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充分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判断标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展现出旺盛生机和活力。然而，苏联自 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展缓慢，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逐步流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改革由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演变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最后，不仅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丧失殆尽，而且社会主义大厦也完全坍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丧失的教训，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提升制度优势敲响了历史的警钟。

　　一、意识形态从僵化保守到蜕变变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失去了理论基础

　　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要把理论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不能把理论当教条，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去“裁剪现实”。但赫鲁晓夫上台后，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共的宗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虽然把苏联重新拉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但由于苏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和僵化的理解，所以很难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保守，造成了理论上无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更谈不上用创新理论正确地回答现实遇到的问题，理论的说服力必然降低。在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逐渐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同时，由于苏共领导人在对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观点和争论上采取了无限上纲、简单粗暴的做法，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相混淆，用权力压理、压人，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压制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生机与活力。结果是知识分子思想沉闷，政治消极，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心生不满，这也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搞“意识形态垄断” “思想禁锢”提供了口实。

　　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则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阶级对抗消失了，与这样一个时代相适应，社会主义必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决裂”，必须重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理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推行所谓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开始，并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所谓的团结和睦代替积极的思想斗争，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苏联迅速泛滥起来，最终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引向了歧途。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立党立国的一条基本原则，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在科学研究、思想认识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区分不同矛盾的性质，允许各种思想观点在实事求是的讨论、辩论和批评斗争中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此外，必须坚持在全党、全社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夯实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以发挥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体制改革偏离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失去了制度支撑

　　辩证地看，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体制在初期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体制弊端日益显现，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尝试改革这种体制，但是因为没能找准 “病根”，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以致问题越积越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推动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戈尔巴乔夫有意混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体制的区别，认为改革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改造，就是要从权势官僚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各种反党势力集结起来，使改革的方向进一步转变。

　　一是思想理论界借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占了上风。从否定大清洗运动到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化，乃至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变形的社会主义” “异化的社会主义”，抛出 “苏联历史上还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种种论调。

　　二是各种反党“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削弱直至否定苏共的领导。1987年底，各类“非正式组织”3万多个，到1989年2月，发展到了6万多个，成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尤其是“跨地区代表团”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苏联议会中出现，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已经不可遏制，苏共走向了分裂的不归路。

　　三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崛起，苏联最终走向解体。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群众性组织，利用民族情绪鼓吹民族独立，反苏反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冲突也愈演愈烈，局势日渐失控，苏联走向解体。四是在党内外激进势力的联合推动下，权力的中心从党转移到了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职能，党的方针政策只能靠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来贯彻执行。从明确反对多党制到逐步被迫承认多党制，苏共的领导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并最终彻底丧失。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活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御资本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动摇，必须要搞清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等问题，绝对不能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企图所绑架，更不能为赢取别有用心者的掌声而拿改革做交易，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差距拉大，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失去物质保障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列宁也指出：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注重发展生产力，而且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使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成熟，才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增强综合国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领导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苏联的经济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的，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益，并认为速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另外，苏联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畸形发展，重工业发展快，轻工业和农业发展较慢，日用消费品品种单一，消费品市场供应紧张，坚持高积累、低消费，使人民群众收入增长缓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建设出现了困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优势完全丧失，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取得了较长时间经济稳定增长，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面对这种强烈的对比，苏联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增长，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煽动群众、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列宁指出：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在确保一定速度的基础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

　　四、苏共先进性和纯洁性逐步丧失，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失去领导核心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革命战争年代，苏共党员不怕苦、不怕死，以自己的流血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执政以后，苏共的地位和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党的性质和宗旨能否通过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和全体党员来贯彻面临严峻考验。对此，列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采取了切实措施防止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从加强党的建设上巩固了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进了群众对苏共的信任，提高了党的威信，并度过了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困难的时期，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后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然而，苏共执政越到后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越弱化，特别是苏共内部形成的庞大官僚特权阶层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苏共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群干群关系日益紧张，党的威信逐渐降低。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提出用民主社会主义改造苏共，改变了苏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最后从组织上解散了苏共，使反对派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

　　苏共肌体的变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党章规定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战斗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变为苏共28大党章规定的“是一个按自愿原则将苏联公民联合起来，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

　　二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变为逐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抱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三是党的奋斗目标发生了变化，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迈进，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是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苏共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变为与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平起平坐、自由竞争。五是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变化，从强调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为仅仅强调民主，淡化集中。这些变化表明，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苏共已经背离自己的初心，越走越远了。

　　共产党人只有牢记自己的宗旨，时刻不忘初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领导人民群众在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而只是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缺陷和弊端。苏联解体的教训是一部永远的教科书，社会主义中国只有深刻总结、不断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才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还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信心，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本经验研究”[12XDJ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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