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今天我们正遭受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以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受到质疑。森林的采伐、地下水的污染、世界海洋的掠夺、地表土的流失都不断加剧。由于生物圈的污染，每个月即使没有上千种，也有上百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在所有的威胁中，人类活动产生的全球变暖是对生态持续发展最大的威胁。年复一年，这些问题没有减轻，而是越来越严重。地球上每个社会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似乎无休止的破坏环境的进程中。显然，我们正在走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尽管生态危机如此深重，许多人却继续逃避现实并否认这场危机带来的巨大威胁。但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就足以唤醒这些忙于积累财富、金钱、利润的人去关心问题的严重程度。全新世中期（始于11000年前），地球温度趋向变冷。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至出现了由工业化引起的变暖模式。1900—1909年，地球温度比过去11000年高5%；但2000—2009年，地球温度比过去11000年高82%。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延续了5000年的自然降温过程就被人类改造环境的活动所逆转。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变暖趋势还会加剧——即使所有国家都立刻停止使用诸如煤、石油、天然气之类的化石燃料而停止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必须记住，生态系统重新吸收已经排放到生物圈的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最大的威胁不仅仅是大气层温度的升高（精确的升高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论），还有海洋温度的升高——这没有人否认，海洋温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上升。占地球表面积75%的海洋控制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海水温度升高使洋流、蒸发水平、沉淀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对沿海地区意味着严重的灾难，对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海水温度升高还导致海水酸碱度降低，产生酸化。许多研究表明，海洋酸化会杀死大量生命形态，尤其是浮游生物，它是海洋食物链的基础。最严重的威胁是，如果海洋温度升高到释放目前正位于海洋底部的大量甲烷（它比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大得多）的程度，将会导致全球温度不可逆转的迅速上升。现在很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人类而导致的、对世界大多数生命形态的“第六次灭绝”，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人们经常会忘记，当涉及自然环境时，没有所谓的“废物”。这个物种产生的“废物”是另一个物种的营养。循环是一个自然法则。但在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大量的废物被排放到土壤、空气和海洋中，以至于地球简直无法处理它们。长期以来，我们都将空气、水和土壤作为处理高度商业文明产生的垃圾的排污场。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否则，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将会被破坏。

　　很明显，生态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21世纪产生任何关联，它就必须对生态危机做出解释。着眼于现实，回到马克思的研究在面临这个挑战时能否担任重要的角色？当然，马克思不能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既然他是价值生产的最伟大的批判者，既然为了价值增值而生产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么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如何帮助我们应对以及克服当前的危机。

　　二、 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毫无疑问，生态危机发生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对它们的过度开采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狩猎社会、农业社会是如此，工业社会更是如此。在许多方面，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作用于环境的历史，这种作用有时是积极的，但通常都是消极的。我们可以指出许多早期的消极例子：古代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是由于过度灌溉导致的土壤侵蚀和盐渍化；罗马帝国的没落是由于密集采伐森林建造大量的建筑物；古代玛雅文明的倒塌是由于过度开采水和森林资源。还有许多其他的消极例子。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更为恶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价值生产的系统。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物质财富，也不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其目的是增加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使用一定数量的鞋子、衣服和食物，但交换价值在数量上却是潜在的无限的。为什么交换价值是无限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所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必要平均时间所决定的。一个工人可能花10小时生产一个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做了10小时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如果生产这个机器的必要平均时间是6小时，那工人做的额外的4小时劳动就没有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工人不断被压迫，使其生产时间与抽象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工人不控制时间，反而时间使工人成为“孤立的人”并且使工人服从于时间。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娜叶夫斯卡娅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机器的婢女，它完成了把所有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群集的奇迹。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改变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度。如果昨天需要一个小时生产的东西，今天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工厂的时钟就会设定在半个小时上。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断变化的，每种新机器或省工法的发明都会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了符合不断变化的抽象平均数，工人处于恒压中。这个压力会结束吗？迫使工人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命令是有限的吗？不，恰恰因为支配工人的是抽象平均数，所以这种压迫是无限的。根据定义，抽象即没有限制。因为迫使工人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行为是无限的，所以追求价值增加也是无限的。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榨取工人的价值是没有止境的。一旦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给定数量的价值被创造了出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进一步减少，而这会使之前被计入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失去价值。因此，工人为了保持与先前循环中价值生产相同的水平，需要用较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个过程永无止境。价值生产从本质上说是对数量的无限追求。

　　然而，自然资源在数量上却是有限的。地球上只有这么多的水、森林和石油。但资本家不顾这些，他们忙于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这要求他们在更少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除了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资本家们无法在更少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并认为这就是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结果，自然资源被认为是纯粹的“外部事物”，而不算为生产成本。为了达到价值生产的要求，自然遭到了随意的破坏。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过程与追求价值增殖的冲动一样都是永无止境的。

　　但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在某一刻达到极限？不断追求价值增殖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会不会在某一刻相冲突？价值生产的代理人——不管是公司官僚们还是政府官员——不关心这些。他们所关心的是在给定时间内榨取的价值总量。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家的座右铭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他的话是多么的正确！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任何生态批判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对价值生产的本质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现代社会环境破坏如此严重的原因，我们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它。当然，采取即使是最温和的方式，如在日常生活中降低个人消费水平、更好地关心自然环境都是有成效的，但如果不消灭价值生产系统，我们就无法停止对环境的破坏。这个系统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看起来消灭价值生产——当然也包括消灭它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使其不再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中介——是遥远的，甚至是乌托邦的想法。有可能消灭价值生产么？我认为那些认为如果不消灭价值生产人类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想法更具有空想性。以价值和交换价值为逻辑基础的系统不顾自然的限制是一个极度破坏的过程，以至于最终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根基。我们知道，土壤破坏、污染失控、气候剧烈变化会威胁人类文明。这真的是无限期的吗？假定这是无限期的是不是具有空想性？当然，超越价值生产是很难的。改变世界从来都不容易。但这就是马克思花了30年写作《资本论》的原因，即为改变世界的努力提供理论上的指引。毫无疑问，只要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不能否认马克思是极度反对价值生产的！如果说消灭交换价值是“乌托邦的”，那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乌托邦的”。但是这一主张会遭到很多反对。

　　不幸的是，即使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向自然宣战的行为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在面临需要将价值增殖的冲动指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时，也倾向于回避。福斯特（Bellamy Foster）和克拉克（Brett Clark）在强调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都把自己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他们的思想都很有见解。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人类将自然作为对象进行操纵和破坏的主要原因。他们还认为追求“私人利益”是产生环境危机的唯一原因。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追求私人利益都对环境有极大的破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分析没有考虑已经废除私人利润和私有财产的社会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苏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苏联要对地球上一些最广泛的环境污染负责——在某些情况下，苏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许多西欧国家还要大。对地球上最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的破坏只是众多例子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抽走咸海大部分的水进行大量的棉花生产。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并不仅仅局限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追求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按价值规律运行。因此，他们与自由资本主义一样破坏环境。

　　三、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想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价值生产的批判，它虽然是把握当前生态危机根源最重要的资源，但马克思研究的许多其他方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将简要地介绍其中的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阐述异化理论时，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构想。

　　马克思强调人的“普遍性”、人的能动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自然环境做出反应，而且还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改造自然环境。他指出，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是我们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不仅是出于生理的需要，而且还遵循“美的规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的有目的的创造能力为媒介。但同时，马克思没有提到人类和自然的二重化。

　　虽然人类有一个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类存在，我们与自然仍然是不可分割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然而，异化劳动把人的类存在简化成指向目的的手段。人类的创造性被用来追求物的价值的增加。异化劳动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人与他的类存在相异化。结果，我们不再与大自然进行不断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写道，“自然与人类相分离”。一旦联系人类实践和自然的纽带被破坏，就有可能将自然看作是与人分离的，看作是一个将要被拥有、占有或者破坏的异己存在物。

　　马克思反对自然能够被完全纳入人类主观活动的观念。人的活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及其延伸。人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一个社会或人为的存在来超越自然；但自然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的附属品，因为人类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他拒绝任何将自然消解为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观点，理由是：“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将……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 ”这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有重要启示。人类的实践与自然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管人类如何努力地克服它，这个差距还是会存在，应该要理解和接受这个差距。但资本主义否认这一点，因为它将每一事物，包括自然界的对象物，都归结为占有和消耗。资本主义不顾自然的限制，为满足占有的需要而牺牲其它一切需要。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资本主义将自然看作是将要被占有、消费和破坏的异类，这的确带给了我们一个“无生命的、单独的、孤立的”的世界。

　　1844年马克思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人本主义者，但他的人本主义并不忽视自然的限制。当他认为自然与人类不可分离时，就意味着他认为不能为了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是因为，人与所有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所以他提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用语。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连续交换”的强调肯定以及尊重了自然的限制，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早在1844年手稿中，人们发现马克思至少已经隐晦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坏的无限”（使用黑格尔的短语）。在使具体的感性活动从属于一种抽象的支配形式（价值和利润增殖的冲动）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不懈地寻求无限的扩张。你可能会问无限扩张为什么是错的？当然，如果无限扩张意味着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目的本身，那它并没有什么不对。从来不会有太多的教育，太多的智慧，太多的文化，太多的友谊，或太多的爱。这些“无限的追求”不会危害自然。但这些与资本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进行扩张的无限冲动也毫无关系。对利润和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一个消费社会的产生，这个社会认为自然界的资源和原材料都是无限的。但这是一种错觉。

　　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再次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人们不再认为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只有它能够用来换取货币时，它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自然不再是因其自身而受到尊重，社会“旨在使其听命于人类的需要，不管是使其作为消费对象还是生产工具”。自然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被神化。它不再被看做奇迹或视为谜。“它破坏了所有的一切……”，马克思指出这个进程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然而，他绝不是对这个进程毫无批判。因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资本要克服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障碍以实现其自我扩张的无限动力。资本不接受有限的限制，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洞察资本逻辑的重要的生态学视角。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其他地方对此做了展开：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极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如果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

　　第三，《资本论》第1卷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的重要的论述，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早期的见解。

　　他写道：“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媒介。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脱离或外在于自然的。它不是抽象的“自为存在”。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才是独立于包括自然在内的其他实体的“自为存在”。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才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二重性。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劳动抽象化，抽象劳动作为独立于人的形而上学的超主体存在，因为这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形式。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劳动是高于自然的并且可以无视自然。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对“劳动”的态度是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即抽象劳动的意识形态表现。马克思没有“神化”劳动。他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否认它有任何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第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更明确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哥达纲领》是拉塞尔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纲领，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非常反对这一论断。他写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及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当拉塞尔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赞颂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时，他们无疑认为他们这样做有益于劳动。但马克思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这给资产者为创造利润压迫工人提供了合理的辩解。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并没有为劳动增光。只有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时，它才能作为价值的源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基础，因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质。马克思不赞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以价值形式呈现出来；相反，他希望通过“自由联合的劳动”来完全废除价值生产。

　　这个简要的介绍表明，马克思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当代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宝贵材料。马克思思想的这一维度被忽视太久了。

　　四、 结语：人类社会呼唤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作品的生态学意义被忽视有一个客观原因。这与他的主要理论作品形成的具体历史时期有关。马克思写作的时期，资本主义只出现在世界的小部分地区——欧洲与北美。世界上大多数社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也十分低下。马克思明白生产力水平是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强调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结果，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不像要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那样重要。

　　这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大多都能理解马克思关于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技术较落后地区如俄罗斯和非西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技术非常落后，但他们没有充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他们很少有人重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认为仅仅是生产力本身的数量增长就会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拥护现代化并将它视为目的本身，完全忽视现代化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将自然看做是与人分离的并且认为自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但因为他确实强调需要发展生产力，导致他理论的其他方面被忽视。

　　但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今天不仅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不破坏人类或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当今大多数生产力的破坏本性。技术的进步走得过远，为了无限扩张而不顾自然的有限性的做法在生产系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限定了整个世界经济，这使得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提高生产力而是限制或者消除某一些生产力。大多数生产力都有其破坏本性，如大量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就可以证明生产力的破坏性。我们再也不能通过简单地复制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衡量社会的进步。那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甚至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需要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重点。

　　梅扎罗斯（Istvan Mészarós）这样写道：“如果某些可行性过渡策略成功地冲破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技术的社会包容的恶性循环，那么，资本的‘生产力’将不会继续投射威胁生存的阴影，而且，相反的是，马克思通常赞同的解放的物质条件将会得以完成。”

　　当然，极度贫困使人类受尽折磨，所以必须要发展经济。但是我们不能再按照西方社会为人类提供的发展道路来发展经济。我们必须通过同时消除价值生产来实现经济发展。这样做需要一个不同于目前存在的发展模式。制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并且在某些方面它才刚刚开始。但必须制定出这个模式。人类未来的存在很可能取决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