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25周年。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失败，教训是惨痛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不力、意识形态阵地逐步松动并最终垮塌是一个重要因素。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践、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政治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严重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认同基础

　　在苏联的历史上，苏共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列宁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在实践中的胜利。1932年苏共出版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该书的基础上，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确立了教科书体系在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此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教育基本上就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部依靠惯性循环运行，创新性不足。这种状况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又被异化为苏共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超前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外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些做法逐渐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认同基础，也一点点侵蚀并最终瓦解了苏共的执政根基。

　　到赫鲁晓夫时代，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领域广泛推行具有自由化倾向的“解冻”政策，苏共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始出现弱化，意识形态领域乱象初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问题日益复杂多元，而另一方面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却长期疲软不振，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致使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群众基础，政治精英们对它阳奉阴违，代表国家未来的青年学生对它产生强烈抵触。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为指导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失败和彻底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葬送之后，理论家们通过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担任苏共总书记前夕的一次政治演说，实质上就是一篇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宣言。

　　二、苏共高层领导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使苏共意识形态无以存身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的早期建设阶段和卫国战争时期，在列宁等杰出领袖人物的带领下，苏共高层领导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性，领导苏联走向了成功与强大。但随着苏共执政地位和苏联强国地位的巩固，苏共高层领导的理想信念渐趋弱化和动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勃涅日涅夫两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先后通过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上台，对苏共的思想纯洁性、队伍纯洁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波诡云谲、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很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了蜕变。在勃涅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国力达到了历史巅峰，苏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的消极懈怠情绪和享乐主义之风也随之空前滋长，再加上勃氏为巩固自身统治，以不断强化苏共领导层福利特权的方式大力培植亲信、笼络人心，更是造成了苏共高层严重脱离群众，执政理念逐步腐化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已经从整体上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集团，其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已经在长期的特权生活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彻底沦丧。

　　在距离苏联解体不到半年时间的1991年7月，当一位苏联政府官员被问到他是否是一名共产党员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意味深长的回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到苏共执政后期，“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沦落成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而由这些人所支撑起来的苏共意识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抛弃的命运。

　　三、苏共宣传思想工作自我孤立，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共宣传思想工作曾做得有声有色，孕育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影视、文学、歌曲、美术等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作品。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典中也相应出现了“思想颠覆”这一司法概念，认为，“思想颠覆”的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安德罗波夫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长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是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但是，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巨额投入与现实效果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广大民众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狂热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鲜明地反衬出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失败。

　　这种结局与苏共宣传思想工作长期的自我孤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这种自我孤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把宣传思想工作与文化建设工作生硬地割裂开来。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体系，它兼具了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功能与属性。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性，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必须与本国的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尤其要注重从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宣传思想工作的养分和资源，不断丰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在引领和活跃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效发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属性，将其简单等同于灌输式甚至是强迫式的政治说教，内容刻板、语言干瘪、态度生硬甚至于粗暴，让人心生畏惧而又反感厌恶。其次，把宣传思想工作与人们群众的利益关切生硬地割裂开来。在苏联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长期存在，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不发达，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得到满足。此外，苏联各行业、职业内部长期存在着分配不公，普通群众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情绪比较强烈。然而，苏共的宣传思想工作未能正面回应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也就更不能够正确地回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宣传思想工作的自我孤立使苏共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仅在形式上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在内容的真实性上也大打折扣，导致人民群众的排斥心理越来越强烈。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全国上下“意识形态迷茫”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广大民众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难以分辨是非正误，谈不上主动地选择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继续恶化，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全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所谓的“公开性”放开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管控，一些得到西方势力支持、具有强烈反共情绪的公知人物也极力煽动，最终导致苏共意识形态阵地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全线崩溃，不得不拱手让出了自己的执政权。

　　四、对社会思潮重强力管控轻疏导引导，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执政形象

　　社会思潮多元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后，作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一项举措，在文学艺术领域推行“解冻”政策，允许在文艺创作中有限度的思想自由，使苏联开始出现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苗头。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随着苏联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态势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状况，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理性分析和正确引导，但苏共高层却采取强行取缔“地下出版物”并严惩当事者的做法。这种缺乏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简单压制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各种宣传西方思想的“私下出版物”涌现，而且还使其中的一些出版物在民众中获得了迅速传播，并对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随之而来的是苏共通过克格勃系统严密监测和追踪这些出版物的源头，进行强制性的取缔和销毁，并且以“思想颠覆”罪名对编辑传播者施以流放、判刑、强制关押精神病院、驱逐出境等严苛惩罚。这些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执政形象，并且在国际社会给苏联造成了恶劣影响，成为西方国家对苏联加强政治抨击和思想渗透的口实。到了勃氏执政后期，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热衷于夹带西方出版物入境，宣传和传播西方思想成为隐秘的时髦，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如同冰雪消融般瓦解，并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彻底失败。

　　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政策，从外部瓦解了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美苏抗衡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苏联在组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名义上讲求“平等”“互利”“团结”，实质上却是以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政策片面追求和巩固本国利益。苏联在以“华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尊重他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强制性地要求其他国家复制和照搬苏联模式；为优先保证苏联的生产和消费需要，粗暴干涉他国正常的经济发展节奏，打破他国的产业结构平衡。在处理党际关系上，苏共习惯以“老子党”自居，动辄批评指责、甚至直接插手他国共产党的党内事物，扶植亲苏势力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为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与此同时，出于与美国争霸的需要，苏联在全球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广泛争夺和抢占势力范围，对地区性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并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苏联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具体行径，与共产主义的宗旨和使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仅引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满和抗拒，而且造成了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决裂与完全对立，还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极为负面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国家形象。一个国家的政治主张及行动往往是其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而集中的体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在不同层面的国际关系中所展示的负面形象，从外部瓦解了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内外交困的格局，加剧了苏共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也加速了苏共和苏联走向最终的败亡。

　　说到底，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决定了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主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如果背离了这个主张，意识形态阵地就会丧失，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并最终被人民和历史所否定。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强国地位巩固之后，苏共逐渐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忘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党异化为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把马克思主义异化成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的封闭僵化的理论教条。这样，苏共的意识形态主张就丢掉了它的人民性，从而也就失去了正确性和科学性，难以避免地一步步走向失败，并最终导致人亡政息的结局。　

　　（作者系云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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