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改革观

——论清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改革，是要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取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一些外国政要、国际组织及国内某些人极力推介无限期无底线的“市场化改革”，甚至明确提出要全盘“私有化、去政府化”，居心叵测。对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

　　 “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是原则性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地针对“华盛顿共识”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如跨国资本垄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金融投机势力的掠夺等，进行广泛了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潮流。

　　 但是在中国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并没有得到很大反响。

　　 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就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破除旧的一整套行政性计划体制、放开私人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进行的，和当时西方经济政策自由化趋势有共通之处。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学在丰富和更新了经济分析工具的同时，也引进了新自由主义极度崇拜市场和私有制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由来已久，要厘清其错误影响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破除了旧体制束缚，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为此，社会上普遍存在“改革开放是经济建设成就的唯一因素”的印象。这一印象被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们的渲染放大，形成了“计划经济一无是处、近30年发展成就仅归功于市 场化改革、和政府作用无关”“经济成就都来自市场化，出现的问题的原因都是政府干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等片面化、绝对化的论调。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国有经济地位、市场作用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问题，经济理论界争议很大，号称的“主流”学者多带有自由化倾向，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些根本性原则，而有意无意地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标诉求，甚至有人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持根本否定态度。

　　 概括地说，“中国道路”的意见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都是为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工具，坚持共同富裕理想，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实行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而“自由派”学者则要求无条件地、不断地“推进民营化、市场化、去行政化”，推进“国内市场和国际接轨”。在他们那里，市场已成为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两种思想路线分歧的本质，是两条道路之争、大是大非之争。

　　 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小。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思路，对“唯市场、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的思想和政策诉求给予明确的拒绝。

　　 慎对新自由主义使中国避开了东欧陷阱，只要对中国百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前后30年的发展历史稍有研究，就不会轻率得到“前30年一无是处、市场是唯一灵丹妙药”的结论。

　　 我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前提有三个，一是我国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取得与西方平等相处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计划经济的动员体制、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教、基础设施体系，全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而有条件在开放引进中基本保持民族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家调控能力；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凝聚了全社会，政府社会管理及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高，从而形成了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相比的政治优势。

　　 党和政府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清醒思考和独立决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在推进改革中兼顾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两大目标，没有听从国内外不负责任的“一步到位”转型的劝诱，从而避开了拉美和东欧的陷阱。

　　 看不到这些因素，就无法理解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许多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别如此之大，就会陷入认识论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些因素，其实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那里，他们宁愿装聋作哑。他们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实。

　　 研究比较国外案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深入认识经济制度、运行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阔眼界、破除迷信(目前主要是市场原教旨迷信)。

　　 私人所有和市场制度，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中。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禀赋、社会政治条件、国际环境、人民素质、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制度及体制、具体政策，都是影响经济运行效能(竞争力)的因素。制度因素(市场机制或政府干预程度)只是决定经济运行绩效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这一因素的作用才能说清楚。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的研究，偏重介绍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如西德1948年放开经济统制(来自竞争的繁荣)、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以及东欧改革的经验。而对那些因听信西方劝诱实行“去国有化、去行政监管化”(如南美)导致失败的教训则讳莫如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中国及“金砖五国”的经济崛起；另一方面，美欧经济“产业空心化”和“泡沫化”，为数众多的国家发展停滞甚至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列举了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东欧休克疗法等案例，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经济减速或衰退、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失业增加、工会权利受限、劳工地位下降、全球范围的结构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胀等恶果。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20年来经济的停滞和频频出现的危机，说明当今的全球市场是极度不平等的市场，不论在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都是由发达国的跨国公司主导或垄断的市场。现实的“市场”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场。在不对等的市场环境中，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总是有利于强者。面对这样的竞争条件，后进国家的市场是否要开放或开放到什么程度，对本国幼稚产业是否应该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护，属于发展中国家头等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以一国的某个很短的历史时期的经验来支持无条件、无底线开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论调，是十足的理论浅薄。

　　 看拉美某些国家，非理智地接受WB或IMF的全面开放和市场化(将国有大银行和基础行业等命脉性企业以私有化为名卖给外资、金融高度自由化)，这种毫无设防的“融入”政策，正好给跨国公司掠夺本国人民的财富开了方便之门。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十分关注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有位波兰学者建议实行“一揽子”改革，同时极力反对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思路，理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这一主张最后以“休克疗法”的名义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得以实施。其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已经无可争辩了。但为什么同样引进市场竞争，东欧和西欧、和中国都不一样呢？国内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如下。

　　 “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000061,股吧)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陈平：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了吗?—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摘自观察者网)

　　 当年俄国的丘拜斯、盖达尔等“改革智囊”因设计和推进“激进转型”，而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这段历史，一个曾令全世界敬畏的工业科技大国，因人为的政策失误而急剧衰落。这班缺乏经济实感、仅靠从西方书本抄来的教条就敢搞事关国运的“顶层设计”的“智囊”，只能列入“书生误国”、“民族罪人”一类。

　　 从今天世界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纯“学理”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鼓吹后进国家对外全面撤除防护屏障、对内撤除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拆除国家支柱企业、放纵私人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诉求，是不折不扣地为资本特别是为西方大资本剥夺后进国家人民血汗鸣锣开道的工具。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其对我国改革事业的误导、清算其对我政策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对此，需要进行充分理论探讨和中外经验的研究。

　　 应克服新组织的负面影响，30多年来，市场化激励了经济的大发展，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分化明显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医疗、教育市场化加重人民负担，住房市场化催生金融泡沫，等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管的太多、国企拉大差距”，主张“改革中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其实背后的诉求是用“彻底市场化”来抹平劳资收入差距、来解决“唯利是图”的市场逻辑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的矛盾，纯属强词夺理，越来越没有听众。

　　 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

　　 ——理论界盛行对“市场化、自由化”教条的迷信和为改革而改革(将市场看作目标本身)的倾向。不少人固守30年前的老经验，将国企产权改革、反垄断、鼓励非公经济、减少政府干预等诉求绝对化，缺乏工业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对我国工业面临的国际竞争、自身状态、前进方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若明若暗。

　　 ——改革的着眼点，仅限于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无视全球化的环境和强势外资的挑战，开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过于相信“自由贸易”教条、迷信“外资=中国企业”，单方面对外资实行普遍优惠，放任外资扩张渗透。面对跨国公司的系统竞争优势(规模、组织、技术、国际营销等)，缺乏应对思路和相应政策。

　　 ——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受“唯GDP、比较优势论”影响。“引进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方针一度被淡化，组织重大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政策执行不力。有人将以国企为主体的工业核心部门斥为“错误的赶超战略”的产物，主张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自生自灭。片面宣扬“融入全球化”、“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各地竞相招商引资、抓GDP，忽视培植自主技术能力和产业体系、忽视自主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主导权部分旁落。

　　 ——淡忘“以我为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战略，过分依赖“市场换技术”，耽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买技术成果=获得技术能力”幻觉，弱化政府协调的科技攻关机制，分头引进外资或技术，对西方技术封锁被动应付。自主创新的意志和能力受到压制。

　　 笔者认为，以上所列恰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中最需要转变的内容。

　　 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以我为主，要让经济发展的收益惠及多数群众。要以自主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要坚持和加强国家对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只有明确以上基本目标，才能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职能和“市场决定”的边界，而不是仅仅以某个外国书本为依据。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要特别注意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警惕内外勾结、诱骗我们改旗易帜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