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成为中美间文化冷战对抗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生普遍面临升学困难，许多青年转向大陆求学，这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大量中国知识分子避难香港，又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一面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一方，一面利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名望来动摇大陆政权的合法性。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港中大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东亚和东南亚政策面临重新调整。总体而言，“遏制”政策依然适用于亚洲，但地区热战、反殖民主义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亚洲冷战形势更为复杂，需要以更为谨慎的方式来推行亚洲冷战政策。“自由亚洲委员会”(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准非政府组织” (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1967年以前亚洲基金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资助，从事“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 在政府总体冷战战略指导下，亚洲基金会从1951年起就在亚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并对这一地区的中文高等教育倾注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亚洲冷战最初十年间，香港是亚洲基金会活动的重点区域，华人是亚洲基金会的重点目标群体，而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则是亚洲基金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本文主要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的“亚洲基金会”档案写作而成。近年来，多部学术著作和文章都曾论及香港中文大学的美元背景，其中探究最深的当属香港岭南大学周爱玲博士和台湾中研院黄庭康博士。两部专著均从不同角度谈到亚洲基金会在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但并非其论述的重点。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在著作中提及港中大建校前多个成员书院曾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但论述或不尽不实，或有所隐晦。如谈及流亡书院时，多强调流亡知识分子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创校;在提及美元资助时，又多强调美国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中央情报局与亚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与孟氏教育基金会(后文简称孟氏)之间的关系鲜有人提及。美国在港中大创建过程中作用因此没有得到客观评价。

1、反共武器：资助中文书院的冷战逻辑

1945年以后，赴香港的大陆难民人数激增，1949年以后则形成又一流动高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向美国政府汇报时提到，“共产党夺取大陆后不到两年间，约有7.1万中国难民涌入香港。”在这些难民中，数量为2.5万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外引人瞩目，成为美国上自行政机构，下至私人志愿组织关注的焦点。其时负责美国对外信息与宣传活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决定对逃至香港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有选择地救助”，因为“(这)对美国在政治、情报和心理战领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艾森豪威尔就职后，美国政府决定拨款25万美元“有选择地帮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实际上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并进一步确认，“该援助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和远东的整体目标是重要的”。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以官方身份介入中国难民事务。这一方面源于部分中国难民知识分子不愿接受美国官方的公开资助，以免被贴上“亲美”的标签。不仅是香港，遍观整个亚洲，美国政府与当地民众或团体的接触并不顺利，“常会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港英当局不愿刺激大陆的中共政权，即“不愿为共产主义侵略提供合法性。”因此，美国在香港的难民救助项目(避难者项目)大多是通过民间团体、私人组织和半官方组织来完成的，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教会世界理事会、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ARCI)等等。 

▲1951年Gordon Gray (右)宣誓就任心理战略委员会(PSB)主任， Frank K. Sanderson(左)主持就职仪式，总统杜鲁门到场祝贺。

亚洲基金会是援助难民知识分子群体的又一组织，但它的视域远不限于此。亚洲基金会活动是目标导向的，旨在“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作为半官方组织，亚洲基金会对美国的政策和自身的任务有清晰透彻的理解。在它看来，战后初期，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并不总是成功的。短期内，欲使东南亚各国政府走上稳定的、亲西方(亲美)的道路并不现实，反共才是优先政策目标。正如这一时期美国亚洲政策文件强调的，美国必须“扶植并支持中国内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权的控制。”亚洲基金会将自己的目标定得更高一些，除了“寻求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还致力于“破坏滋养共产主义的土壤。”这成为后来亚洲基金会大力赞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据。

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时，陆续自大陆迁至香港的十余所中文书院正处于困境当中，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钱穆先生这样回忆当时的境况，“新亚这五年来，永远在艰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简陋，图书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们永远没有正式的薪给……学生们大多数交不出学费，半工半读，老挣扎在饥饿线上来校上课。”亚洲基金会最初注意到的是青年学生问题。在它看来，亚洲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正是青年人。中国共产党正倾尽全力来争取大陆以外的华人。在香港，共产党支持下的书院和报刊试图使学生成为扩散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而大量不愿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不仅无法继续学业，生计亦且存在困难。毋庸置疑，这些青年人或许就是“自由世界未来的领袖。”上述想法在美国政府内部亦不缺乏支持者。心理战略委员会在讨论援助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就有人提出，“从长期来看，资助未来的中国领袖要比制造一批重型轰炸机重要得多。”应该说，为香港本地和滞留香港的青年人提供教育机会是亚洲基金会决心援助中文书院的第一个动因。 

▲钱穆：《新亚遗铎》

避至香港的教授和学者，特别是知名教授和学者，是亚洲基金会关注的又一重点目标群体。在美国看来，这些中国学者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无法比拟的。他们在文化冷战中的价值非同小可。其时，亚洲基金会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自由民主这样的漂亮话”并不适合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宣传。美国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援和军援，却得不到对等的回应，是因为亚洲人一直担心美援会破坏其自身文化价值观和自由。因此，“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中国学者使其安心教学与研究，“不仅可以继续传统中国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总之，对亚洲基金会来说，扶助中文书院，借助中国学者的智慧来打这场文化冷战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

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亚洲基金会的视野不会只局限于香港。这一时期，美国正面临更为严重的东南亚华人高等教育困局。传统上，东南亚华人学生在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后，一般会选择赴大陆继续高等教育。新中国深谙联络海外华人的重要性，亦实施了非常积极的吸纳侨生政策。在美国看来，中国政策很明显是希望“将海外华人拉到大陆一边。”从冷战对抗的思维出发，此时，只有一个健康的、综合性的中文高等教育体系才能为“竹幕”之外的华人提供除共产主义之外的又一选择，从而有助于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整个亚洲除台湾外没有正规的中文大学，台湾吸纳侨生的能力亦非常有限。结果是，东南亚华人学生“越来越受共产党诱惑而转向大陆求学。”因此，亚洲基金会关注香港中文书院，除了想解决前述难民学生和知识分子问题，更要进一步解决整个东南亚华人学生的高等教育问题，即“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将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借以扭转华人青年到大陆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局面。”

从逻辑上讲，美国推行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的最终目标是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时，诸如美国新闻处(USIS)、国际合作署(ICA)这样的美国官方机构的确在亚洲从事以此为目的的人员交流、图书和图书馆，以及英语语言培训等项目。但在政策实践中，争取中间文化力量，特别是在亚洲这样西方文化和价值观难以快速融入的地区，争取进而塑造反共文化力量几乎成为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

2、双重隐蔽：孟氏教育基金会与“无形大学”的创建

亚洲基金会甫一介入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问题，就意识到自己在香港的活动必须小心谨慎。1952年初，亚洲基金会决定要资助新亚、崇基、珠海等数所中文书院，但具体的形式还有待商定。恰在此时，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在香港的公开活动招致港英当局不满。亚洲基金会香港代表詹姆斯·艾维一再向港英政府保证基金会的活动方式是不公开的，“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有价值的团体和个人合作，支持他们的努力。”考察亚洲私人组织后，亚洲基金会又认为，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尚缺乏资金、有经验的领导者，以及获得认可所需的合作沟通能力，于是，决定帮助类似组织的建立。说到底，亚洲基金会是要为自己寻找或者干脆组建一个隐蔽组织，“让所有的美国援助都隐在台后，实际事务则让亚洲人出面。”

1952年9月，孟氏委员会(后更名为孟氏教育基金会)组建起来。从“孟氏”这个有着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名称上可以读出亚洲基金会的深刻用意。孟氏的公开目标是要保证香港中文书院的“稳定和有效。”但后任孟氏主席的布克礼在一封信中点明了孟氏的职责，即扶植中文书院的发展，加强它们的教育项目，支持上进努力的学生，使其接受可以服务于未来“自由中国”的训练。在一份报告中，孟氏表示“如果不能阻止华人学生落入红色中国的陷阱，他们将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摧毁民主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的武器和弹药。”可见，孟氏的理念基本上就是亚洲基金会的理念。

组建初期，亚洲基金会帮助孟氏争取到了几位知名华人学者和教育家加盟。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和知名历史学家、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在其中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1953年，著名教育家、珠海书院院长唐惜分也加入进来。李应林和钱穆先生是否知道孟氏经费与中情局有关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很清楚孟氏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亚洲基金会。孟氏元老级人物李应林病重后，由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长布克礼代理主席职务。布克礼虽然不像李应林一样在华人知识分子中卓有影响力，但他同时活跃在香港的几个学生组织，身兼数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孟氏董事会成员名单亦不断增加，后又有香港教育署官员尹耀声、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香林、雅礼协会代表郎家垣和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学院校长阮康成等人加入。

从相关档案中可见，亚洲基金会与孟氏之间关系有严格的协议来规范。协议除了指定前者拨款的数额和后者经费用途外，亚洲基金会还要求孟氏每月提交报告，写明“基金会的主要发展，每个项目的进展，以及基金会与项目的财务状况。”如前所述，亚洲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两者关系和具体的孟氏项目进行大力宣传，以免其被贴上“美国标签”而削弱影响力。孟氏项目的具体内容前后略有变化，但几个核心项目一直没有变，包括：学生奖学金项目、教职员资助项目、学生公寓项目、图书馆项目和新亚书院额外奖学金项目。这些项目在随后年份继续扩大，涉及的领域更广，如增加了孟氏大学教科书项目、海外奖学金项目等。第一批接受孟氏资助的有八所书院，即光夏、广东、华侨工商、新亚、珠海、崇基、文化和香港书院;后来又加入广侨一所，共计九所书院。

孟氏创建后的前两个年份主要致力于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资助，以便稳定香港的中文书院，与左翼支持下的中文书院及知识分子进行对抗。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以学期为单位，向所有中文书院在籍学生的15%提供学费奖学金。第一期提供212名学生奖学金，第二期中文书院学生总数增长，奖学金人数也增至265人。孟氏教职员资助项目，分为“配比教授资助”和讲座教授资助，年度预算为2.55万美元。其目的一是为了促进“自由中国人”的高等教育水平;二是通过提升教授质量来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赴书院就学。学生公寓项目，给那些无处居住或“居住区域有共产主义组织者活动的地区”的学生提供住宿，常年有80名左右学生接受该项目资助;而孟氏图书馆项目资助下的图书馆在很长时间内是香港惟一一个中文公共图书馆。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间，亚洲基金会为孟氏项目中的奖学金项目、教职员资助项目和孟氏运行管理拨出的款项为4.04万美元。

1954年以后，中文书院渐趋稳定，亚洲基金会已经不满足于无差别的或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资助。在拨付1954年9月1日至1955年8月31日间的经费时，亚洲基金会向孟氏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其一，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不再倾向于那些“生活急需的”学生，而是要用于那些“显示出能够成为未来自由中国领导者的学生”;其二，孟氏图书馆项目应当致力于“增强对自由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上述时间段内亚洲基金会对孟氏的拨款金额为6.23万美元。亚洲基金会对政治目标的强调也反映在其对“孟氏学生”的其他安排上。1953年下半年，亚洲基金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为孟氏学生开设了课外课程，并开展领袖培训项目;1955年，筹备成立YMCA青年中心，其主要目标仍然是发掘孟氏学生的潜在领袖能力。

亚洲基金会扶助孟氏成效显著。短短数年间，孟氏教育基金会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长期的本土组织”。亚洲基金会曾想帮助孟氏改变资金募集方式，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但因港英政府的反对而作罢。港英政府认为，只要孟氏或多或少依赖亚洲基金会，就可以“控制”其活动。1950年代中期，亚洲基金会针对台港和东南亚华人的项目经费约为65万美元，其中香港华人项目占到76%;它在香港项目(华人项目为主)的全部经费预算约为58.5万美元，孟氏项目占15%。

亚洲基金会资助下的孟氏项目目标明确，投入不菲，成为支持早期中文书院生存下来的主要助力。在孟氏项目支持下，1951-52学年，八所中文书院在册学生人数为772人，1953年则达到1400人。1954年左右，九所中文书院全部在藉学生人数为2000人(当时香港大学学生只有数百人)。更重要的是，孟氏项目把香港九所主要中文书院有机联结起来，书院领导层和知名教授因加入孟氏董事会或各种专门委员会而频繁接触，书院学生因同住公寓或共同使用图书馆而熟识起来，各种颁奖礼、会议、研讨和课外活动更促进了书院间的交往。各书院关于结成一体的酝酿就是在这频繁的接触中进行的。孟氏在总结自己的成果时难掩其兴奋，宣称一所“无形的大学”已经创建起来，其由九个书院组成，为超过2000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

3、走向联合：联合书院与“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创建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书院的援助，先是致力于解决学生和教师问题，使中文书院稳定下来;接着又力图实现美国与中国文化冷战的政治目标，即重点培植反共群体和反共思想。与此同时，它的目标和视野却始终是区域性的，欲使香港成为中文高等教育的地区中心，以满足大陆中国以外“自由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与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美援文化”或“美元文化”占据上风的评估不同，亚洲基金会将亚洲文化冷战形势看得异常严重。除了断言“共产主义正不惜任何代价控制整个东南亚的汉语文字领域”外，它还担心中国借语言和文化的便利吸引海外华人，“[中国]在总体上加强了对海外华人‘母国’意识的召唤。”盖源于此，1950年代中期以后，亚洲基金会对中文书院的资助策略为之一变，决意推动各香港中文书院的弱弱合并与强强联合，使“无形的大学”最终变成有形的中文大学。

1956年初，亚洲基金会评估认为，在孟氏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联合的条件。对于书院实质上的联合，亚洲基金会有两步设想：其一，将资源相对匮乏，教材、设施和教员严重缺乏的中文书院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长期规划。除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外，九所孟氏书院里的七所(后来又有一所非孟氏书院加入)协商合并为一所联合书院。其二，联合书院一旦成功合并，“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将迎来一个建立协调和整合体系的机会，”这一体系将由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组成，即成立一所中文大学。

由于协商合并的八所书院中有七所是孟氏的成员书院(仅平正为非孟氏书院)，所以协商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惜的是，三所书院在最后关头退出，所以联合书院由五所中文书院组成，分别为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亚洲基金会认为退出的三所书院有碍其整体目标实现，因此在与孟氏签订下一年协议时，特别规定孟氏对中文书院的支持一般而言限于崇基、新亚和联合三所书院，“建议孟氏不再资助那些撤出联合书院的机构。”

1956年10月，联合书院正式成立。董事会主席蒋法贤在书院成立大会上，特别邀请亚洲基金会代表艾维发表讲话。其后，联合书院成为亚洲基金会重点资助对象。1957财年，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上的拨款总计为12.28万美元。其中，联合书院得到的资助为2.95万美元，孟氏项目为5.63万美元。孟氏项目亦包含对联合书院的资助。1956-57学年，孟氏教职员资助项目提供了3个讲座教授职位和7位配比计划教授职位，一年共计支出1万美元。在经历1959年“蒋法贤辞职事件”的震荡后，亚洲基金会加大了对联合书院资助的力度，成为联合书院稳定下来的重要力量。 

▲联合书院

1957年，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中文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目的是促进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并代表上述三所书院与港英政府协商成立一所中文联邦大学。“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秘书长是新亚书院教授王书林，主席则由三所书院校长轮流担任。协会一半以上的花费由亚洲基金会提供。这些钱主要用于协会管理运行，包括秘书长每月385美元的工薪和特聘英国图书馆员总计6413美元的支出。亚洲基金会明确说明其资助条件是：协会和秘书长要在三所书院的教育发展合作，以及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中承担主要责任。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回顾起来，港中大成立前数年间，亚洲基金会关涉中文书院的活动一是继续依托孟氏教育基金会，提升中文书院教师的素质;二是竭力扶助联合书院，使其能够达到港英政府规定的大学标准;三是帮助“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统筹三所书院的入学考试和学位考试，支持其与港英政府谈判和协商。对于自身努力的成效，亚洲基金会的自我评价是：“是推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变革的关键因素，在影响成员书院和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援助，中文大学的成立还要推迟许多年。”

4、名实之间：冷战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塑与神塑

要客观全面地评估美国文化冷战策略施加于香港中文大学身上的影响并不容易。对于港中大的创建，有人将其归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即“中文大学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和教育理想的大学”;有人将其归因于1950年代中后期，港英政府对中文高等教育态度的转变。无论如何，港中大的建立绝非一方之力，一时之功。从已有证据来看，美国官私组织在其中付出的努力足以与前两者比肩。而在所有援助香港中文书院的美国官私组织中，亚洲基金会虽然不是单笔援助最多的机构，但它在书院间的沟通互联作用，其推进书院联合的长期努力，以及它对港中大形制与精神立场的塑造，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促进作用通过其对孟氏、对联合书院、对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资助即可见一斑。若要更加具体一些，则要谈及美援文化留在港中大身上的某些深刻烙印：文化自由的价值取向、现代教育理念的渗入，以及逐渐转向区域化的办学方针。亚洲基金会的文化冷战策略其实有名实之分，即名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实为宣传美国“文化自由”观念。盖源于此，其对港中大的真正影响也并非鼓励了中国文化传承，而是鼓励了中国文化的改造和西方文化的渗入。

前面提到，美国在亚洲从事文化冷战的总体目标是要引导目标群体反华亲美，但冷战前期亚洲特殊的政治环境使美国不得不顺势而为，将反共的目标放在了首位。通过选择性资助，亚洲基金会不断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方向，引导华人群体的态度和兴趣，引导香港中文教育的发展走向。新亚书院从一开始就得到亚洲基金会的特别对待。在亚洲基金会眼中，新亚书院的标签是“由华人社会知识界居领袖地位的知名学者牵头，其学生在反共斗争中表现出积极的参与精神。”为此，新亚书院得到的援助较其他书院更加优渥。其时，新亚除享受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资助，还额外得到26个奖学金名额。新亚书院在册学生总数不过百人(一说为90人)，这使新亚学生获得的资助比例异常高。新亚研究所是亚洲基金会又一重点资助目标。亚洲基金会为其提供了1.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之所以资助新亚研究所，是因为“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展开研究，可以使中国人认同这一传统文化，进而反击共产主义。”但在更隐蔽的层面，亚洲基金会亦想通过支持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向所有大陆内外的华人展示西方“文化自由”形象，“转而激起华人群体对自由世界观念与项目的热情支持。”换言之，鼓励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研究，短期目标是反击共产主义，但其深层的长期目标是借“文化自由”观念，借美国对文化的宽容态度，来展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所中文大学在香港的存在无疑是美国“文化自由”观念的最好体现。

然而，推销“文化自由”也并非亚洲基金会促进港中大创建的全部动力。亚洲基金会所谓“保存中华文化传统”、“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背后还有更为审慎的冷战思考，即在中文院校渗透入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改造，以助益于195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所谓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对比美英在港中大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会发现，港英的政策出发点往往是殖民统治的稳固(香港的稳定、华人社区的影响力、不刺激中共，或多或少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出发点是深信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文书院的政策往往与其对中国、对东南亚，乃至对全球的的冷战政策相关。

1954年以前，美国对于中共政权能否稳定持久是存疑的。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腊斯克曾经说过“我们许多人都不相信中国政权能够长久”，因此，在中国边界之外储备一批受过培训的、有能力的中国人非常重要，这样，“当自由回归(中国)时，他们会成为中国人可以依靠的力量。”港中大书院联邦制的雏形是很早就确定了的，目的即为保持流亡大学特征，迎合中国知识分子“唯有中国文化存活，中国才将存活”的认知。亚洲基金会支持新亚研究的一部分意义也正在于此。然而，从1950年代中期起，亚洲冷战不可抑止的滑向另外一条轨迹。中共政权不仅稳固下来，而且越来越对西方的制度模式提出挑战。随着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独立，东西方对抗清晰地以两种发展模式竞争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积极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从贫弱国家走向强大工业文明的样板，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对一所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内容。

在冷战的影响下，亚洲基金会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的政策趋向愈益明显。与冷战时期美国诸多心理战和文化冷战机构相同，亚洲基金会董事会由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有经验的外交官组成，数量不菲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基金会的项目筹划与实施中，他们“不知不觉中成为中情局观点的传播者，为其预算提供合理性。”在中国文化塑造问题上，为亚洲基金会提供思想源泉的是历史哲学家诺斯若普和国际法学家多尔西教授。多尔西尤其强调“应当更新中国传统和思想，使其与20世纪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残酷现实相妥协，给予其有活力的表达，以便使中国大陆以外和铁幕后的中国人最终遵从这一信仰。”

亚洲基金会欲使香港中文书院和大学教育中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项目不胜枚举。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课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孟氏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提供台湾和其他地区使用。其次，亚洲基金会资助新亚研究所的目的也并不单纯。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最后，一方面为引导香港中文大学未来的走向，一方面为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进入1960年代，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重点越来越转向加强中文书院(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加强工程与科学课程的设备与设施。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港中大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对于港中大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办学方针，钱穆早在注解“新亚书院”时就曾指出，这是“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可见其视域并不局限于香港和大陆。然而，美援机构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迥异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港中大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只为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然而，在美援干预之下，成立不过十余年间，港中大即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钱穆等一批中国学者辞职离开，书院联邦制在事实上解体，汉语作为教学媒介失去了统治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越来越靠近一所现代大学，但却越来越远离了中文书院的本真。

【作者：张杨，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察网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原标题为“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