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之后，终于有人为我们端出了包子。孙立平提出，面对“很多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的现实，供给侧改革就是“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但问题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原来，“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而是弄两个馒头夹点咸菜就完了。”而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买不起，“包子10块钱一个”，“而馒头5毛钱一个，两个一块钱就搞定了。”于是，此人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老板的回答是，“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块。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块钱，房租一块钱，再加上人工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费用，你知道我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吗？两毛钱！我怎么降这个价啊。”于是，这位名牌大学教授得出结论，“只有疏通中间，才能打开两侧（供给与需求）。”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位教授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沉重的税费负担（目前各种税费在商品价格中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我国物流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一倍还不止）、昂贵的场地租金（在零售和服务业当中，房租已经成为沉重负担）、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的出厂价几块甚至几毛钱，但到了医院，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如旅游）。结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考虑到此人曾提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要求“减税让利于民”“停止房产税试点”等，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个包子，是新自由主义包子，此人想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走上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减税降费那一套老路上去。

　　但是，他的这一套主张首先是把错了脉。首先，哪个像样的经济学家会把因价格过高而卖不出去，说成是产能过剩呢？只有价格不高甚至降价也卖不出去的现象，才算得上产能过剩，也就是（相对）生产过剩。也许他会说，从成本来看，包子的价格不高，但消费者觉得贵，那就是价格高。同时，降价竞争，打价格战，而不是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也是与创新发展的供给侧改革思路相背离的。

　　其次，老板们追逐的是利润，即便打价格战，也是想通过市场占有的扩大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哪一个利润高，也是要看各种条件的，这也是一些商品不打价格战的原因。因此，即便减税降费，包子的价格也不会降下多少来。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包子里的税占了5块，而馒头却能卖5毛钱一个，显然，一个馒头里的税费远远少于5块，所以，问题只在于包子与馒头的税费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而不能一味地说税费高。而且既然人们不愿意买包子而是去买馒头，那么供给侧的改革不应当去转产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馒头么？再说了，要是降税使得包子多卖了而馒头少卖了，那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只不过是使包子的产能过剩，改变成馒头的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的难题仍然存在。

　　在这里，一个包子的物流成本和房租都达到了两个馒头的售价，难道是因为一个馒头的体积和重量和要比一个包子小很多吗？包子的物流成本高，只能这样解释，一是包子的保质要求比馒头高，比如包子必须冷链运输。二是包子运输的距离远：要么这个包子是一个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产品，消费者在当地的包子铺里买不到，得从外地运过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当地开分店就可以省去这块物流费，否则减免税费，只不过是政府牺牲公共收入变相地给这个包子铺出运费。要么就是网购的运费相对固定，网购的人们更愿意网购包子而不是馒头和咸菜。从而说明，这个包子不是一个低档商品。相反地，馒头是底层群众消费的，而包子再降价也会贵过馒头。既然穷人只吃得起馒头，那么包子少许降些价，穷人同样吃不起，倒不如收包子的税补贴馒头，让馒头多降点价。这也许还会使馒头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从而倒可能扩大包子的销路，如果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的确成立的话。当然，对上层人士来讲，10块钱的包子肯定是一个低档的商品，对它的需求自然有限，这个包子越降价反而越不被上层消费者看得上。所以，这个包子本身就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要对它做供给侧改革，未必在于降价，反而可能是要提价，用更高档的原料，比如把肉菜换成山珍海味，做更上档次的包子，当然价格也更高，这也许才是这类包子的出路。

　　此外，一个包子中房租占一块钱可太亏心了，合着消费者吃的不是包子，而是房租。西方经济学从实际的现象中发现，政府征收土地税，土地购买者会将预期应纳的土地税折入资本，将税负转嫁给土地出售者，从而表现为地价下降。土地税和土地价格的关系经常表现为：土地税增加，地价必然下降；土地税减少，地价必将上升。同样地，在大量开发房地产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房租贵和房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没有像国外那样开征房地产税。然而，上面那位社会学教授却呼吁“停止房产税试点”，就存在不懂经济学专业瞎指挥，南辕北辙的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生产过剩的国际经济危机向国内输入，冲击了国内一些商品的需求和销售，例如，受进口过剩奶粉和粮食的冲击，一些地方奶农被迫杀牛倒奶，农民的粮食销售遇到困难，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经济不景气也影响到政府财力不足，为减少养老金支出，甚至都不得不考虑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反而加大了政府财政的困难，减少了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福利预期，人们反而会更加精打细算，从而有可能会使5毛钱一个的馒头也渐渐买不起了。美国福特汽车的老板曾经通过提高其工人的工资，使之高出其他汽车企业的水平，而使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这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要企图把老板们的好建立在企业职工的受难上，那样会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不符合共享的发展理论。而且除非实施精准的只针对好吃的包子的减税降费政策，否则好吃的包子和难以下咽的包子会同等受益，难以下咽的包子可以继续赖在市场之中，挤压好吃的包子的市场，产品的结构无法有效地得到优化，创新产品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而实施精准减税降费政策，又存在认定包子是否好吃的问题，这无疑加深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并导致寻租机会的增加。实际上，既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就不应当用政府的降税来左右资源在包子和馒头上、在好吃的包子和难以下咽的包子上的配置，更何况，虽然政府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需要财力也就是需要财政收入作为保障的，更不能随便降税了。

　　总之，当前我们进行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改革是要调结构的，用创新的产品去应对国际经济大潮的冲击，如果指望有关部门采取减税降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调结构和创新，将只会浪费政策的努力，陷入经济困局而不拔。

　　（作者系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来源：“余斌老师读原著"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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