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自其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创的美国经济似乎也已经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在经济增长数据的支持下，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都对美国的增长前景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如表1所示，美国2014年和2015年的GDP增长率均为2.4%，尽管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已经非常接近200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特别是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相比，这个数据的确不俗。在国际横向对比中，美国经济增速也强于大多数经济体。2015年，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GDP增长率仅为为0.4%，而德国也只有1.5%；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南非GDP增长1.3%，俄罗斯和巴西则分别萎缩了3.7%和3.8%。也就是说，只要不和中国对比，美国经济增长堪称强劲，复苏态势明显。

　　美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的较好表现，从结构上来看，主要是消费和投资拉动的结果。如表2所示，自2012年以来，美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一直保持着加速增长的态势。2014和2015年，美国消费的增长率分别达到2.7%和3.1%，是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消费当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都与这种总体的加速上升态势保持一致。2015年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相比于2014年分别增长了3.7%和2.8%，均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而投资需求自2010年以来也一直保持这比较快速的增长趋势，不过与消费不同的地方在于，投资并没有呈现出加速上涨的态势，相较于2010至2012年的增长速度，2013至2015年的速度实际上是有所放缓的。同时，政府支出的表现平淡，而净出口自2014年以来更是出现了大幅的负增长。

　　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需求占美国GDP的总量的近七成，因此，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就直接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在2014年和2015年两年当中，消费需求增长贡献了1.84和2.1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占总增长率的76.6%和87.9%，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消费拉动下的复苏背后的基础是美国消费者信心的快速恢复。如图1所示，不论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是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均表明自2012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正在逐步恢复到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让很多人对美国经济复苏甚至重获繁荣充满信心。但是，美国是否已经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走上了经济复苏甚至通向繁荣的道路，并不能如此简单地作出推断。美国在2008年危机后的这次经济复苏，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复苏之处。

　　首先，在本轮经济复苏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一般而言，经济复苏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但是，如很多观察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本轮经济复苏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并不快。图2展示了美国危机以来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非金融公司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乏善可陈，被视为快速复苏时期的2014至2015年，与危机时期相比，数据表现甚至更差。

　　其次，在本轮的经济复苏中，美国的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关于美国经济“无就业的复苏”讨论最初来自于美国经济在2012年展现出的态势，当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数据并未同步恢复。但近期失业率的下降让很多人认为美国摆脱了“无就业的复苏”。美国的失业率数据自2011年10月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状态，已经从最高点的10%下降到2016年1、2月份的4.9%，基本恢复到2007年危机尚未爆发时期的水平。然而，问题在于，失业率的统计范围是“尚在尝试找工作的人群”，因此对于那些长期失业从而放弃了寻找工作的人而言，尽管失业是他的现实处境，但却无法反映在美国“现实”的失业率中。从图3中可以看到，危机后美国劳动力的参工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直到近期才有小幅恢复。而且，美国的劳动力参工率和美国的失业率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失业工人由于就业无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并非新就业人口的快速增加。

　　所以，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与传统的就业、生产率提高和增长紧密相关的周期完全不同，危机后美国经济既是一个“无生产率进步”的增长，又是一个“无就业增长”的增长。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深入考察此次美国经济复苏的实质，并对其复苏的前景作出判断。我们必须提问：危机后美国经济所呈现的“无生产率进步”和“无就业增长”的增长，其背后所依赖的积累体制是什么？这种积累体制为什么会呈现出消费强劲的特征？以及，这种社会积累体制是否能够使美国真正实现经济复苏以及再度繁荣？事实上，这种“不同寻常”的经济复苏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体制的根本转变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转变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去工业化”和经济的“金融化”，二者持续深化构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积累体制原因。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反思这种积累体制的声音，美国政府也尝试推行了以“制造业复兴计划”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和以加强金融产业管控为核心的“去金融化”政策，试图改变导致危机的积累体制，重塑美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然而，就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这些反思和政策努力收效甚微。

　　在美国危机之后的复苏过程中，“再工业化”是一个十分核心的话题。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旨在重振制造业的政策，这些政策甫一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观点认为这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改变美国的资本积累体制，让美国重新夺回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这一政策被很多观察者理所当然的认为是成功的，并且认为在未来这会给发展中的制造业大国，尤其是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

　　然而，认为美国正在再工业化的观点实际上得不到太多数据的支持。图4和图5展示了美国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GDP和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制造业无论以就业人数占比还是产值比重方面，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制造业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97年的16.1%下降到2014年的12.1%，而制造业产值占比则从1997年的13.8%下降到2014年的8.2%。甚至，上述两个比重在危机之后还出现了下降。即便是将狭义的制造业扩大到包含采掘、建筑和公用设施的整个工业部门，情况也没有丝毫的变化，整个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从1997年的23.2%和18.2%下降到2014年的20.1%和13.4%。

　　即便是这样不利的数据，实际上可能也高估了美国制造业的真实比重，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统计方法将部分外包的制造业增加值也计算进了本国的增加值，因此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比重可能更低。这不得不让人对美国再工业化这个命题产生了怀疑。

　　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编制的制造业指数是一个反映制造业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指数超过50则表明制造业处在扩张之中，而相反低于50则表明其面临衰退。从图6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指数一直保持在50附近，而且呈现着明显的下降趋势，至2015年11月已经跌破50，这表明美国制造业事实上再次进入了新一轮的收缩，而不是所谓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观之，上述指标虽然能够反映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最终结果，但却并不能反映制造业可持续增长的内部动力，而利润率才是反映一个行业健康水平的基本因素。因为，一个行业的利润率决定了该行业的投资，而投资水平则直接影响这个领域生产率的增长和竞争力。

　　从图7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确实有所回升，但是和80年代去工业化开始之前的阶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仅仅有80年代平均利润率的60%左右，没有超出2000年以来房地产泡沫时期的最高水平，并且这种上升势头在2013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而更重要的是，与全部私人部门的利润率相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全行业范围内，全部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在危机后不仅经历了回升，而且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这就更加说明制造业显然不是美国经济中最具吸引力的部门。另外，数据表明，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尽管在危机中遭受了重创，但是危机之后恢复的非常快，从2008年开始增长速度持续快于制造业，与制造业的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在2013年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快的上升势头。这说明，在美国以“去工业化”和“金融化”为根本特点的积累体制并未改变而是持续深化。因此，在制造业利润率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恢复之前，“制造业的复兴”及“再工业化”事实上无从谈起。

　　那么，美国为什么难以实现“再工业化”呢？认为美国能够成功夺回制造业霸主地位、实现“再工业化”的观点主要由这样几个理由来支撑：一是成本的相对变化。这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制造业大国工资上升，而美国的工资成本则在下降，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更高，所以相较之下美国产品的单位工资成本更低，因此成本上的原因将有利于美国的制造业。二是认为美国在长期拥有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优势，这些优势会为美国制造业提供强大的竞争力；三是认为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将会起到重大的作用，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为制造业的复苏和升级提供良好的环境，让美国占领高端制造业的顶点。然而，这三点依据其实很难成立。

　　首先，关于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虽然美国的工资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几乎没有上涨，而相比之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出现了显著的上升，但是如果单纯比较绝对值的话，双方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一点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支持美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观点也当然不会忽视这一情况，他们的基本论点是认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优势足以弥补工资上的劣势，从而让美国的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这个观点也同样站不住脚。第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的单位增加值劳动力成本，美国仍然是中国的3倍左右，尽管这一比例存在缩小的趋势，但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单位增加值成本仍会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统计数据并不支持美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一观点。第二，单位增加值劳动力成本会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做出过度乐观的估计。理论上来说，不同的产品或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是不能直接对比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一定劳动时间所产出的特定行业的产品的数量，不同的产品之间并不能直接比较或加总，将产品换算成货币形态的增加值进行横向比较仅仅是一个简便而不准确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同一行业内部是可行的，在不同行业之间则是不完全令人信服的，例如如果将一个国家的纺织行业同另一个国家的钢铁行业进行对比，很有可能按照增加值进行衡量，钢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但这并不是说明这个国家技术先进，而很有可能仅仅是钢铁行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等方面的原因产品本身每劳动时间增加值更高而已。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是高度互补的，因此直接衡量两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就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美国表现出来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可能仅仅与行业差别有关，如果美国从事与中国类似的劳动密集型的或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从增加值表现的劳动生产率来说，美国也可能会出现很低的劳动生产率。第三，制造业的成本不仅仅包括劳动力成本一项，制造业要发展需要产业的集聚和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的支持。而在这一点上，美国长期的去工业化将过去形成了工业集聚破坏、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难以适合制造业发展要求等状况。在这些方面，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成本与技术设施完善、产业链条完备的中国相比竞争力自然要弱很多。

　　第二，关于技术创新的问题。不可否认，美国拥有全世界领先的科研创新能力，但是将这个优势直接等同于制造业的优势却并不正确。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即便不是完全不同的能力也是存在着相当大差别的能力，技术创新的转化需要的制造业环境与激发创新的环境并不能等同。不仅如此，技术水平本身并不是单纯存在的、被一国拥有的单独要素，而是附着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之上的。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和劳动力的培训，技术优势也是可以被转移的，一个行业的技术优势不是一个国家固定的优势，而是从属于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的。因此，即便在同一个行业内美国具有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仍然要面临着多方面的竞争，而不会因为技术上的领先而高枕无忧。

　　第三，关于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的政策，实际上也没有想象中的作用大。作为长期标榜自由放任的国家，美国相较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多数情况下主要是依靠财政政策来扶持产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扶持也并不到位，我们前面提到，制造业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然而，美国财政支出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在2010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在占财政支出比重方面，抛开2008和2009年救市计划导致的异常缩小以外，交通支出占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小幅的下降。除此之外，在能源、劳动力技能培训这些对于制造业有重要影响的方面，危机之后尤其是是2011年之后，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大幅下滑。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再工业化政策很难说会对美国制造业提供足以逆转颓势的支持。

　　既然美国的制造业没有出现复兴的迹象，那么美国此轮经济复苏到底是依靠什么呢？

　　与制造业相反，在金融危机后饱受诟病的金融部门在危机之后却回复的很快。如图8所示，无论是狭义的金融业，还是包含保险、房地产和固定资产租赁业的广义金融业（FIRE），作为危机的导火索都在2008年遭受重创，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二者随后便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来，不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还有了一定的上升。同时回顾图7，可以发现，美国金融业的利润率恢复的“又快又好”，在危机中短暂的下降之后，就恢复到制造业和全行业利润率的两倍以上，所以不论是否承认美国经济复苏，金融业却真的已经从危机的困境中复苏过来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开始代替其制造业的地位，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金融化”既由那时开启。但是，“去工业化”的结果是制造业占比的下降和长期的贸易逆差，而这使得美元贬值压力变大。20世纪九十年代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宽松，而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去监管化。金融部门在90年代末就开始利用宽松的货币供给和越来越高的杠杆制造出一波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不断吸引离岸美元返回美国本土投资，从而成为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的重要途径。尽管新世纪伊始的股市危机打断了这一过程，但是美国的金融部门很快恢复起来。他们不仅拥有货币当局的支持，越来越大的贸易失衡让东亚的各个制造业大国为其美元寻找出路，而这又增加了长期的美元信贷供给。因此，世界资本市场形成了一种扭曲但却别无选择的组合：美国金融机构不断扩大美元资产泡沫，东亚国家将美元投入这些资产市场。这样美国利用金融机构在长期贸易赤字的情况下保持了美元的币值，并且成功在不进行生产的条件下利用美元“创造了”巨大的购买力。这种依靠金融机构和美元的增长方式成为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重要特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美国依靠金融部门维持美元地位，而美元地位帮助美国、尤其是金融部门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再分配的格局，而这种再分配格局才是美国近些年来的核心利益所在。与此同时，金融部门的资产泡沫还能够利用其“财富效应”这一假象来推高经济，尤其是促进消费的增加，这对于美国的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同时试图刺激经济。这种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开始走低，弱势美元对于美国制造业和缩小贸易逆差提供了帮助，使得美国许多原来因成本问题而没有优势的低端制造业重新有了一线生机。然而这种弱势美元政策与美元地位和长期以来的金融化的增长策略相冲突，美元的持续走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减持美元资产，甚至寻求替代美元的方案。从图9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在美元持续走低的时间段内，不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主要发达国家美元的持有量都降低了。因此美国逐步结束了弱势美元政策，而随之，制造业的复苏也戛然而止。

　　与此相比，金融业快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国际信贷环境的宽松和国内美元供给的宽松这些条件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宽松的信贷供给也必定不主要流向盈利条件堪忧的制造业及其他实体产业。而是继续流向资本市场。可以看到，如图10所示，金融危机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股指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且一路飙升到达历史最高点。房地产市场价格也是如此，如图11所示，凯斯-席勒房价指数（Case-Shiller Home Prices Indices）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持续上涨，目前甚至已经接近泡沫破裂前的水平。一方面是制造业投资的低迷，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的大幅上涨，显然，美联储提供的廉价美元主要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更多地进入了金融市场。

　　美国本轮复苏并非所谓“制造业复兴”带来的，而是依赖深度金融化的“食利型增长”。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在于泛滥的货币供给推升了资产价格，从而通过“财富效应”机制推动了消费和投机性投资的增长。

　　但是，这一模式却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利润率难以恢复，这就造成了以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资本投资并不可能流向制造业，而只是在金融部门体内循环，甚至制造业企业的账面利润也大多来自金融领域而非制造业本身。我们知道，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利润来自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分割，因此，不以制造业利润率真正恢复的金融利润增长，只能是“庞氏游戏”或其变种。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持续低迷，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在“食利型增长”模式下，由于金融业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特征，以及其他服务业的临时就业性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两级分化。一极是极少数金融行业高级从业人员和企业高级经理人，他们因为能够通过各种股权激励获得极高的收入；另一极是普通工人，特别是在一般性服务业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的收入极低，大多处于最低工资水平。这就使得消费的增长缺乏大众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而只能依赖信贷消费，因此，实际上消费的增长也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食利型增长”是一种没有真实价值生产基础的金融化增长模式。其实这一增长模式并不是新近出现的，而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晚期的主要增长模式。布伦纳把这一增长模式称之为“再分配的增长”，他用“繁荣与泡沫”概括了这一模式的实质。在他看来，这一“泡沫经济”模式在1980年以来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首先是1995－2000年的股市泡沫，继而是2000－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和杠杆借贷。”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导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试图通过降低利率的办法促进资本积累。从2001年1月开始，联储空前迅速地调低了借贷成本，最终使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5.5个百分点，即两年半之内从6.5%下调到1%。然而，由于产能过剩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企业缺乏增加投资和增加雇佣的动机，相反，企业则力图通过减少投资和雇佣来降低成本。所以，无论联储把借贷成本压低到何种程度，企业也没有贷款的兴趣。这就使得大量的信贷无法进入实体经济，而转而流向那些极易受到利率影响的部门——即房地产市场和各种债券的杠杆投资。在宽松信贷和极低利率的刺激下，家庭部门的信贷规模暴涨，从而大幅推升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随后，次贷的泛滥又进一步推升了房价，并加剧了金融风险。家庭信贷的历史性膨胀，促使住宅类房地产投资的扩张，并带动房价大幅上涨。正如股价上涨时一样，家庭把房价上涨所导致的账面财富的增加当作他们的储蓄，从而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带动了个人消费与住宅投资增长，并促成了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的繁荣。

　　但是，这一经济“繁荣”不仅是由泡沫所推动的，而且本身也及其脆弱。这一模式在短期能够“自我维持”，但长期来看，其不过只是“庞氏游戏”，最终一定会导致整个模式的崩溃。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因此，这种经济增长除了把财富转移给地产的所有者之外，根本无法造就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不可能提供比金融地产投机更高的利润率，从而不会进行新的生产性投资，相反，面对不佳的市场环境，企业不得不通过减少投资和雇佣人数削减成本，以提高剥削率而不是提高生产率来提高收益率。这一微观机制限制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同时由于剥削率的提高进一步限制了总需求的增长，并进而再次减少了企业投资和增加雇佣的动力。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和住房投资的增长不可持续。随着房价越来越贵，导致买房越发困难，从而住房投资的动力会随着房价不断提高而日趋衰减，即使通过次贷的方式扩大了购房群体，也不得不面临购房群体逐渐萎缩的局面。并且，住房投资是由极低的贷款利率所支持的，美联储在2003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并维持将近一年，而且之后调高利率时每次只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极大地支持了美国住房价格和住房投资的上涨。但是，当利率逐渐提高，并达到某个触发条件时，住房价格的泡沫就将不可避免地破裂从而引发整个信用系统的危机。而以财富效应推动的消费增长不但将灰飞烟灭，而且会由于去杠杆效应引发一般性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的断崖式下跌，从而诱发经济的全面危机。历史也确实按照这个剧本演出过。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小心翼翼地提高利润，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从最低的1%提高到2006年7月的5.25%，而房价也在2006年达到顶峰，自那以后房地产所拉动的扩张开始加速倒退，引发经济增长的因果链条现在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同时，利率提高导致了大量债务难以偿付，加之次贷及其衍生产品的泛滥，造成了金融系统的大规模危机，这就是2008金融危机的机制。

　　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方面通过 TARP 和 ARRA 两项计划由美国财政提供大量资金救助在危机中频临破产的企业及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则通过三轮定量宽松（QE）向经济大量注入货币，试图通过大幅降低信贷成本刺激企业和家庭增加贷款。但是，美国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制造业萎缩、金融业膨胀的经济结构，那么以宽松信贷的方式不可能真正挽救危机，而只不过是通往下一轮危机路上的残喘之策。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上台之后，就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计划”，希望通过制造业的复兴实现“再工业化”，改变美国经济日益加深的金融化轨道，从而摆脱“食利型增长”模式，再造一个建立在实体经济增长之上的新的积累体制。为此，奥巴马政府对于推动制造业复兴、制造业回流格外重视，于2010年出台了“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又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AMP)”计划和“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2年又正式发布了“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等。奥巴马甚至将制造业复兴提升到了能否延续“美国世纪”的高度。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复苏态势，但“制造业复兴”却并非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力量。相反，危机后美国一系列应对之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而美国经济增长也主要依赖于金融地产泡沫及其所来带的财富效应。这几乎重现了1995-2000年与2000-2007年“泡沫式繁荣”的模式，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本轮美国经济复苏同时依赖了股市和住房市场的双重泡沫，如前所述，当前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的价格都以创出历史新高，但上市公司利润率低迷，居民收入也无明显提高，这意味着当前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的泡沫水平甚至高于爆发危机2007年。然而，尽管依赖如此巨大的双重泡沫，美国经济的增速却显著地低于前两次。这说明，这种泡沫式增长模式的动能已经严重衰退。

　　于此同时，随着股市和住房市场泡沫的发展，其破裂的风险也不断增长。近期，乔治.索罗斯、美国“债券大王”杰夫冈拉克，“末日博士”鲁比尼等都对美国股市的风险作出了警示，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更是宣称“现在的美股是个大泡沫”。美国住房价格也是如此，美银美林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地产价格已经高估，并将于2016年见顶；美国房地产评估公司NAR也于2016年初警告称美国房价涨幅连续4年超过居民收入涨幅，已经重回泡沫状态。虽然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泡沫何时将会破裂，但鉴于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的泡沫建立在极为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极低的利率基础之上，因此信贷条件的收紧和利率的提高势必会对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的泡沫产生巨大压力。和上一轮泡沫破裂一样，也许利率提高将成为刺破泡沫重蹈危机的决定因素，这可能也是美联储对于连续加息始终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而无论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出现危机抑或其仅仅是价格下跌，都将使由财富效应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结束。

　　近年来，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态势，然而，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制造业的真实复兴，而是继续依赖金融地产泡沫及其财富效应所拉动的居民消费。这一“食利型增长”模式只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并未使美国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和新动能。因此，和1995-2000年以及2000-2007年美国泡沫经济一样，本轮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将难以长期持续，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将随时可能降临。更为严峻的是，未来的危机将宣告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的全面失败，亦即美国没有能力摆脱金融化的趋势，重建一个建立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基础上的积累体制，借用阿瑞吉关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秋天”的说法，美国在经历三轮泡沫经济及其危机后仍无法修正其金融化趋势，这将郑重宣告美国资本主义“寒冬”的到来。

　　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实质和前景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已经说明，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绝不是美国制造业的复苏推动的，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深度的金融化而非制造业，这势必使美国更加笃定地维护其金融霸权，并通过其金融霸权从别国的制造业中吸纳剩余。因此，中美之间经济竞争关系的焦点也绝不是国际贸易中的自由与保护，甚至也不是制造业的外包与回流，而是金融领域的较量。中国既要强化自身金融监管，有序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又要对未来势必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有所预判，防范危机向中国蔓延，降低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要吸取美国经济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教训，通过机制设计、政策引导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提供良好发展环境，避免经济陷入过度金融化的陷阱。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企业成本，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正是应对美国经济食利型复苏及其可能引发危机的正确选择。特别是，面对近期疯狂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激增的居民住房贷款，中国政府近期果断出台了楼市调控政策，更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