神意志的结果。三者或落后,或进步,都与社会开放与否关系不大。同理,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旧问题、新问题也并不必然多,只是其各自表现和各国民众关注度的不同而已。无论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旧问题、新问题,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旧问题、新问题,都是由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影响、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以及相关个体的认识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阶段而引起的,也与社会开放与否并无直接关系。国际化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二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标准是什么。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进步与发展标准——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程度,反映的是个人主义的动物本能物质欲求。然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除饮食等物质生理需求外,人还有协作与奉献的精神需求,即群体需求。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对群体的服务与奉献,群体为个体的服务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百年来的群体服务于个体诉求,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实践,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远大于福音正说明这一道理。今天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如种族的极端化诉求合理化、个体极端化诉求的合法化、贫富分化正常化、民族国家碎片化等,已呈现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歧路的迹象。人类历史发展证明,人类社会的有序存延必将以集体主义哲学为基础,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标准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正确发展方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集体主义哲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行为准则。我国发展与进步的标准不能以短期内的发展结果论英雄,也不应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为唯一判断标准,更不可盲目鼓励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决断和张扬个性,而应以逐渐消灭私有制和剥削为根本标准,以懂得为社会付出和相互协作的个体的日益增多,并成为社会主体为判断依据。
三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什么。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字面意义上是以无差别地实现每个公民的利益为方向。但由于不同公民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实际是不均衡的,资产阶级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因而,在无差别机会均等机制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最终获得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收益会远低于资产阶级。这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收益分配格局从长远来说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也不符合人类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方向。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即从事直接或间接劳动的广大中下层群众为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基于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占人口主体,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公平社会中需要特别兼顾的对象等的现实。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价值取向自然应是以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从事直接和间接劳动的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为方向。
四是重新明确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则可以概括为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个体至上、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外交领域的内保外掠。近年来,经由资本主义化的国际化的影响,我国部分领域已呈现接受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原则的迹象。我国受影响的领域已经习惯于模仿、照搬,不习惯于自主思考与立足自身解决问题。如此的结果是使我国社会相关领域的矛盾不减反增,问题更加复杂,各种关系更加紧张,财富差距更加明显。基于此,我国当下有必要重新明确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本原则,应是超越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眼界,站在促使人类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和自由的高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以不断消灭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阶级社会因素(如私有制、剥削、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等),培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如公有制、平等、奉献、集体主义等)为基本原则。
总之,欧美的国际化虽然对我国的物质财富生产和积累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对我国国民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严重侵蚀。我国社会各层面都应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理性客观看待其对我国的损益,立足自身,取其长而避其短,用其利而避其弊,进而坚守文化自信心。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2]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注 释:
[①]简·迈耶在其所著《黑暗资本》一书中揭露称,美国第二大私人公司科克工业公司计划向今年的总统大选投入8.89亿美元。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科克兄弟就通过投资政治而获得“统治一切”的权力,甚至两次让联邦政府停摆。——参见爱德华·卢斯(英):美国是否正在受累于过多的民主?[N]. 参考消息. 2016.4.18.
[②]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4年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在全球的不可或缺作用既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军事实力、秩序与规则等四大因素将成为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核心因素。——见王传君:奥巴马阐述美国外交新政策:美国想要再领导世界100年[N].北京:光明日报. 2014.5.30.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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