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理论领域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缺乏有效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却不同程度地出现教条化、僵化、边缘化的倾向，没有得到积极的创新与发展。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后应该怎样开展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呢?在当前中央鼓励“双创”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些探索性的回答，期望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专家及爱好者共同交流探讨，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为什么需要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

　　首先我们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以信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必然对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如互联网经济中的分享经济出现使用权与占有权出现了分离，出现不求所有权但求使用权的现象；其次是一些经济学的变量、概念、制度与政策在经济实践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过去有效的宏观经济关系可能因为制度安排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利率、通胀、货币总量、政府负债率、汇率等宏观变量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性质方面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在接近零（现在世界上已经多国实施负利率）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已经丧失了作为政策操作工具——流动性提供的有效性，直接购买长期国债或者其他风险资产（量化宽松）成为主要手段”，“但新的工具和政策传导机制是怎样的？会带来什么风险？……争议较大，我们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尤其大的时期”(上述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第21-22页)。“在现代信用体系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可以起支付和储备功能的货币工具变得多元化，要准确量度理论上的‘货币’概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货币总量作为判断通胀压力指标的重要性下降，逐渐变化为诸多指标中的一个”(同上第146页);“什么是货币？相信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上升到分析货币和宏观经济，比如通胀、增长、资产价格等关系时，就复杂起来，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同上第118页)。第三是现实经济中如困扰我们的房地产问题，十几年来大家都知道，很多调控政策实施下去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很多地方其实也没能积极地吸取日本、美国的教训，一定程度上存在有重蹈覆辙的危险;第四是全球化日益加快面临的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话语权问题，诸如在应对汇率操纵指责、市场经济地位认同等方面我们显得较为被动。因此需要我们“着力构建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和话语，让国际上了解和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第五，还有我们自身的经济体制如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节奏、路径与实施条件，如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政策设计、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的实施步骤和条件都有待探索；第六是西方学者自己也认识到，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访台被问及他那套理论的普遍性时，他也谨慎地表示对亚洲文化所知不多，颇担心自己的理论被简单照搬到东方的后果。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则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经验完全出自西方人的逻辑，所以无法对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多的建议。因此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探讨能够诠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理论。

　　二、 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哪些不足与错误倾向？

　　目前讲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问题，都是通过经济危机的现实来反思的，无论是国际或者国内学者，都是破的多，立的少，结论无非是要么是市场失灵，要么是政府失灵，莫衷一是！显然我们不能亦步亦趋，照此老套路来搞理论创新。那么我们怎么从理论的角度来揭示它的不足呢?我认为这项工作需要从构建人类学术理论的思维基础——逻辑学的层次来洞察它的不足，才能有的放矢！

　　如果我们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剖析，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和不足就更容易被揭示与把握。具体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不足之一是该用二值逻辑的地方，他们往往不懂从矛盾分析出发，成了以单值逻辑的假设来构建理论体系的跛脚鸭。这方面比比皆是地体现在经济学许多基本假设上，如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设、信息充分假设等。这样的假设由于一开始就缺乏矛盾分析，存在片面性。尤其当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以所谓的假设和公理，再加以形式逻辑来推理，就往往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实际结果!如：经济体系中客观存在有效市场与无效市场，有效竞争与无效竞争，分工产生交换与合作也产生交换等等矛盾。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理论一开始就没有从矛盾的对对子出发来分析，导致其理论充满了片面性，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不懂得两点论，不懂得去区分假设存在的对立面及其有效应用的具体范畴！结果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过中则反”就出现了负利率，与此同时另一边还在去杠杆，理论界还在按图(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索骥，为负利率找理论依据;而财政政策用到极致也已经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大量的资本为了逐利完全抛弃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为了以钱生钱现在把炒作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作为盈利的办法，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扰乱了经济体系的稳定，也成为洗劫其他国家财产的资本游戏。这些年国内在出版、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存在不论范畴和使用条件的盲目市场化问题，多少与理论的片面性有关，这方面就非常值得反思和纠正！再有一些产品如房地产、电力本身就具备公共服务与商品两重性，自身还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电力的普遍服务等公共品，就不可能一味地都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

　　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就是该用三值逻辑的地方，由于形式逻辑“排中律”的缘故，都当成了二值逻辑的问题去处理。由于排中律导致没有“中”的过渡与联系，更没有看到构成二值逻辑的双方还有性质的不同，也就是定性的不同!比如体现在供需方面，就是简单地抽象化，用抽象的货币价格曲线相交就认为供需系统平衡了！他们根本看不到供需不单是抽象价格数字的相等，还有定性的不同，这方面打个比方他们就犹如只看到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没有看到还有男人、女人质的不同!而简单地把体重等抽象的数字相等就当成了平衡指标一样，这是我们开展理论创新需要认真分析的关键问题之一!

　　分析供需双方性质的不同，我认为起码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一是生产方的供应者是社会的少部分人，他们是追求投资收益——利润的，而需求方是社会的绝大部分人，他们主要是购置生活品而来给商品生产者祭献利润的。这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探讨收人分配问题，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他指出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300年来，收入分配只是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几年有所改善，他说收入分配格局照这样下去，资本主义世界是要遇到麻烦的，这实际上就指出了在西方的经济体内供和需的双方在分配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有不可忽略的性质上的差异；二是供应方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资本积累和银行信贷，而需求方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则来自构成供应方产品成本的部分——工资;三是供应方与需求方构成供需统一体需要货币——价格中介，需要时间差来完成交换，而且巨额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设计各种金融衍生品来影响需求商品的价格，也即货币的非中性特点也决定了其在供需双方是不平等对待的；四是银行作为资本中介的放贷方，绝大部分都是贷款给供给方的，需求方在资本面前历来处于劣势，这方面我们查了一些大概的数据，这些年我国投资信贷与消费信贷大概是7比3左右。我们这样分析的目的也就是要讲清楚真正经济的供需平衡，绝对不是抽象数字的定量平衡，而是必须考虑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平衡，也即考虑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及其收入分配等因素在经济系统中扮演的真实角色——有质的不同的动态意义的平衡，这才是经济系统的真正平衡。而西方经济学则完全没有考虑供与需、公平与效率、实体与虚拟、长期与短期还有定性的不同问题!也即没有考虑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平衡。这就如《论持久战》中除了分析敌我的强弱、大小国等数字化的定量因素外，还必须分析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一样，不可或缺!

　　上述我们讲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足，还要鲜明地指出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最简单的经济系统都是由三部分不同性质的事物组成的(也即黑格尔的正反合与老子的三生万物)!特别是忽略货币之作为一般等价物外，还有不同与供需两边的特殊属性，也即它自己能够逐利——以钱生钱而在短期与长期通过负债等形式都具有非中性的重要特征。由于作为中介与经济纽带的货币具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定性特征，就决定了它能在经济系统中扮演着许多导致系统出现非线性、非理性的结果，如银行的资产扩张能够创造货币的能力，如通过金融衍生品创新能使货币本身无中生有，还有银行的资本被不良贷款即坏账吃掉后，政府性银行可以通过财政发债来补充资本金，也能无中生有，但是这些损失最后都是由广大的老百姓来承担的。其实马克思经济学也早就指出：G—W---G1与W—G—W1两种模型，由于系统中的中间物的性质不同，也即货币作为整个经济系统之“中”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还是作为以钱生钱的工具，就决定了整个经济系统的性质不同。

　　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也指出流动性偏好、信息不对称、价格粘性、市场出清、理性预期、逆向选择等问题，但他们还从来没有在三值逻辑的框架内来系统考虑经济系统的平衡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把货币也当成商品，也用二值逻辑来再判断。诸如得出货币的短期非中性，而长期是中性的等等结论，本身就没有看到短期与长期还有定性的不同，而仅仅把时间看成单一的抽象数，结果是拆东墙补西墙，漏洞百出，举债、举债再举债，也就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经济学规律!

　　三、 当前怎么开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早在1787年，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就指出“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两百年过去了，至今依然如此，这就不能不让我们需要立足从文化的认识论根源也即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其深刻根源，去看清西方经济学由于逻辑的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与之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其中就包含着究天人之际与舍身求法的规律意识和文明成果。为此，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返本开新，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论、逻辑学精髓的挖掘和阐发，尤其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我们传统文化的认识论、逻辑学精髓，结合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现实的经济实践活动，在经济学领域大胆地开展理论创新，诠释好中国自己的道路，并为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另一方面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我们必须强调，首先要研究人类的思维科学和逻辑学，因为只有了解了思维规律后才能正本清源，看清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及其理论构建的认识论逻辑基础！因此，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我认为一定要重视逻辑学研究，因为逻辑学是用来推理判断而区别于一般思辨哲学的重要认识论与方法论工具!如果对这两门学问缺乏学习和了解，则研究学问就如“犹人眼能见毫毛而自不见其睫”，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讲我们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不足首先需要看清他们理论的深层哲学和逻辑的缺点!从西方经济学史来我们看到他们始终存在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理论在政府与市场、宏观与微观、供与需、短期与长期、货币与实体荡来荡去，结论都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总是以危机来解决危机；与此同时，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要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把握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联系起来，对上述经济系统中的诸多矛盾对对子能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与民”。实际上上述提到的二值逻辑、三值逻辑，就是《易经》里面提到的“三天两地而倚数”的整体论规律。

　　当前我们要结合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视理论创新首先要重视辩证法的逻辑化，也即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才有底气和可操作性，才能克服当前经济学理论创新面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与被动局面。

　　四、“双创”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学理论

　　创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与时俱进、兴旺发达的原动力。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要充分吸吮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也即要重视传统文化中究天人之际的认识论和逻辑精髓——整体论的本体论也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值逻辑的矛盾分析法和“中道、中观”三值逻辑的推陈出新。我们注意到西方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与我们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中道”、“中观”、“中庸”、“中和”、“执二用中”的“中”具有深刻的对应关系，问题是同样的一个“中”字，在这里为什么一个要排除“中”，而另一个却要反复地强调“中”的重要性呢？原来人类思维方式及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等在这里也受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因此，强调“中”的辩证逻辑恰恰就是我们建立中国话语体系最深层的逻辑出发点。因此从理论构建的根本基础——逻辑学方面讲，当前，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辩证法发展成为具有完备体系的辩证逻辑!关于这方面的工作钱学森同志晚年指出：“‘辩证逻辑’是什么？讲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因此，加强辩证逻辑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的研究和应用，分清单值逻辑、二值、三值逻辑的应用范畴及其在经济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十分重要！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深刻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需要关注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原创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无疑对广大理论工作者继往开来、挖掘传统文化认识论、逻辑学精髓，并以此来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要高度重视与信息技术发展的结合应用，注重传统文化精髓表现形式的现代化研究，重视辩证逻辑的建立完善和操作性问题。比如在我们国家治理中经常提倡的——统筹兼顾、多头并举、处理好各种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再停留在思辨哲学层面，而要通过辩证逻辑得形式化、科学化，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结合，寻找方法论工具，使之能够具体地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经济系统的管理之中。同时开展理论创新时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活动的具体实际，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虚心地向国学要智慧，重视民间学者的首创精神，向逻辑学者请教，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当前结合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项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既要重视经济的数量，更要重视经济的结构与质量，也即要更加重视经济系统的定性问题!诸如如何正确对待GDP和CPI的数字问题，我们就要注意这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数字都是仅注意定量而往往忽视定性问题，结果往往掩盖了很多矛盾，甚至到了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地步，2008年的危机爆发就是生动的例证！再有，我们看到如CPI数字本身就没有把地产、教育、医疗等因素反映进去，那么它能够反映我国人民生活的实际通胀吗?显然GDP、CPI作为抽象数，其本身就容易掩盖很多矛盾着的对对子——定性问题，如当前比较突出的产能过剩和贫富分化问题，我们就必须通过从定性到定量，综合两者才能解决，这是我国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有的放矢，解决好自己发展中实际问题的关键。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指出的：“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坚信，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当前我国广阔而充满探索实践的经济领域必将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最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