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主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历史现象。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民主的形成发展，同样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当我们破除了对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之后，就会发现，民主基因同样深种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之中。

　　一、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中有民主治理的基因

　　远在原始社会末期，从黄帝时代起，在古老的中华民族内部就有非常发达完善的民主治理体系的成功实践。我们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是怎么来的呢？大约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30世纪左右，五帝之首的黄帝部落崛起于今天河北省的北部一带，强盛起来之后，逐步南下，逐鹿中原，争雄四方，先后征服南蛮、北狄、西戎、东夷，败炎帝、灭蚩尤，在这一过程中，黄帝没有实行军事灭绝政策和暴力专制，而是和炎帝一起创建了具有浓厚民主氛围的炎黄部落联盟。由于炎帝年长于黄帝，年高德劭，所以黄帝尊之如师、敬之如兄，虽由黄帝执掌政权，但部落联盟的名称却叫炎黄。联盟内部实行的是具有原始民主特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和集体决策制，联盟议事会首先通过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然后再通过集体合议达成共识、形成决策，炎黄部落是典型的民主制联盟。此后，实力强大的炎黄部落逐渐统一华夏各部落，愈加兴旺发达，子孙繁盛，威名远播。其实，这种原始社会特色的民主制度从更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开始实行了，当时个体的力量无法战胜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必须集体作战，才能生存，中国自上古三皇时期起，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华夏伟大的人文初祖，都是善于发扬民主、汇聚民智、集中民意、凝聚民力的伟大人物，因而都取得了不同凡响的伟大成就。应当说，这种源于生存本能需要的原始民主是中华民族民主实践的历史源头，为促进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发展繁盛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毫无疑问，是黄帝轩辕氏把这种原始民主变成了生动活泼的社会治理实践，使之定型化，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进行了创立民主制度的最早探索，可以说，民主是炎黄子孙与生俱来的传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实践，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中民主最初的神圣曙光。

　　这种具有原始色彩的民主政治在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巨大推动作用。从黄帝起，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依次崛起，踵事增华，中华民族进入了氏族部落联盟的鼎盛时代。为效法黄帝民主风范，尧帝“置谏鼓”于廷，舜帝“立谤木”于路，并创立“禅让制”，伴随原始民主发扬光大的春风，中华民族由最初的符号记事进入创制象形文字的文字思维阶段，由上古时期伏羲首创的以符号和数字形式存在的《易经·八卦》等原始书册典籍开始进入文字定形阶段并得以广泛流传，文字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智慧创造的新阶段，也大大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大禹承接舜帝继位之后，创立了具有今天联邦制色彩的大夏王朝，原先以氏族、宗族和种族等形式存在的各种部落摇身一变而成为城邑制邦国，夏朝版图内小国林立，各自为政，但都统一臣服于夏王。夏末桀帝专制残暴、荒淫无度，为成汤所灭，汤建商朝，承袭夏制。夏商两代，中华民族一直实行和延续了以氏族部落制为基础的城邑式国家联盟的王朝体制。

　　商末纣王专权无道，周文王乘机而起，至武王灭商立周，西周时期，周王朝创立并推行分封制，周王朝册封的属国加之从夏商时期传承下来的氏族城邑制邦国，华夏版图内竟繁育发展出数千个城邑式邦国，邦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相待，都统一尊奉周王朝和朝觐周天子。周王朝崇道重礼，以德服天下，民主风气日益浓郁，民主的春风唤醒了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创造智慧，礼、乐、射、御、书、数并举，教育发达，文化繁荣，诗书礼乐逐渐兴盛，《易》《三坟》《尚书》《五典》《诗》《礼》《乐》等等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奠基的原始典籍书册先后问世。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先后崛起，周王朝渐衰，周天子王权式微，民主之风愈浓，于是乎，墨、道、儒、法、阴阳、纵横、兵、刑、杂、医、农等诸子百家乘势而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博大气象，包括天文、历法、医学、农学、艺术、宗教、文学、哲学等门类，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中华文明日趋成熟。诸子百家沐浴春秋战国时期民主的春风蓬勃兴起，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异峰突起的雄伟景象，也成为傲立世界文明之林的高峰之一。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没有民主的地方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更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文化的大繁荣、科技的大飞跃、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诸侯国所拥有的国家治理权远远超过今天世界上自诩为最民主的美国联邦制下的各州。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百家兴起的局面，就是因为周天子王权衰落、各诸侯国为争霸天下，在政治、思想、社会等各方面竞相广泛推行民主治理而充分激发和释放了人们的创造潜能和创造智慧所产生的文化奇观。可以说，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催生的文化奇迹。

　　战国末年，诸侯国之一的秦国逐步做大做强，传至始皇嬴政国力愈盛，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灭六强国后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因为秦的专制、暴政和严刑峻法，导致大秦王朝二世而夭。汉高祖刘邦灭项立汉之后，充分汲取秦亡之训，尽废秦法，实行宽松政治和包容政策。“三公坐而论道”，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从中央皇朝到地方政府，“无为而治”；经济上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让利于民；政治上广开言路，唯才是举，选贤任能，力行德政，广施仁政；文化上百家并举，百花齐放。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终成大汉雄风。唐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集团对汉朝政治文明传统都有所借鉴和继承。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民主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无疑是中华文明屡遭磨难而不灭、历经沧桑而愈加兴旺的真谛之一。

　　二、中华民族很早便独立使用民主范畴并形成独特的认知体系

　　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不仅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悠久而丰富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中华先民的民主思维和民主智慧，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早提出民主概念的国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主”一词是古希腊人发明的，是舶来品，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民主这个词出现很早，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经典文献《尚书·周书·多方》篇里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是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民主”的最早记载，尽管这里的民主一词与今义迥异，是指具有民主素养和民主作风的“民之主”之意，但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对民主范畴具有独立的创制权，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使用民主范畴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被称为明君圣主的帝王，都是具有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本思想的开明统治者，相反，对于那些没有民主意识和作风的专制者、独裁者，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等等之流，则被我们的先民们统斥为“暴君”“独夫”和“民贼”。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的治国理念，“与天合、与地合、占人和”的和谐思维，“爱民如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执政理念和政治文化，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丰富的民主理念、民主思想、民主追求和民主风范。

　　用世界眼光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是非常发达、非常完善而又非常先进的。中华民族远在上古时期就进行了丰富的民主实践和探索，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背后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民主思想、民主智慧和民主创造。

　　中国历史上在国家治理中一直存在的民主管理思想和民主治理实践，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中共同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集思广益、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传统。“得民心者得天下”，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更迭的定律。尊重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看重绝大多数人的力量，重视发挥绝大多数人的智慧，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和精华所在。其实，被西方自诩为人类民主唯一源头的古希腊，其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远不及中国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不仅空间范围狭小，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完全勿须囿于西方设定的话语陷阱里作茧自缚，而可以用文明承传、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教训来说明中国的民主问题。我们要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实践中所蕴含的丰富民主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这些实践和理念对今天民主建设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要通过历史的回溯，在历史的沿革兴替中追寻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承传逻辑和历史真谛，在历史的根源上、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找到适合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三、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看中西民主观的异同

　　中华民族自远古时期起就形成了集群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传统，成为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延续至今。《易经·系辞传》中讲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中国俗语则常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上，历来反对个人单打独斗，相信人多力量大、智慧高、好成事，主张广泛团结多数人共同奋斗。其实，只有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在轻松愉快的心态下，人们才能充分施展出创造智慧，这已被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作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和耸立在人类文明史上两座最雄伟的高峰，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和欧洲的古希腊文明，都是民主的产儿。古希腊文明虽然不是原创性文明，它是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沿岸遇合、交融的结果，但古希腊人在充分学习、借鉴和吸收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这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后来古罗马人在实行希腊化的时期所造就的古罗马文明既没有达到古希腊文明的高度成就，又因古罗马走向集权专制而衰落和消亡。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是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发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和思想解放浪潮孕育而成的文化奇观。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古希腊文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三者时代不同、地域相距遥远，但都伴随有相似的政治生态、甚至共同的社会背景，那就是三者都是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思想解放的伟大结晶，都是政治上民主推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结果，都是民主政治充分激发和释放人们的创造智慧而蔚然形成的文化奇迹。由此可以看出，民主是激发人类潜能和创造智慧的法宝。

　　与西式民主过于强调个人利益不同，中国式民主一向注重保护绝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悠久、最灿烂、最宝贵的政治文明传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民主政治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民主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中的精华所在，在中国悠久而漫长的政治传承中，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向主张“民贵君轻”，统治者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仁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己欲立先立人，己欲达先达人”以及“和谐”“和洽”为理想境界，崇尚“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四海为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执政者为了固民本而追求公平和正义，社会治理主张求大同、存小异，注重通过夫妻和谐、父子和谐、君臣和谐，实现家和国和天下和。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已成为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文化基因，这与古代的中亚和欧洲极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恰恰相反。反思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于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集体的力量，只顾上层统治集团的私利而不管下层百姓的死活，无疑是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随后的古波斯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不能长久延续、最后走向衰败、甚至被取代和消灭的文化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集权和专制的对立物，民主是破解政治专制统治、保护多数人权利的有力武器。

　　与西式民主过于强调个体人权不同，中国式民主更重视集体人权，即民权。中国古代政治中一向具有倾听民声、考察民情、注重民意、以民心向背为政治导向的优良传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一直存在的最宝贵的民主因素，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们创造了如纳谏制、举荐制、朝廷决策制、群臣合议制、弹劾制等等民主治理手段，对于维护中国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的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和单枪匹马的骑士风度的文化传统相比，中华民族更注重运用集体的力量，更讲究发挥多数人的智慧，更强调尊重群体的意志。可以说，从三皇五帝的兴旺发达，到夏商两朝的发展进步，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先后崛起，到汉唐盛世的横空出世，都是民主带给中华民族的文明奖赏。

　　与西式民主过于注重个性自由、个人意志不同，中国式民主更加关注保障个体平等的社会整体的公平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政治文明传统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国并没有经过南亚、中亚、北非、西欧国家曾经历的那种以人身占有为根本特征的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和奴隶制国家，这与中国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民主意识密切相关。当代中国人的民主观既直接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民主观的精髓，又直接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精华，坚持以人为本，为民做主，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谋求人民群众的整体、长远和根本利益；主张兼顾个人和集体、少数和多数、下级和上级、地方和中央的多重利益，力求综合平衡、和谐统一。西方则恰恰相反，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个人意志和个人私利，过于纵容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私利追求，往往以个人意志阻挡他人意志，以个性自由侵害他人自由，以个人私利妨碍他人利益、伤害集体利益。中国人的自由观是以不妨碍集体和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即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过度纵容个人的自由意志，就会侵害他人的自由和集体的利益。

　　与西式民主过于强调形式公正和程序正确不同，中国式民主向来注重内容正确和实质公正。众所周知，中国式民主主张民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民主的内容是其主要方面，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而不是相反，必须统筹兼顾民主形式与民主内容的和谐统一。民主的表面形式是程序，民主的实质内容则是实现民生幸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保障。从本质上来说，民主所要保护的是占社会整体绝大多数人的崇高权利和高尚人性，它所追求的是实现个人意志与群体意志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个人的所谓“绝对权利”，它所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所保障的是对真理和道义的呵护。程序与内容相统一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民主；过于追求形式完美往往走向损害民主的内容。

　　西方的民主观则过于注重民主形式的公正，古希腊的灭亡，已经证明了民主失灵的悲哀。刻意追求民主形式的结果便是常常走向民主的反面，徒具形式的民主常常使之蜕变成个人独裁和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残酷剥削与疯狂压榨的工具，苏格拉底之死、希特勒上台，难道不是西式民主的千古悲剧吗？曾经炙手可热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不都曾经是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高喊着自由、人权的口号，通过民主选举攫取国家政权之后，对国内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和疯狂压迫的吗？不仅如此，当代西方某些国家的统治阶层打着民主的旗号，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和只顾眼前不想长远的政治运行机制，已经成为美国等当今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痼疾。若不彻底改革，美国、欧洲走向衰落是必然的结局，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华民族的民主观，更注重民主的实质内涵，尤其注重倾听绝大多数民意，不刻意追求民主的形式，而是致力于能真正体现绝大多数人意志的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崇尚以民主捍卫道义和真理的力量。历史和今天无数事实反复告诫我们，作为治理天下的“公器”，只有真正体现占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时，民主才能成为弘扬社会公理、维护公平正义、伸张真理和道义的法宝，而一旦为少数存心叵测的人所攫取、操纵和利用，就会成为毒害天下的工具。

　　由此可见，民主是一个时代特征、历史差别、文明色彩和国情特色都非常鲜明和突出的历史范畴。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民主既有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研究民主问题，不仅要揭示其共同性，更要把握其丰富多彩的特殊性，以便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不仅如此，民主还是一个具有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维度的政治范畴，要从三个维度整体研究、系统把握，既要不断深化民主问题的理论研究，以便吃透本质、把握精髓，又要推进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民主实践的不断探索，使民主理论、民主实践、民主制度三者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良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成功之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深刻揭示了现代民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广泛的参与性、有效的回应性、程序的合理性和内容的公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自我纠错能力和机制。一种民主，如果缺少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它自然就会蜕变为少数人的独裁统治或利益集团所操纵的工具；而是否对人民群众的好恶具有持续、有效的回应性，则应当成为检验民主成功与否的试金石。近年来，以弗格森案为典型的美国系列种族歧视悲剧的不断上演，证明美式民主的无效。一种制度一旦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必然就会走向腐朽和死亡，民主也不例外。民主最可贵、最精彩、最伟大的所在，应当是具有自我纠错的机制和能力。而少数人投票即可当选的选举制，用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社会绝大多数人，这种抛弃民主精髓和真意的所谓形式民主，已经走向真正民主的反面，失效、无能和失败是其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