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强化和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我认同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就是阐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并获得一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形成一种确保其自我认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释系统以及得以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空间。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和哲学基础，体现出历史性、内在性、层次性、周期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只有深刻把握其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才能不断强化和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

 二

　　从实质上说，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并解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就是为了保持和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从而保持和更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我认同、社会主义理想的自我认同、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复兴理想的自我认同。因为上述一系列自我认同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既要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原则、旗帜和道路的自我认同，同时又要随时赋予其不断变动的时代内容。这是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重要枢纽。当前我们探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如何阐明和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及其时代更新，克服由于时代特征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其重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所可能引发的思想认同危机、思想偏执和思想混乱。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理想、实践目标、思想原则和思想结构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在时代主题、社会发展阶段和理论内容等方面又存在着重大差异。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一种动态的自我认同。离开同一性分析的差异性分析将瓦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我认同的思想基础，至少会缩减这种自我认同的历史范围和理论深度，而缺乏差异性分析的同一性分析则只能提供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僵化的自我认同。或者说，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性而忽视其同一性，就会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陷入认同危机；无限夸大两者的同一性而忽视其差异性，甚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都能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其“思想原型”，就会降低乃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创新性及其重大意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去变化自新能力及其自我感知。

　　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理想的长期实践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识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群众的长期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历史轨迹的思想写照，它不是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实践创造出来的，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而呈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实践基础；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又包含丰富的差异性；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富有深刻的时代内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源自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理论基础，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及其变革过程。我们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才能不断铸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及其生命活力和现实力量，并由此获得其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意义感。

　　在时代和社会处于缓慢变化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保持自我认同是比较容易的，尽管时常也会出现一些思想杂音，终究影响不了全局。但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要保持自我认同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既有其现实基础，又蕴藏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我们才能强化和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造就一种充分容纳既有思想成果、有利于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不断扩大的思想空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道路。

三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不仅需要我们对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重新思考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才能获得更广阔深厚的理论视野和思考空间，才能奠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我认同的哲学基础。

　　首先，考察一个事物本身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乃是因为其能够保持自己的基本性质的稳定性而不是排斥任何变化，相反，正是事物的不断变化及其阶段性差异，才使它扬弃了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而获得其“具体的同一性”，即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规定。真实的事物的同一性既有其基本性质的限度，又必然包含不断变化的丰富内容。恩格斯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场合涉及的只是狭小的环境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场合都是不相同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作为一个真实事物内部所包含的两极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是各占一边的两级，“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抽象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坚持“具体的同一性”的辩证观点。

　　其次，考察事物之间关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一个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内在地包含着差异性；两个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同样包含着差异性关系。事物之间关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样是不可分离的，不能将之抽象地对立起来。对此，恩格斯曾对人举例说：“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⑤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事物关系的真实内容。没有差异性关系的同一性关系，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没有同一性关系的差异性关系，则是缺乏任何规定性的混沌状态。

　　最后，正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阐明了事物的自我发展。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体现了事物及其关系的两重性，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同一性与差异性在事物的发展中都有其重要作用，不可偏废。

　　根据上述对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如果就其本身而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自的同一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系列发展阶段及其各阶段性的差异性；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看，两者则同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一性内部的差异性。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正是通过其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呈现出来的，抛开其同一性或差异性，何来继承或发展呢?继承不仅仅是某种同一性的重复，发展也不仅仅是某种差异性的突显，无法截然判明“继承与发展”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正是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相互交织、相互丰富，才真正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稳定与变革的有机统一，生动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追求。

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有其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体现出历史性、内在性、层次性、周期性、开放性等主要特征。

　　第一，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历史性。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不是由逻辑演绎出的先验的、抽象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而是在既有历史基础上，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具有深刻持久的历史连续性和生动变化的时代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次上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因此，两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发展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同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在奔腾翻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仅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浪花和漩涡，而且始终存在着勇往直前的时代主流，不能为眼前的各种变化所左右，而无视持久稳定的事物及其蕴涵着的基本方向。我们既需要一种历史主义的动态视野，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从历史主义跌入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思想泥潭。

　　第二，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内在性。无论就其实践基础还是理论基础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从毛泽东思想出发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思想方法和科学认识等都已被自觉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时代特征、人民实践和全党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续发展，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三，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层次性。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是有层次的，在社会理想、实践目标、思想原则和思想结构等方面，两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属于世界观层次、方法论层次；而在具体论点、具体做法等方面，两者则显示出鲜明的差异性。大体而言，层次越高，其同一性越强越稳定；层次越低，其差异性则越鲜明多样。这种层次性既保持了两者同一性的稳定性和实质追求，又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拓展性。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实质上就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理论表现。

　　第四，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就理论体系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自身的周期性。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或者说从“学习”到“创造”的思想转变过程，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由此形成了两者既富有不同的实践内容又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轨迹的周期性。二是就具体观点而言，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具有周期性，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思想圆圈，仿佛是回到出发点的思想运动。例如，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毛泽东更重视公平，强调“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邓小平更重视效率，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两者似乎价值取向不同。实际上，他们到底是强调公平还是强调效率，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就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同时注重公平与效率，更加重视公平”的转变。再如关于农村发展问题，毛泽东主张走集体化道路，而我国农村改革则是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起步的。这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实际上，农村改革最终是要走上集体化道路的。199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说：“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进行某种退却，欲进先退，目标则始终如一。我们需要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尺度，才能看清楚两者同一性与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的周期性。

　　第五，两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及其辩证统一性具有开放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具体关系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貌和理论重心。两者在上一个历史阶段呈现出如此醒目的同一性，也许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却隐而不显；同样，两者之间潜伏着的同一性，以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夺人耳目。两者的差异性，同样如此。一种奠基性的思想体系必然在以后的时代中得到多种回应，而其后继者的思想体系必然追根溯源，正本清源，根据不同的实践要求，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自我认同的尺度和象征。这样的思考、视野和想象力，可以防止我们将当前的论说绝对化，为之确立一个历史性的合理限度。思想的使命不是颁布教条，而是启发新的思想，从而帮助我们洞察现实及其变化的方向和潜力以筹划和指导行动。（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作者：王文兵，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