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这就指明了一个十分正确而又极其重要的理论创新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新理念，突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力量是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新概念和新理论，迫切需要在与西方相关话语的比较中深度阐发和积极传播。

      共享发展新理念的形成

共享发展新理念早就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2013年3月他就提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等其他四大发展理念，是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共享发展进行阐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核心思想的共享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向，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结晶和升华。

当下中国已进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治理的深水区，共享发展理念突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力量是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指明正确方向。

      “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区别

西方经济学有“分享经济”这一概念，但要将之与近年网上热议的同音异义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利用闲散资源，通过高效率信息发布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低价商品或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这种分享实质是以营利为目的而非公益的，与其他市场交易行为本质上并无二异。西方经济学中的“分享经济”，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解决国内滞胀问题提出的将工资与企业利润关联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固定工资只能应对正常经济环境，在固定工资模式下，当经济受到意外冲击时，只能解雇员工，这就会造成需求不足，国家为创造就业采取积极货币政策又会导致通胀。将工资与利润挂钩，经济萧条期可自动减少工资成本，避免裁员与滞胀，经济繁荣期可以激励员工以更高效率工作，增加总体收益。受“分享经济”理论影响，美国不少公司纷纷实施以员工持股为主的分享计划，截至2012年已有1100万工人参与该计划，分享利润8700亿美元，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看似都是劳动人民参与新价值的分配，然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经济”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分享经济”有着重要区别。首先，表现在两者建立在不同的产权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基础上。“共享经济”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产权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相联系，其共享主要通过占主体的公有制企业来实现，即由每个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劳动报酬实行按劳分配，企业内部贫富差别不大，而占辅体的非公有制企业则通过劳资两利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也能在一定程度实现共享。而“分享经济”与以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基本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相联系，其分享主要通过占主体的私有制企业来实现，即生产资料为私人占有，在资本家的支配下由工人使用，按股分配利润，从而形成股份较少的大量工人获利较少的分享格局。其次，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共享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促进全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全民共同增加主人公幸福感，全民共同提高富裕水平为最终目的，而“分享经济”则是以延缓经济危机为动机和手段，少量分股分利给工人，以便实现资本家的长期利润最大化。

      “分享经济”与资本修复

“分享经济”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资本修复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资本修复是指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恢复利润率。资本带来增殖价值的同时，也由于其逐利本性，造成了大量经济、生态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造成经济衰退、人民失业、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危及制度存在的后果。要缓和这些矛盾，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运行，就必须对资本进行修复。

资本修复的方式多种多样，“分享经济”便是资本修复的手段之一。资本家通过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股权红利的形式分享给工人，使员工对企业更有归属感和责任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主动节约资源，最终为资本家带来较之不分享情况下更多的利润，也为工人带来更多收入和福利。另外，提高工人收入，有助于提高其商品购买能力，从而刺激有效需求，实现资本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缓解因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调，推迟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延长经济周期循环。况且，资本家将利润的一部分与工人分享，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可以使工人领袖获得更多利润，从而削弱工会的反抗力量和谈判能力，缓和阶级矛盾。

但从长期看，经济危机都源于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是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结果。“分享经济”只能缓和阶级矛盾，但失调还是会以一种慢性积累的方式增加，阶级矛盾也会随着财富差距不断拉大逐渐尖锐。前几年波及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中提出“99%与1%”之间的贫富对立，就表明了这一点。

      “共享经济”：劳动与资本双重修复

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劳动修复比资本修复更加重要。劳动修复是指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包含劳动者生存和繁衍后代的初级修复、劳动者教育与培训的中级修复，以及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高级修复三个层次。劳动修复的因素包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条件、教育程度、个人发展、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消费劳动的过程就是商品和私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劳动者只被看成是生产的工具，其主体性不可能被真正确立，劳动无法实现真正的全面修复。

即使在“分享经济”进行资本修复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也决定了劳动修复的有限性。虽然“分享经济”提高了工人收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追逐私人利润最大化的本性，生产资料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均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首先，在经济繁荣时代，工人由于共享利润，其劳动的初级修复和一部分中级修复还能顺利进行；但在经济危机时，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初级修复都无法得到保障。其次，随着技术进步、大机器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会将更多的工人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来。

与“分享经济”相反，“共享经济”不但具有“分享经济”所具备的全部资本修复功能，而且其主要目的和作用表现在劳动修复功能上。与“分享经济”的资本修复功能仅反映在分配领域不同，“共享经济”对劳动的修复全面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

　　第一，在公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信息的充分互利共享，企业之间可以利用知识易传播性、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成本递减等特性，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和垄断人为制造的知识传播壁垒，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带来的增长红利，将经济蛋糕总体做得更大，为全民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根据“发展依靠人民”的理念，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处于管理者和主体地位，这有益于劳动人民实现其个人价值和全面发展，完成高级劳动修复，有益于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和生产知识，通过“干中学”效应实现中级劳动修复。

第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企业利润由劳动者与投资者共享，这充分表现为劳动者在公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按照劳动贡献参与分配，也表现在非公有制企业逐步提升劳资两利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这与“分享经济”下资本家凭资本所有权获得绝大部分收益是不同的。公平合理的分配结构能够带来协调合理的生产结构，从而实现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第四，在交换领域，不同交换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由于产品信息互利共享得到极大降低，变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利润，提高劳动人民分配到的“共享经济”收益。

第五，国家合理安排经济利润，将一部分收益以税收形式集中，并运用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如公园、医院、学校等上。这既可使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又能保证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等高支出的产品被充分消费，进而全面完成劳动者的劳动修复过程。

简言之，“共享经济”理念下的公有资本修复和劳动修复摆脱了“分享经济”下两类修复相互矛盾的困境，成为互促互补和带动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以公有资本修复获得更多经济利润为基础，扩大社会经济利润总量，再以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将经济利润为全民共享，从而促进各级劳动修复的完成。与此同时，高效、完善的劳动修复坚定了全体劳动人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增加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了他们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加速发展，争取更多的经济利润，以完成资本修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081］的阶段性成果）